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孩提时代背诵过的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至今仍声声在耳。在提倡节约粮食的同时,不妨也来了解一下日常餐桌上司空见惯的主食:小麦和水稻。

在新出版的《人文草木:16种植物的起源、驯化与崇拜》一书中,就有关于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植物和农作物的文化记录和历史发展。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其中有关小麦水稻的历史发展,它们从何起源,又经历了哪些波折?

从小麦到馒头

作为“五谷”(稻、黍、稷、麦、菽)之一,小麦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中国种植了。据考古资料,最晚在距今4500年前,中原地区就已经开始种植小麦了。过了一千年,到了商代早期(距今3600—3300年),小麦逐渐取代粟类作物的地位,成为中原地区种植量最大的作物。

关于小麦的起源,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是小麦的起源地之一,这些小麦都起源于中国本土;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些小麦同欧洲小麦一样,都是西亚、中东小麦的后代。当然还有第三种观点,中国的小麦,是本土小麦和外来小麦长期杂交选育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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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出土的中国古代灶台(模型)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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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壁画上的面食

当然,面食不可能从考古工地上出土出来,文献上的记载又过于简略和含糊不清,我们现在很难说清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吃面食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人一般不是用烘焙的方式把面粉做成面包,而是以蒸煮的方式做成馒头、饺子。

关于“馒头”的起源,现在人们都知道始于三国时期,据说还是诸葛亮发明的。这并不是民间传说,而是有史料作为根据的。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载:“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首祭之,神则飨之,而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牛、羊、豕之肉包之以面,象人头,以祠神,亦飨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谐音“蛮头”)

诸葛亮的“馒头”是包馅的,其实更像是现在的包子。至于今天北方人所说的没有馅的馒头,在古文献中一般被统称为“饼”,如《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炊饼”,其实就是馒头。两宋时期是“蒸饼”“馒头”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到了元代,馒头、包子的概念,才跟现在的馒头、包子基本一样。不过在有些方言仍然保存着“古意”,比如今天的上海话依然把没有馅儿的馒头称为“淡馒头”,将包有肉馅的包子称为“肉馒头”。

上下一万年:中国水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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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距今6000-7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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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的古稻谷和古稻米,距今约8300-9000年

这些遗址的发现,将中国的水稻栽培史上溯到10000多年前,也就是说,中国就进入了原始农业文明。通常我们都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如果从水稻栽培的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上下一万年”。这些栽培稻遗存的发现,也充分地证明水稻的原产地就是中国。

“待开农务试验场”:现代中国稻作科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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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观楼今日景象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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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观楼前的二人肩舆(用肩膀担起的轿子)北京市档案馆图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一些农书记载作物的栽培方法,但基本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土科技”,与现代农业科技差距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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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农事试验场照片 资料图

在这一时期上海的竹枝词中,就专门有一首说的是《待开农务试验场》:“频年农务失精祥,为少公开试验场。何料配田宜配合,改良土质小丰穰。”(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大约创作于1906年前后)而实际上,在上海等开风气之先的地区,类似的农业试验,包括水稻的栽培,早就开始了。

在戊戌变法前夕(1897年),上海率先成立了农务会,从日本引进水稻新品种在浙江瑞安试种。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各种思潮中,有不少维新人士提出兴办农会、农事试验场、农业学校和翻译出版外国农书的建议。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些提议在随后几年开展的清末新政中为清政府所采纳,农事试验场就是其中之一,另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农学。1905年,清政府选派了第一批共30人赴日本学习农学。1908年后,清政府又利用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选派了一批农科学生前往美国学习。这些留学生,是中国最早的接受过正规农业教育的人才,后来成为中国水稻育种科学的开创者,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续人才。

1914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行文各省,要求在新谷登场时将各县稻种检齐送部。此后,农商部则将送来的稻种检定分为四等,将最优的稻种开列清单分发各省,以便来年试种。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全国性水稻品种检定。1918—1920年,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先后从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吉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和日本、意大利等国引进了47个水稻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并从中选育出了3个单产在5石(300千克)以上和3个单产在4石(240千克)以上的水稻品种。这在当时算很高的了。

从1919年开始,中国稻作育种开始运用近代作物育种技术,初步走上有计划、有目的、有程序的轨道。随着外国育种家来华指导和中国留学生的学成归国,国外先进的育种理论和技术系统也传入我国,包括杂交育种技术在内的水稻育种新技术也开始应用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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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善宝正在进行学术研究

在中国近代农业史上,为早稻育种做出贡献的农业专家还有邓植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丁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赵连芳(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沈宗瀚(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哲学博士)等。其中,丁颖在广州附近的犀牛尾泽地等处发现野生稻,与当地栽培的水稻自然杂交,育成了“中山一号”,开创了我国水稻杂交育种之先,被称为“中国稻作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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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稻之父”丁颖 资料图

20世纪30年代,我国水稻育种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期间,以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农所”)和全国稻麦改进所为代表的专业育种机构纷纷设立,中国育种专家普遍掌握了现代育种理论和方法,具备了独立的研发能力。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纯系育种等方法进行本土化改进,并将杂交等先进的育种方法运用于育种实践中。从此,中国水稻育种科技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抗战期间,就如工厂大迁移、文物大迁移一样,农业科研机构也进行过稻种大迁移,“中农所”把在南京期间征集各地稻种以及中央大学移交保存的稻种共27061系迁至大后方保存(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为中国的水稻育种保存了重要的品种资源。在抗战最艰苦的环境中,农业科学家们培育出了“胜利籼”“抗战籼”等具有时代特色的水稻新品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对水稻育种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水稻育种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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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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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草木:16种植物的起源、驯化与崇拜》,苏生文/赵爽著,领读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