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一个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说起来也并不复杂,“新员工不喝领导敬酒被打耳光辱骂”。
杨某因个人原因无法喝酒,并且未来也不打算喝酒,因为没有喝“A角”敬的酒,受到了某领导的责骂和人身攻击,继而部分同事为领导打抱不平,对杨某追骂至电梯。
8月24日,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发布“说明”表示领导行为欠妥,对该领导董某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扣罚二个季度绩效工资;对支行负责人罗某给予警告处分,扣罚一个季度绩效工资。
这个事情算是暂时过去了,但是对于杨某的前途,许多人纷纷表示担忧,就算不会被明面上炒鱿鱼,多少也会给小鞋穿,或是在同事领导面前抬不起来头?一些心理创伤可能也是短期内必须面对的难题。
与此同时,对于酒桌文化的分歧,也成为了各大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一些人认为无可厚非,就算不是喝酒也会有别的手段,来作为社交场合快速拉近距离的方式,一些人则针锋相对地指出,“酒桌文化”无非是以文化的名义来掩盖官僚主义、人格侮辱、溜须拍马等等恶习。
说了这么多,究竟什么是酒桌文化?答案可能“仁者见仁”,但是在一些商务礼仪的书里,也能大概一窥究竟,首先要察言观色,懂得藏拙;然后是“虚情假意”,方圆处世;最后是座次、礼仪等约定俗成的惯例,其他无法明说的,则统称之为“靠悟性”。
就这?难怪很多人为文化抱屈。其实,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酒无疑能起到社交催化剂的作用,但是真正让它和文化挂钩并留存下来的,却是酒所扮演的其他角色:麻痹大脑、强化感觉、解除观念的桎梏、激发创造灵感、精神与道联通……
而这也不意味着酒本身就具有内在的艺术特质或精神属性。之所以让人把喝酒和那些浪漫主义的想象联系起来,都要归功于过去那些最优秀文人的努力,是他们建构起了酒这个意象和背后的深刻内涵。
也因为这样,酒通常会染上特定时代的色彩。在先秦哲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是对过度饮酒的道德非难;而汉代对酒的整体接受已经不那么负面,而变得更加多元;魏晋时期,肆意饮酒几乎成为精神自由的同义词……
一般人胡吃海喝拉上文化做陪衬,而真正的文化人却让吃喝都变得与众不同,现在的所谓的酒桌文化,“桌文化”在民间代代相传,真正懂得“酒文化”的却不多,而说起它有几个熟悉的面孔是不能越过的。
陶潜
■ 酒是心灵慰藉更是精神超越
■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陶潜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酒诗人,是因为酒将他带入了一种精神超越的境界,这一境界超出了他前人和同代人所具有的经验和表达。
在物质层面,酒与自然、书写和同伴相连;而在精神上, 则与自足、孤独、社会关联、艺术创造性和精神超越相连。
陶渊明所留下的诗歌,让我们很容易就想起。当他永久地脱离政治、享受自由的那些美好时刻,或者是做完农事后、与邻人分享的那些场景:
归去来兮辞
携幼入室,有酒盈罇。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
移居二首之二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当陶渊明享受着家人与自然,有时还有其他农夫的陪伴在家小酌之时,他同时品味的还有他的艰辛劳作、应得的闲适、家庭之欢乐与邻里之友爱。
酒已远远超出其物质属性;它被融入一种自我发现、自我依靠的有益生活,一种田园的质朴精神,而这种质朴存在于某种存在本体的平和之中。
然而,在自然赋予的喜悦及朋友家人带来的温暖之中,陶潜的诗歌也会展现出一种不可磨灭的孤独。他不时地会“偶景独游”,或者想要在酒中丢开自我:
停云
静寄东轩,春醪独抚。
……
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时运
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在这面几首诗里“独”字反复出现,在闲适与静寂之中不断深化。虽然陶潜在405年之后再未入官场,但理想主义的“士”选择归隐仅仅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时机。“猛志逸四海”,“大济于苍生”,蕴含着一种根植于想在逝去之前实现社会抱负的不息之愿的深深失落与挫败。
陶潜投向酒,部分是因为酒可以给他夭折的社会抱负带来暂时的慰藉,甚至能抚慰作为父亲的他对家事的失望。当他屡屡受挫、精神倦怠,理想主义的热情逐渐消退之时,曾经的助兴之物便转而成为麻醉剂:
九日闲居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己酉岁九月九日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
