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最后一只靴子落地。

当地时间7月17日下午，美国商务部在其官方网站上更新了对华为最新一轮的限制措施，加大了对华为及其关联公司采用美国技术和软件的限制。

这份禁令无论从纸面上的话语逻辑还是现实层面的行为逻辑都告诉了我们什么叫“极限施压”。对美国商务部来说，这个“极限”已经到了几乎不太可能有下一个禁令的程度。

相比今年5月份的版本，它在原有基础上的核心内容增加了250个字左右，进一步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对华为来说，到底在什么意义上FDP（外国直接生产规则）是有效的；第二，EAR（出口管理条例）对华为的约束范围是什么。这两条可谓刀刀见血，直指华为的要害。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在新一轮禁令发布之后，都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他们毫不讳言，新禁令的目的就是为了堵上华为企图走第三方路线获取高技术芯片的“漏洞”。

8月17日，升级版华为禁令出台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邀功请赏”

这份极限施压封锁令让两个多月以来围绕华为芯片供应问题的各种新闻有了别样的解读方式，比如高通曾经动用游说集团向特朗普诉苦，要求放宽禁售华为5G芯片的政策，否则80亿美元的市场就拱手让给别人了。

虽然目前不得而知高通此番游说是否对新版本的华为封锁令的出台有直接影响，但商务部用这样的手段直接回应了高通的诉苦：这80亿美元你拿不到，那我让其他人也得不到——这是直接用杀死市场的行为解决高通、台积电、联发科或者三星与华为芯片供求博弈带来的烦恼。

但是如果再联系到另一则新闻，美国商务部的这个举动就相当耐人寻味了。

上周五，特朗普政府批准临时豁免针对华为等中国五家厂商的禁令到9月30日，以使五角大楼承包商们继续使用华为和其他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

此前，美国就已计划在8月正式出台新的联邦政府采购禁令，禁止华为等五家中国企业成为联邦政府的供应商，这份禁令也是去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的提升版，即限制所有美国政府的供应商采用华为等五家中国厂商的设备，否则就要从政府供应商名单踢出去。

这份禁令甫一出台，大大小小的各个生态链上的政府供应商们怨声载道，抱怨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无法及时找到替代方案，诉苦大会的主角是国防部负责采购和维护事宜的副部长艾伦·洛德（Ellen Lord），她警告参众两院的“老爷太太”们，五角大楼的承包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遵守政府范围内的禁令，否则有可能使国防工业基础陷入混乱。

尽管代表400余百家为白宫提供服务的专业服务委员会（PSC）有一部分人认为最合适的宽限期限是一年，但迫于国防部压力的特朗普还是只给了承包商们一个多月的缓冲期。

7月16日，美国国防部请求与政府供应商相关的华为禁令截止日延期（@The Business of Federal Technology）

和美国商务部基于FDP和EAR对钳制华为层层加码不同的是，2018年8月份敲定的这份《2019年国防授权法》是规定美国各级政府采购商逐层剥离与华为等中国企业合作的底本，它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争议，华为在2019年3月就其中的第889条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过诉讼，认为这一条有违宪嫌疑。

而且我们可以从专业服务委员会（Professional Services Council）主席大卫·贝尔图（David Berteau）6月份在接受华盛顿特区电台“联邦新闻”采访时的一席话中，看出这两年的美国《国防授权法》（包括前不久刚刚敲定的202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针对华为的限令有诸多荒谬和不可操作之处。

他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首先，如何界定“使用”？比如你走进一个机场着急赶飞机，而机场的监控摄像头用了华为的零配件，那么作为政府官员是否在“使用”与华为有关的设备？五角大楼内的清洁工人使用的笤帚和扫把完全有可能来自和华为有合作的某中国企业，保洁硬件的使用算不算违反了华为采购禁令？再者，如何界定政府承包商？亚马逊曾经向某些中国公司采购过口罩和呼吸机作为军用，而亚马逊的云计算平台又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云计算承包商之一，那么按照《国防授权法》，那么这批口罩和呼吸机的采购就算是“资敌”，也是违反相关禁令的。

所以，大卫·贝尔图对《国防授权法》有关华为禁令的吐槽只要有两点：语义的模糊性导致政府采购不是与华为为敌，而是与整个中国制造体系为敌；采购商层级划分的模糊以及新冠状疫情的严峻，让剥离华为设备的操作无法真正落实。

美国商务部vs国防部的华为暗战

综上所述，《国防授权法》的华为禁令的截止日期一拖再拖，主要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压力，这和五角大楼背后成百上千的承包商的诉求不无关系；而美国商务部则走了和国防部相反的方向，8月17日这份新的华为“断供补丁”打上去之后，让原本的9月15日老禁令的截止日期变得无关紧要了，换言之，美国商务部已经对外界猜测的9月15日之后是否会再次推后对华为芯片断供截止日期做了完全否定性的回答。

由此，我们至少梳理出美国国内两条封杀华为的路径：一条来自参众两院讨论之后，形成财年法令的《国防授权法》（NDAA），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华为本身，而主要是给美国各级政府尤其是给国防部门的承包商们套“紧箍咒”，限制他们与华为等中国企业的采购交易；另一条则来自白宫和商务部，直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挥舞国家安全的大棒对华为搞技术封锁，目标直指华为手机芯片和5G网络设备。

