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彩是一种釉上彩装饰瓷，因其彩料中含有铅粉成分而得此名。粉彩需两次入窑才能烧造成功，首先在1300度以上的高温下烧成瓷胎，在出窑的白瓷上再进行画彩，随后将其放入700～750度的窑内进行二次烘烤后才能制成粉彩成品。由于粉彩在制作时其焙烧温度比五彩瓷略低，故粉彩要比五彩绚烂许多，色调以淡雅柔丽见长，在视觉上让人感觉更加温馨。
在绘画技法上，粉彩与明代及清初盛行的五彩完全不同，它一改瓷绘中的平涂法，改用具有层次变化的渲染法，能达到工笔画的艺术效果，极具观赏性。在绘画题材上，粉彩瓷器中以花鸟题材居多，所绘花卉采用没骨画法，与同时期画坛画风相近，能渲染出花卉的阴阳向背、浓淡深浅之别，画面层次感丰富，有“花有露珠，蝶有茸毛”的评价。
乾隆时期粉彩瓷器在装饰方面有独特表现技法。首先，从色地上看，除传统白地彩绘外，出现了十余种各色地粉彩。其次，在用料上，除粉彩外，还加用其他彩料，如青花和黑彩等;或与五彩、金彩、斗彩并施绘于一器之上。值的一提的是，粉彩瓷器出现之前，瓷器上的彩绘装饰均以平涂为主，虽然题材多样，但画面层次感差，画意表现颇受局限。粉彩成功借鉴瓷胎画珐琅的画法，在传统瓷绘彩料中掺入一种名为“玻璃白”的白色颜料，称为粉化，粉化后的彩料同一色调可以形成浓淡、强弱的不同色阶，使画面色调更加丰富，瓷器艺术表现力更强。在制作时采用了珐琅彩制作工艺中采用的轧道工艺和锦上添花技法。即在色地上用一种针形工具划出凤尾、卷草、卍字等纹饰(俗称“轧道”)，再在这些纹饰上做绘画纹饰，清宫内务府记事档中称其为“锦上添花”。这种工艺在晚清时的一些粉彩器上偶有运用，但精细程度远非乾隆粉彩所比。
乾隆皇帝对书画、诗词以及各类工艺品的喜爱达到狂热程度，对瓷器的偏爱尤甚。乾隆皇帝对瓷器的喜爱不仅停留在赏玩层面，甚至直接参与到瓷器制作中，对宫内制瓷诸事屡屡过问，其痴迷程度尤甚其父雍正皇帝。例如，乾隆常下谕旨，粉彩在制作前，宫中负责此事的大臣需先向皇帝呈画样或木样，待审定后，方可送交景德镇御窑场烧制(有关乾隆时期瓷器制作的木样、画样以及款识、题诗等样稿，在《清宫档案》中皆有案可查)。在乾隆皇帝的亲力亲为下，粉彩从单纯的日常生活用具变成具有陈设观赏、祭祀礼佛、品鉴把玩的多用瓷，这是宫中其他工艺品无法相比的。
乾隆时期粉彩瓷器上描绘的图案主题一般按照不同节气和时令来描绘。在《清宫档案》中曾有详细记载：“如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太监传旨，烧造年节用三羊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节用鹊桥仙渡、万寿节用万寿无疆、中秋节用丹桂飘香、九月九用重阳菊花之类、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俱按时令花样烧造。”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宫廷粉彩的绘画纹样，决不是随意涂抹，虽然表现为程式化构图，但最终形成乾隆粉彩“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特色，这一构图风格一直延续至晚清。除此之外，粉彩中还常配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诗，诗文有真、草、隶、篆及行书等不同书体，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在其他瓷器品种中并不多见。
在设色构图方面，可明显看出乾隆粉彩瓷器受18世纪法国宫廷中盛行的洛可可风格影响较大，尽显华贵之气。在传统瓶、罐、尊等粉彩琢器的器口内、底圈足处，常加施淡绿色釉，这种形式又称“绿裹粉彩”(部分粉彩的精细之作器口或圈足处会施以金彩)，底部款识更以红彩、金彩书之。此外，在这些绿裹粉彩器的颈部或足胫处，常饰以色调浓重的色地，并在其上大量采用缠枝宝相花、缠枝变形花卉(洋花)图案做边饰，瓷器腹部白地上绘有各种主题纹饰，这种装饰风格在雍正粉彩中基本不见。嘉庆以后绿裹粉彩器虽一直延续烧造，但绿色越来越重，有些甚至成为墨绿色，且施釉厚重不均(这一条可作为鉴定要点)。不仅如此，乾隆时期各种粉彩琢器常加饰寓意吉祥的双耳(系)，如蝙蝠、螭龙、寿桃、如意等，这些耳与器身图案相映成趣，形成乾隆粉彩华丽繁缛的显著特征。
2010年秋拍，一件清乾隆粉彩百花不露地葫芦瓶以2240万人民币在国内成交；2011年秋拍，一件清乾隆粉彩九桃天球瓶以9026万港元在香港成交；2015年秋拍，一件清乾隆粉彩九桃天球瓶以6348万港元在香港成交；2017年春拍，一件清乾隆粉彩九桃天球瓶以4255万人民币在国内成交；同年春拍，一件清乾隆粉彩九桃执壶以3304万港元在台湾成交；同年春拍，一件清乾隆粉彩开光题御制诗花卉纹撇口瓶以2170万港元在香港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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