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上，有两次祭黄帝陵特别有名。

1937年的清明节，对位于陕西延安市黄陵县桥山镇的黄帝陵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经历10年内战后，已决定再次走向合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派代表来这里祭奠中华人文始祖——黄帝。

中国共产党方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致祭，祭文是毛主席撰写的，由林伯渠宣读。

祭文共56句，其中用8句概括黄帝的伟业，其余均写中华民族的现实遭遇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文采飞扬，激情四射，读之令人顿生民族豪情，热血沸腾，堪称是近现代以来民族危亡时刻炎黄子孙抗击外侮的“出师表”！

中国国民党方面则以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祭，代表是张继、顾祝同。致祭那天，顾祝同去了茂陵，未曾到场。

国民党的祭文32句，除祭文小序“焕发我民族之精神”一语尚有些现实感外，其他都显得枯燥无味，用词生僻且言之无物。通篇限于追述黄帝功业，一句未提团结抗日之事。

两篇祭文相比，高下立判。

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清明祭黄帝陵之所以也有名，是因为此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张国焘叛逃。

国民党中央这次派出的代表为西安行营主任、中央执监委员蒋鼎文，共产党中央则派出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的张国焘陪祭。

蒋鼎文与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任觉伍站在前排居中位置，由蒋鼎文在黄帝陵前宣读祭文。

祭祀仪式完毕后，张国焘对随行人员说，你们先开车回延安吧，我还要到西安去，然后与蒋鼎文同乘一辆小汽车驶往西安。

张国焘为什么要背叛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呢？

他后来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党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们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考虑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那么，张国焘又是如何联络上国民党的大员蒋鼎文的呢？

蒋鼎文后来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张国焘的出奔脱离共产党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间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我身当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9期第59页）

蒋鼎文生于1895年，比张国焘大2岁。他是浙江诸暨人，不仅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之一，而且还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

1935年4月1日，蒋鼎文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1974年1月2日病卒于台北后，又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

与张国焘一起回到西安后，蒋鼎文将这一重要情况电话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要蒋鼎文速通知戴笠安全护送张国焘到武汉来见他。于是张国焘在特务的严密保护下抵达武汉。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李克农闻讯后先后而至，在武汉苦口婆心劝导张国焘返回延安，但张国焘拒不回头。

张国焘向周恩来表示：他想去见蒋介石。4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张国焘一起过江到武昌去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接着，张国焘竟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的身份，向蒋介石汇报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回到办事处后，周恩来严肃批评了张国焘，但张国焘不思悔改，找机会逃离了我党武汉办事处的视线，并公开叛变了革命，彻底投向了国民党阵营。

还在延安的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对张国焘的叛逃毫无觉察。获悉这个情况后，杨子烈十分吃惊，当即痛骂张国焘“不仁不义”，表示自己要去武汉，一定把张国焘找回延安。

为此，杨子烈专门去找了毛主席。毛主席答应了她，并希望她去了能够规劝一下张国焘。毛主席还对她说，你若能把张国焘找回来，就是共产党大大的功臣，并批给她500元法币的旅费。

当然，杨子烈此去，如黄鹤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称这对于中共“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被安排进军统，在戴笠的手下干脏活，绞尽脑汁为对付共产党而出力，但是办特训班失败了，办策反站也失败了，他没有拉走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后半生，那是相当的失败。（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