……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杂诗十二首其二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责子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饮酒诗二十首其七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在这些诗中,酒通常是在健康衰退、季节消逝、孤独渐浓、生活日艰、志向受挫以及带着自嘲而屈服于命运等一系列感觉之中饮用的。虽然陶潜知道饮酒不过是在缩短生命,他仍然依赖于这个“忘忧物”来“祛百虑”,并将他的“孤影”托给遗忘。
在这样的时刻,清醒总是意味着回归他的社会关怀,包括那个他已正式离开、但无法完全忘记的严峻的世界。陶潜还描述过一次失败了的想停止喝酒的尝试:
止酒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
每一行都使用了“止”,自我劝诫的同时又自我肯定,这首戏言之诗反映出大脑与心之间的深深的张力,由于酒已经成为诗人血液的一部分,这种紧张在辩证关系上无法解除。正如陶潜毫不掩饰地公开承认,他爱酒太深、无法放弃,因为酒带来的愉悦不仅仅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
对于陶潜来说,酒作为诗歌主题的意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他诗人继续描写酒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途,但直到六朝之末,没有人超出陶潜对此主题的表达。
李白
■ 自称臣是 “酒中仙”
■ 别有天地非人间,将船买酒白云边
李白的诗作真正将中国诗人的饮酒体验提升至超自然的新境界。这根本上是由于他独特的个性、极富想象力的天才,以及他和酒之间发生的纵横天际般的化学反应,而不是因为任何抽象的概念或设计。
李白草书歌行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对酒与创作冲动之间的关联如此鲜活的描绘——尤其是创造出一种自发自然的状态——是唐代以前诗歌中所未见的。
李白诗歌艺术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他写到的数量级与所包蕴的动感方面的尺度远超旁人,并且他的笔触总是如此自然、确信无疑,以至于“夸张”这个词都无法正当地用在他身上。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
一日三百杯,喝了三万六千日——这就是李白的视域和他存在的自然尺度。这一巨人国的规模与那个游走、攀登“天台四万八千丈”的英雄饮者和他那“白发三千丈”相契合,这个巨人是宇宙的原住民:
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友人会宿》)
即使在诗人喝了酒感到孤单时,他的精神也保持强健与扩张的状态:
月下独酌四首之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这首诗的主旨并不是“月既不解饮”,也不是他们是否会如后面诗句所说的“永结无情游”。这里清晰凸显出的是诗人对召唤月亮来做饮酒之伴感到无比轻易而且自然,以至于酒在这里几乎带上了一层天宇般的光芒。
其实“酒仙”并不总是需要喝酒。远离酒的时候,李白的情绪也可以非常宁静而自足:
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自闲”在这里并非作为一个词出现,而是两行中的自然构成部分,李白的精神已将“自闲”内化。他觉得没有必要给问询者答案,但却将其蕴含于第二联中静静流走的桃花的形象中。
这个答案不仅有陶潜“欲辨已忘言”的余音,也有庄子“得意忘言”的痕迹。精神的超越最终应该是独立于任何外在媒介的(无所待),李白的自由精神当然不会受酒钳制。
即使当李白写以酒排忧时,他情绪的尺度也是奥林匹亚级的: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将进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一万年不断加深的愁绪如流水般不可断绝——这就是李白世界中被酒所“释放”出的轰轰烈烈的感情的规格与情状。酒不但消解悲苦,也消弭了大脑强加给世界的种种界限以及由此带来的顿挫,由此,自我得以重获与宇宙秩序统一之感。
这远远不止是针对某种特定情况而下的断言,我们也可以从诗人在表达酒“推动”他与道合一时的“动感”过程时所用的相似的、一贯的语气中看到:
月下独酌四首其二
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月下独酌四首其三
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
……
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
“齐死生”并且得以“通大道”,酒把诗人从人类对世界所作的种种区分中释放,辅助他在“至乐”与宇宙自然的和谐中悬置自我。
这种通过酒达到的精神超越让人想起陶潜,只是李白的精神更具英雄气息,他的语气更加昂扬。因此他是以更加亲密且从容的方式来讨论宇宙的,有时甚至站在自然之主的位置: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
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除了李白之外,还有谁能够如此霸意地铲除湖上的一整座岛、将湖变为一大池酒、醉煞人与自然?在第一首诗中酒催化了作为自然指挥者的诗人的精神和想象力。
