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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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爱兴亡"是古代丁忧制度的一个特例，当官为父母（祖父母）哀悼时，君王下令夺其私情，在原有的官位上继续忠于君王和国家，舍小家为大家。

明朝中后期，爱情的复苏成为党争的工具和利器，把家国抛到九霄云外。

在以孝治天下的儒家伦理价值下，为家而忧是正常的，为国而奋斗是特例，但家国之争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汉魏晋以来，儒家伦理价值逐渐成为官方倡导、民间遵循的普遍规范，"以孝治天下"深入人心。所谓孝子才能有忠臣，家和国实际上成为价值和利益的共同体。比如汉代对人才的选拔是"孝廉"，孝子才有资格侍奉君主，成为忠臣。

与这样的价值观相对应，至少从晋代开始，丧葬制度就要求官员"忧丁"。父母（祖父母）去世后，必须离开工作岗位，回家集中服丧一段时间，以尽孝道。

丁忧制度符合孝道的伦理要求，但不一定符合君主治理的需要。对于那些位居丞相、辅相的大臣、高官来说，因为丁豪的突然离去，往往会给国王或政府带来很大的干扰。在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下，如果主官因亲人去世而离开，对国事也极为不利。

因此，朝廷不得不采取"夺势而复"的手段，确保政务、国事不被耽误，使官员忠于国家。

但这显然与"以孝治天下"的伦理原则相违背，也凸显了在家做孝子与在朝做忠臣并不完全一致，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家与国的斗争，也是"以孝治天下"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明初，他们严守丁忧制度，不夺其情。

南宋大儒朱熹将儒学引向机械僵化的"理学"状态，南宋和蒙元都没有付诸实践。然而，继元朝、朱明王朝兴起后，以恢复汉人价值为标榜，朱熹的学说从一家之言，上升为民族价值观。加强丁忧制度自然在朱元璋的考虑范围之内。延长母亲服丧期，平等对待父亲服丧期，改革丧服制度等。同时，从战争的需要和崇文抑武的角度，决定了只有文官才能忧丁，武官不能忧丁。

朱元章

在洪武朝，朱元璋很好地贯彻了自己的制度。明初，他也允许刘基和宋濂回家，没有强迫他们的爱情。

从"永乐"到"正统"，"夺爱"重新成为一种惯例

明成祖永乐年间，因北伐蒙古、迁都北京、编纂《永乐大典》等，朝廷政务繁多。

针对这样的局面，朱棣第一个就把杨荣、简义、夏元吉等丞相大臣重新赢了回来。经过洪熙、宣德两朝，丞相和高官们再把局面抓起来，几乎成了惯例。正统、景泰、天顺年间，因土木堡之变，国事纷扰，仍有不少复归之情。

虽然不时面临言官的批评，但由于以上皇帝对政府有相当的控制力，言官的声音并没有演变为朝野的声音。家国之争并不突出。

成化初年，五代宗主李贤引起轩然大波。

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十二日，李师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五代元老、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的父亲病故，李贤按照惯例申请丁忧，皇帝不允。

李贤回家料理丧事，5月回到北京，重新夺回职位。

此时，刚刚在廷考中高中状元的罗伦，说出了李贤接上硕直考节目的情况。虽然罗伦最终被贬，但由于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新儒家，他的被忽视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此后，大臣的喜爱逐渐减少，而丁酉寿制度则恢复了正常。

明代中后期，爱情之争成为党争的工具，家国之争演变为利益之争。

成化以后，比较著名的道情案件是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他因为对言官的批评而闹得沸沸扬扬。

张居正

张居正对爱情的攻击虽然有违道德准则，但对他的攻击最终导致了朝廷派系的利益之争，完全背离了初衷。而这一次主角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局。张居正死后，他的房子被搜查，他的尸体几乎被打开和鞭打。

作为丁忧制度下的权宜之计，他试图以忠君来解决违反人伦的问题，但始终在理学和道家的批判下挣扎，家国之争无法平息。

这里是《薇米笔记》，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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