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以食为天，这条古训是长久农耕文化熏陶出来的至理名言。无论是北方人主食小麦还是南方人酷爱大米，耕种从来都是中国人最基础的东西。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就给世人展示了中国人，特别是广大的中国农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他们长年累月，抗争着天灾人祸，虽然身上有些固有的弱点和陋习，却更散发出人类普通成员所具有的人性光辉。

也是沽酒客个人觉得西方人对中国了解和讲述最不偏不倚的。你可以看到在中国任何一片土地上都生活着这样一群淳朴的人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城乡一体化已经越来越明显，单纯的那种中国农人的感觉已经逐渐淡去，但是14亿以上人口的大国，每一处乡土都不能抹去农民与田园的印记，那是我们过去也是中国文化的延续。

四川自来称为天府之国，这里的农业今天看来比不上山东和北方一些现代化的农业基地，但是它依然具有天赋特色而独立存在，并且随着时代发展与时俱进。

位于川南的泸州，虽然在四川范围内不算农业的翘楚，但是自古以来酒城儿女勤劳肯干，即便不算拥有四川最好的地理和土壤，也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耕耘播种出属于江阳的粮食香，也可以算得上鱼米之乡。当年黄庭坚在《史应之赞》就曾经写道：“江安食不足，江阳酒有余。”

当然即便如此，中国的农业在古代乃至民国时期，大多数时候还是男耕女织的传统模式，即便是已经生存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农耕工具，还是没有进入机械化。特别是收了稻谷以后，基本是舂米为主，效率并不高，当然有人说舂米比较营养，就是糙米，我倒是不太清楚。

今天中国的粮食不得不说要感谢袁隆平先生，提升了水稻繁殖能力，要不然怎么能供给这么多国人。其实在民国时期，泸州已经能够种出双季稻，也叫再生稻，可惜因为历史原因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倒是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复苏。而另外一个提高制作米成品的机制米也在民国后期出现了。

它的出现要归功于一位重庆人周治伦先生。

一九四四年以前，泸州的碾米业都是人畜力加工的，要经过“”（“lèi”稻米“磑”wèi（石磨）也）、筛、碾、风等几道工序，劳动强度很大，生产力低，一个工仅能产熟米两百来斤。而机制米要电源或其它能源，可是那时泸州有电力保障的二十三兵工厂，都没有人搞和会机制米厂。

一九四四年，周治伦先生在泸州帮人最先建起机制米厂是泸州第一个搞机制米生产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周治伦先生生于1914，是重庆童家溪人，家境贫困。1923年9岁时去重庆玄庙堂协兴机器厂当学徒，以及当帮工。1935年，当时交通部在重庆曾家岩办了个海员训练班，招收了四百多名学员，他以第四名考上入学。

在民国时期，周治伦在电机行业干了26年了，先后学习了车、钳、刨、钻、冲、电工、轮船、汽车驾驶和机修技术，尤其对动力机械更为熟练。半个多世纪来，先后经手改装，修理过无数艘轮船、汽车，搞过电厂、水厂、煤厂、纸厂、米厂、翻胎厂20多个企业的机电设备，一生都是靠出卖技术和劳动来生活。堪称当时少有的技术性人才。

他是怎样进入机制米行业的呢?

1944年起，周在泸州为几个老板安装机制米厂，根据周先生回忆，这是泸州第一批机制米厂。在这以前，泸州的制米行业都是人畜力加工。

适逢战时，电力紧张，加上敌机轰炸后，无法供电，机器难买，技术力量不足，资金紧缺，利润微薄，油料缺乏等诸多原因，所以想干机制米业的人很少，也只有望洋兴叹。

周是一个好动脑筋的人，搞机制米厂，首先是土洋结合解决了能源问题。

当时抗战，油源极难，油贵如金，根本民用买不到。输电也很不容易。他用汽油桶改制为煤气发生炉以作能源，这样不用油、也不用电，只用白煤(或木炭)就解决问题了。

而当时的白煤供应极易解决，随时都可买到，另外买烂汽车芯子作发动机，配制打米机和制粉机成套，就这样把机制米厂建起来的。

开始的打米机是买现成货，后来又自己设计加工组装。第一次是在1944年秋，为金鸡渡薛伟成组建裕民米厂，首获成功，使泸州人第一次吃到机制米。

由于自古以来都吃的是土法加工米，开始不少人对机器米甚感稀奇；甚至怀疑，谣传说机制米有电，吃了要“生病”。

所以有些人宁愿吃牛碾的米，也不愿就近光顾。因此，开初机制米业也不是一帆风顺，可是过时不久，有些人吃了机制米又觉得并没有什么“电”，比起牛碾米来还白些，好吃点。这样机制米有“电”的谣传也就不攻自破了，生意也就逐渐兴隆起来。

看来其中有进步与落后的斗争问题存在，不仅仅是当时人文化水平不高，无法接受新生事物，还因为土法制米业的人怕机制米挤垮他们的生意，因而制造流言也是难免的。不过这也说明科技进步它带来便利的同时一定会淘汰一部分人，不接受使坏都躲不开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后来，由于机制米厂生意不错，资方认为有利可图，所以搞机制米厂的人逐渐增多。

第二次是为大什字康克霖的米安机建厂。

第三次是在小市张爷庙为杨支跃、张建中等合资经营的益民米厂装机建厂。

第四次是1945年为馆驿嘴铁石板王首容、陈克瑶的复兴米厂装机建厂。

第五次是1946年为蓝田（兰田）裕民面粉厂装机建厂。

以后还去江安、长宁、纳溪、叙永等地先后组装了十多个机制米面厂。新中国成立后，又去南溪、古蔺等县装机建厂，先后组装了十多个机制米厂。

当年机制米厂的推行，在大众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虽然泸州人那时候不能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但是就是科技带来了进步，就是今天说的科技确实是第一生产力。

生产力大大提高，较之人畜力土法加工米的生产力提高了一百多倍。土法生产熟米，一个工一般只能产两百来斤。而机制米一组机子一天可生产熟米高达四、五万斤米，至少能顶两百多人的手工劳动。

其次是，自制煤气机，解决了当时能源缺乏的巨大困难，不用电、不用汽油，只用白煤就照样能正常生产。

再则，稻米加工的成本降低，劳力大大减少，体力活也大为减轻，当时在城镇加工米的多是不收加工费，只留下稻壳、糠、碎米作报酬，顾客也乐意不付现金，又减少麻烦。

最后因为工序简化，生产效率提高，加工倍速。以前牛米要先约日期，然后排队等候，不少麻烦。

而机制米基本上是随到随加工。那时的顾主主要是居民和米贩子，都欢迎机制米。有许多米贩子认为机制米划算，从乡下担“其子米”进城来加工出售。但很长时期，也有许多是农村土法加工的米运进市场，因为劳动力价贱，还可得些糠、壳来喂猪烧火。

今天泸州城镇上和农村都看不到牛碾米房子，制米的碾子、碾槽、“藟子”等原始型工具，估计有保留的都该进博物馆了。今天机制米甚为普遍，生产流水线更上一层楼，也不觉得什么稀罕可是对当时来说，机制米业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也是泸州农业发展值得记录的历史，也应该感谢周先生第一个给泸州带来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