如果你仍然在考虑为什么李白的酒总是比其他人香,那么不妨读一读下面这一句:用“赊”来(而非用肮脏的俗世钱币)的月色所买、在“白云边”的大湖之上,诗人的酒具备了所有使其获得无可比拟的质量与醇香的天宇级别的成分和调味。
没有任何其他的诗人能够想象以这样的自然从容的语气直升上天——似乎天宇就是家园。受他诗性精神的感染,酒也带上了一半的仙意。
苏轼
■ 李白是天仙,苏轼是“地仙”
■ 不会喝但是懂得喝
■ 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千古
宋代最好的饮者绝非自我放纵的酗酒者。例如,虽然欧阳修自称“醉翁”,但对他来说,醉并不是知觉麻木或失去意识,而是一种满溢到“沉醉”的精神上的满足。
他在《醉翁亭记》中清楚地表明:“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作为欧阳修的门生,苏轼在表现他对于酒高明的精神审美方面超出任何人。人们可能会惊讶于苏轼酒量并不好:“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 ”(《书东皋子传后》)。他的诗句“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 (《湖上夜归》)大概可作为理解其看法的最好引导。
苏轼也被他的仰慕者称作“仙”,但与李白不同,他是一位“地仙”,与普通人同饮:
东邻酒初熟,西舍彘亦肥。
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
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从对于野老劳作规律和生活状况的了解到分享他们的喜悦、同情他们的困境,苏轼的诗带着确信与熟悉的笔调。在他做地方官期间——一位关心当地的好官,他与当地民众的关系明显比陶潜要亲近许多:酒是一条社会纽带,将无论处在顺境或是逆境中的人们连在一起。
虽然苏轼并未通过对比富人的奢侈与穷人的艰辛而将酒用于直接的社会批判,但他的诗作不仅反映出文人中间更为广阔的社会意识,也表现出他们更愿意在诗歌中表现这样的主题。
大部分词作最初在内容和风格上倾向于“女性”式的“婉约”,酒在词中的意义也更受制约,总体上局限于沉溺、悲伤、无助和挫败等负面感情。
然而,词体形式的内在制约,反而更突出地衬托出苏轼在抒情表达方面所涉幅度之广,其中包括多种感官的知觉以及带有“酒力”的丰富声音: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江城子·密州出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定风波
料峭春风吹酒醒,……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渔父四首
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
轻舟短棹任横斜,醒后不知何处。
(其二)
渔父醒,春江午,梦断落花飞絮。
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千古。
(其三)
在所引片段中可见的抒情表达跨越了从个人、国家以至哲学式情感的巨大幅度。酒扩充了情绪的广度:《临江仙》中的恨、孤与烦躁,渴望精神平和与超越;《水调歌头》中对宇宙整体关联性(让人想到李白)的更为积极、宏阔的感知;《定风波》中对精神清醒和超越的回归;
毫无疑问的是,在《定风波》和《渔父》(这一词牌是词人自创的)几首词中,苏轼的超然精神得到最生动的展现。
他的情绪具有普遍性和哲学意义:一个喝醉之人超越理性的桎梏,在无意识的状况下随意起舞、感觉轻盈与飘浮,这已近于《庄子》中的真人和不系之舟的形象。
即使在清醒之后,渔夫的梦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断”,而是转化为自由的落花与飞絮,他自己也留在一种半醉半醒的状态,与问自己是人是蝶的庄周不无相似(第二篇)。
然而,在他见解的最后反转之中,他对作为催化剂的酒提出了一种双重视角:他说了“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但他也观察到“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薄薄酒二首》)
在苏轼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中国诗歌中对酒与精神超越之关联的最经典表达。
陶潜、李白和苏轼是中国爱酒的诗人中最经典的例子。
中国文化的酒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丰富叙事,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讲完。
但是它一定是与超物质(哲学的及艺术的)层面的体验相连,引导着我们去感受背后的精神追求和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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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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