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了商族的历史传说和商始祖后契的故事后，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一个新的问题：商族的族源，或者说商族的根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商族曾是一个“流浪”的族群，史书记载其曾“八迁”。正因为此，学术界关于商族族源地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连商丘人熟知的“商族起源于商丘”这一学术观点也曾饱受争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学术之争此起彼伏
商族在成汤立国称王前曾多次迁徙，《尚书·序》中这样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契至汤八迁其居。史学泰斗王国维先生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中对商人先公的八次迁徙作了详细考证。王国维先生的原文比较长，而且不便于大家理解，所以这里就不再给大家重复了。
后世学者将这商族八次迁徙之地进行了仔细考证，考证出这八次迁徙之地分别为：1.契自亳（河南商丘一带）迁居蕃（山东滕县）；2.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3.昭明归商（河南商丘一带）；4.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5.相土复迁商；6.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7.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归商；8.汤居亳。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商人早期历史上的所谓八次迁徙应当是虚指，实际上当时商族应该经过了很多次迁徙而不仅仅是八次。商族的屡次迁徙，还有相土作乘马的传说显然是当时商族尚未完全定居，仍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的写照。正是因为商族早期的这种生活特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把他们每次迁徙的过程、目的地一一考证清楚。但经过大家不断的研究，商族大致的活动范围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商族在早期历史上的频繁迁徙给后世学者追寻商族的族源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学术界关于商族族源有着很多对立的观点，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方、西方、浙江、东北四说。
浙江说由考古学家卫聚贤提出，他认为“殷人在浙江迁于河南”；东北说由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提出，他认为商族是北方氏族，契居于北方，契之子昭明所居砥石是辽水发源处，在今昭乌达盟克腾旗的白岔山。东方说和西方说的历史更悠久，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学说的老根子追溯到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
司马迁写《史记》时只说封于“商”，但“商”在什么地方却没有说明。于是围绕“商”衍生出了东方说与西方说两种说法。东方说认为“商”是河南商丘，如《左传·昭公元年》《左传·襄公九年》《汉书》《括地志》《史记集解》《史记正义》等古籍记载均支持这种观点。西方说则认为“商”是陕西商州，一些古籍中记载了这一观点。不过对于商为陕西商州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在他的《说商》中对此进行了驳斥。
河北说异军突起
尽管历史中有关商族起源的各种学术观点为数众多，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主张的河北中部和南部应该是先商文化起源地的说法。这一说法结合了很多考古发现，认为漳河流域是商族唯一的起源，以尸乡沟商城或以郑州商城为商代第一都亳。
邹衡先生认为，以大量考古学资料作类型学分析，殷商文化来源于先商文化漳河型，而漳河型先商文化主要源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同时也受到周围其他文化尤其是山西境内的古文化的影响；通过对文献中商族先公居地的考证，认为商人最早活动于河北省南部大片平原上，其中心地点应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稍后则渐次向南扩展，直到成汤之时才渡河占领郑亳，也就是郑州。
邹衡先生的这个论点经过其他学者的参与谈论，目前得到了一个较为一致的观点：下七垣文化应为二里岗文化最可能的来源，也就是商人立国前所遗留的文化遗存。此观点便为豫北冀南说。这里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豫北冀南说中涉及的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在北起拒马河、南至沁水、东至豫东西部、西达太行山东麓的广大范围均有遗址发现。
在学术界，赞成邹衡先生观点的多为考古学家。他们主要运用考古学方法或方式来分析考古遗址，这种方法因其实证性会使结论显得较为客观与科学，但也不可避免一些片面性的缺点。例如运用考古类型学通过分析器物特征的方法主观推测性较强，如不能和史料分析相结合，则无法得到较为扎实的结论。
邹衡先生所主张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应该是先商文化起源地的说法虽然越来越成为主流观点，但豫东鲁西南说也不能轻易否定。一方面是因为豫东“商丘”说在文献资料上有着更多的证据，另一方面是在考古遗址中此学说也并非毫无证据。考古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豫东鲁西南也是支持的，他们大多主张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即王油坊类型）为先商文化。
客观地讲，目前在学界之所以出现豫北冀南说胜于豫东鲁西南说的局面，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商丘地区无古可考”。由于商丘地区处于黄泛区，古代遗址多被深埋于地表下十几米的深处，所以考古发掘极为困难。
商丘说不易否定
尽管商丘地区考古发现较少，但我认为不应该因此就完全否定豫东鲁西南说，仅仅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便轻易下结论是应该避免的。豫东地区虽然暂时没有发现先商考古遗迹，但这并不代表先商遗迹的不存在。根据现有的考古考察来看，豫东鲁西地区拥有着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二里岗文化等多种文化遗存。考古遗迹说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特别是夏邑清凉山、三里堌堆、鹿邑栾台、杞县鹿台岗、菏泽安丘堌堆等遗址的发掘已经证实商丘一带为岳石文化分布区。
有学者认为豫东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类型，与鲁西平原的梁山青堌堆等岳石文化遗址所反映的面貌一致，说明夏代中原文化迅速东进，其中主因是商族势力向东发展，岳石文化的一些氏族受到排挤向淮河一带迁徙。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豫东岳石文化极有可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前身。他假定在豫东发迹的商人向西向北发展，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即邹衡先生所说的漳河流域的先商文化，造成上层来自东方下层来自本地的殷商社会。
商丘地区的李庄遗址能为张光直先生的设想提供支撑。李庄遗址里的一个祭坑里有9头牛，表明祭祀重要和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这个发现在龙山文化遗址里是没有先例的。《世本·作篇》《楚辞·天问》《管子·轻重戊》《易·旅上九》等古籍记载都说明殷代先祖与家牛有着密切关系，而这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把结论简单点说，考古专家们认为：柘城李庄遗址的龙山文化与虞城马庄的仰韶文化遗址相比，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着源流关系，它反映了豫东龙山文化可能是自成体系的新线索。
我认为，对于商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应当结合文献、考古以及出土资料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甲骨文献中帝辛（商纣）征人方的路线图为我们从另一方面探讨“商”之地望提供了依据。甲骨学家、古史学家董作宾先生在其著作《殷历谱》中对有关帝辛征东方属国人方相关的33片刻辞甲骨资料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之地望距当时的商都安阳还有一段距离。
董作宾先生将帝辛十年、十一年东征人方的行军路线复原出来。从甲骨刻辞记录来看，这次远征在帝辛十祀九月甲午作出出发的决定，在闰九月癸亥日商王军队到达了鲁西南，然后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达商邑，在返回途中从商邑到达靠近黄河的一座城邑也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这时商王军队已经离商都安阳非常近了。
通过计算“商”邑距离鲁西南与距商都安阳的距离，“商”之地望在商丘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另外，殷人以其故都“大邑商”所在地为中央，称“中商”，由是而区分四方，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这从另一侧面证明“大邑商”即为商族起源之地。所以说，甲骨文献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商族起源于商丘这一历史事实。
主讲人/马媛媛
文/贾若晨
来源：商丘发布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