那么，这两条来自不同路径的华为禁令之间有什么关联？是表与里，唇与齿的关系吗？今年年初的一条新闻，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一月底突然爆出了一条新闻，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联合反对商务部进一步限制美国企业向华为供货的提案，商务部一家单挑国防部和财政部两家，一人难敌四手，败下阵来，只得忍气吞声收回该提案。

1月24日，美国商务部限制华为的新提案，被五角大楼否决（@华尔街日报）

集微网查询一月初美国商务部的这份扩大华为限制令的提案，发现它与8月17日提案内容有高度重合之处：不但把美国制造的敏感部件的比例门槛卡死在10%（原来规定为25%），而且还规定涉及到广泛使用的美国软件、芯片和其他组件都将对华为实施卡脖子政策，而且这份提案还扩大了使用美国技术在海外制造商品时的管辖范围。

所以说，这份最严苛的华为禁令的草稿，美国商务部至少在今年1月份就已经起草完毕了，但慑于国防部和财政部的阻挠，没有顺利实施。

为美国国防部冲在前面打头阵的是半导体行业协会，他们认为升级版的华为禁令可能会降低美国行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美国国防部借机发声，抨击商务部的这个举措将降低美国企业的利润，从而减少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不利于美国企业的长远发展。

国防部和商务部在升级华为禁令问题上产生的裂痕正式曝光于天下，让我们明白，美国国内的头部利益集团，对华为的态度并不是铁板一块的。

双方产生裂痕之后，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随后席卷了全球，美国成了重灾区，也成了世界各国抗疫的典型反面教材。半年多以来，美国的疫情管控不利让关系本来就不睦的国防部和商务部，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疫情，特朗普于3月中下旬启动了启动《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简称DPA），宣布自己成为“战时总统”，这个DPA项目是通过国防优先和分配系统DPAS（Defense Priorities and Allocations System）运作的，但生产的口罩、呼吸机等“战备物资”优先供应国防部调配，也就是说整个美国疫情的后勤物资生产和进口，由商务部搭台，国防部唱戏。

但几个月下来，国防部和商务部的配合显然很不默契，双方龃龉不断，商务部暗地里指责五角大楼在采购防疫物资时吃了不少回扣，能对疫情防控做好通盘考虑，国防部部长埃斯珀面对指责，多次缺席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草案的讨论，军界与商务部的关系在6月份一度非常尴尬，为《国防授权法》华为禁令的截止日延期埋下了伏笔。

为何商务部比国防部更倾向于对华为“下死手”？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解答一个令人感到疑惑的问题，为何国防部在华为问题上的“脱钩意愿”要低于商务部？五角大楼为代表的五人集团貌似应该更好战，国家安全利益的口号喊得应该更响，但事实看来并非如此。

集微网之前已经做过分析，五角大楼把稀土的开采、分离以及进出口视为禁脔，利出一孔，形成了和外界相对隔绝的“稀土影子帝国”，二十几年来，美国国防部尚未能找到一条不依赖中国的稀土自足方案，面对中国可能抛出的稀土杀手锏，五角大楼相当忌惮。

而商务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对此，集微网采访了卡耐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世行前驻华大使黄育川先生，他为我们揭开了中美双方的谜之商贸——中美贸易相关性谬误。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外投资国，每年在海外的投资额大约有5万亿美元左右。日本的海外投资，投往中国的占了20%，中国台湾投往中国大陆的占他们“投资”总额的25%，韩国是15%，而中国大陆只占到美国海外投资的1%。而在这1%的海外投资中，半导体芯片原本排在农产品、洋垃圾、波音飞机之后列第四位。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灰色曲线）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红色曲线）构成了鲜明对比，前者从2001年到2016年，不但总额很低，而且不增反降（黄育川先生制图）

在中国决定停止进口洋垃圾、限制进口美国农产品之后，中美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主要受波音飞机和电子零配件的影响，而这其中的一大部分又被服务贸易而非产品制造本身所占据。所谓中美贸易相关性谬误，就在于中美贸易的依存度主要靠的是输出和进口服务（service），产品本身只占到顺逆差影响率的35%左右，它主要有两部分构成：波音飞机和半导体芯片（包括软件设计）。于是，半导体芯片成了美国少数几个能在商贸领域拿得出手的反制中国制造的杀手锏。

半导体芯片是一个看似高度全球化，核心技术却又集中在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国家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完成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扼杀，成了美国商务部门看似疯狂却又极为理性的选择。相比五角大楼，他们的顾忌更少，手里的牌也更有力量。

结论

几年来，美国白宫和商务部对华为禁令层层加码，逐渐逼近技术遏制的上限，在戳破自由市场的神话同时，也让我们犹如带上VR眼镜一般，身临其境地观摩美国是如何动用倾国之力试图以技术隔离封杀的手段扼杀华为的，白宫和商务部以直接以行政命令干预半导体芯片行业的上下游供应链，立法部门负责政策兜底自圆其说，附带“有罪推定”的审判功能；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了相比美国商务部的决绝，国防部流露出对华为禁令逡巡和犹豫的一面，让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芯片制造的内功，对等反制的空间有多大，以及发力点应该如何去合理掌握。（校对/零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