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人民日报社第67期人民讲堂邀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以“学习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题作主题报告。

为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学习领会，进一步做好人民日报相关宣传报道工作，8月4日，人民日报社第67期人民讲堂邀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以“学习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题，作了一场生动丰富的主题报告。这里择其精华以飨读者。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和关键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问题高度重视，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文献，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学习和理解这个主题，需要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卷、二卷、三卷结合起来学习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个重要问题。

江小涓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是理论起点，它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一卷中“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二卷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三卷中“继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和“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等重要文献，都展示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判断。

江小涓谈到，完成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性目标，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和发展，以支撑和引领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充分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要把握住几个关键点：一是定位，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改革的总目标；二是目的，即实现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三是遵循，即必须适应新时代，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四是愿景，即要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实现现代化需要匹配

更有效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国家治理面临新的环境和要求，政府面临一些新的未知和挑战，需要更加与时俱进，需要匹配更有效的治理能力，需要建立更灵活科学的治理体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新期待。

江小涓认为，时代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呼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后的治理新要求。物质文化基本需求阶段的治理和美好生活愿望阶段的治理有很大不同。今天美好生活的诉求广泛多元，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日益增长的，是多方面的立体诉求，而且在许多方面相互制约和制衡。这个阶段诉求多元发散，治理需要处理更多相互制衡的变量，有些事情可以寻求“一致”，更多事情可能要兼顾各方面诉求，寻求各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

二是高质量发展时期的治理新要求。数量扩张时期的治理和质量提高时期的治理有很大不同。数量扩张时期，治理的可以“投”字当头，投钱、投人、投地、投项目，就会扩量并带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如何转变方式、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情形会复杂许多。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种复杂性，一个低收入国家开始加速增长，头二十年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并不困难，二战以后近五十个国家都实现了。但是再想要第三个十年高速增长就会困难得多，为数不超过十个经济体。高速度为何不能持久保持？因为持续高速增长几十年后，很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也就是劳动人口要抚养的非劳动人口比例的变化。我们高增长的四十年，也是人口抚养比最低的四十年。这不是巧合，而是高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这个比例快速上升，既使放开了二胎，甚至以后放开多胎，低生育率、高抚养比的趋势很可能改变不了，高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已经难以重现。

三是科技创新引领的治理新要求。科技跟跑时期的治理和科技并跑领跑时期的治理有很大不同。过去四十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跟随全球科技发展方向，是我们提升科技水平的重要渠道。跟跑时无需自己定方向，确定性强，应用场景明确，治理任务相对简单，加速跟上缩短差距就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跟跑并跑领跑并重的时期，后两种情况的权重会逐渐加大，情况会发生很大改变。一是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二是我们对基础科学问题的已知愈多，与未知问题的接触而就愈大，可以涉足进行研究的科学问题就愈多。三是科技前沿有许多颠覆性技术，数字与智能技术、合成生物学和脑科学等都孕育着新的巨大变革，科研活动形态和科技开发模式出现一些根本性变化，诸如分布式研发，开源性研发等，组织科技活动的难度加大。

四是数字时代治理的新要求。传统经济社会的治理和数字时代智能社会的治理有很大不同，过去四十年我们都是治理一个传统的工业社会，今后我们是要治理一个数字和智能社会。党中央对这个变化有高瞻远瞩，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目前共有21次，其中4次内容讲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相关问题，包括区块链技术发展这种最前沿的问题。数字时代的治理是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要用数字治理经济和社会，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市场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各个方面，广泛应用数字技术。第二，要针对数字技术进行要治理，数字技术会带来新的挑战与问题，有算法歧视的问题，有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有平台影响力控制力问题，有收入平等问题。第三，要针对数字社会推进整体治理变革。数字治理不仅是新的治理手段和治理任务，更是全面的治理变革。

五是外部关系变化的治理新要求。与外部互补关系为主时期的治理和竞争关系为主时期的治理有很大不同。从大背景看，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必然带来全球治理的新需求。比如过去几十年，我们与外部经济体主要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之中。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劳动力极为充裕因而低成本，但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而其它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劳动力成本高昂，资金和技术供给充裕。全球化带来各方优势要素的结合，各方都获得比此前更多收益，互补关系带来合作意愿。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也处于相对高位，资金和技术存量较多、增量更快，这种改变必然导致外部关系发生变化。合作与竞争并存，竞争不断增强，相关关系已经挪出了互补的舒适区，这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当下大国战略博弈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多点呈现，彼此不适应的感觉强烈，对这种局面的治理任务错综复杂，压力加大。

全面提升经济社会领域的治理效能

治理和善治涵盖方方面面，其中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治理更受人关注，直接关系着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关系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幸福。尤其在“黑天鹅”“灰犀牛”频出的今天，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后疫情时代，提高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治理效能将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关键点。

江小涓提出，要全面提升经济社会领域的治理效能，完成好经济社会领域的重点任务，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入手。

首先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基本制度，要坚持和完善。另一个重要的新提法很重要，就是要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基本的要求是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转向高质量发展，竞争政策是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公平竞争才能改变多年来落后企业通过优惠政策得到保护难以淘汰的局面，真正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才能保证各种资源通过市场有效配置。今年以来，疫情带来新的冲击和问题，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要性上升，即使如此，也不能忘记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这个基本要求。政府的经济调控仍要谨慎，不能随意干扰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其次要完善社会治理制度。重点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要以社区作为社会管理的支撑点，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要呼应公众希望更多知晓和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愿望，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同时，要增强在突发事件和关键时点的统一决策和指挥能力，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治理优势，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挑战的重要能力。

再次要完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公共服务要处理好保基本和多样化的关系，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是应保尽保、可持续和稳步提高水平，普惠性的公共服务既要广覆盖、又要向低收入和困难群体倾斜，使他们能够更多分享发展的收益。过去五年，我们的扶贫成效极为显著，8000万人脱贫，从最底部发力提升了社会公平程度，今后若干年，巩固提高扶贫成效是民生领域的重要任务。比如，计划生育“一孩政策”时代的父母陆续进入退休群体，老龄空巢家庭的比例较高并将继续上升，应该成为新的民生保障重点。

第四要完善发展先进文化的制度。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需要多方面的治理能力。比如，文化产业是与数字及智能技术最匹配的行业，现在我们各类数字文化产品的用户数量都巨大，短视频用户已经有7、8亿人，网络文学用户也有4.5亿的用户。此时促进文化发展相关的治理问题，要把握好意识形态问题、价值观问题，也要理解先进技术的发展应用以及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竞争格局。

第五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美好环境。政府的监管虽然有效，但时间地点的覆盖面很有限，从行政成本的角度说也不可能时时处处。要促进公众、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采取环保和生态行动，鼓励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保护环境和生态，发现和举报身边各种与环境生态相关的违法违规和不当行为。现代技术能够赋能公众以多种方式参与这个过程，比如有一个网站是社会组织办的，我们任何地点和时间如果看见烟囱冒烟、水管排污，拍张照片上传到平台，平台就会曝光，公开向污染者喊话，请数据超标企业做出说明。这种公众监督对企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有时候比政府的督查抽查更有用。

第六要完善数字时代的治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公共治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都要努力做好普惠高效的线上服务，让公民和市场主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增加“一网通办”和“一站式”服务的事项。同时，要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扩大数据公开，加强数据共享，让公民和社会主体及时了解事态，有效回应公民和市场主体诉求。加强对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企业的监管，合理保护个人隐私，有效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

最后要完善更高水平的开放体制。随着各类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加速，国家间的竞争日益成为制度的竞争、治理的竞争和服务的竞争。实现制度型开放，就是要改变过去多年开放政策调整频繁的状况，今后各种开放的政策、规则、管理、标准等，都要相对定型稳定和可预期，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营商环境、创新环境、生态环境、数字环境等。同时，要确保安全开放，建立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确保开放中的国家安全。

（本文源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智观天下工作室 文字内容由刘烨整理 现场照片由杜新军、王宝平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