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张保生
1965年，我18岁离开天津，转年便是“文革”，几年的经历始终未能忘记。当初在新疆所共同经历的本单位赴疆职约有3700人之多！目前除自然淘汰估计尚有千余人滞留天津养老。很想借“天津记忆”让所有当年离开天津的老人们共同回忆起他们的过去。
离家的列车
1965年4月25日正午时分，天津东站停靠着一列老旧“绿皮车”。这是一辆直达乌鲁木齐的专列。此时站台上是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单位首批进疆职工与新疆兵团云母厂在津招收的一批女知青（据说800人）即将踏上这漫长的行程。
千般不舍，终有一别，当列车徐徐启动时，站台上亲人送别的叮嘱声、哽咽声、祝福声已经连成一片。车上车下能互动的唯有“热泪”！这场景与车上正在播放的“边疆处处赛江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绿皮车”缓缓驶出了天津。因为是专列一路上是逢车必让，所以时不时的就来个“临时停車”，行进速度也是忽快忽慢。车上安排每三人一张卧铺以供轮流休息，因为与老职工同行，我们年轻人便让出了卧铺一直坚守在“硬座”。记得列车进入秦岭后在隧道中连续穿行时，车厢里的灯光也是忽明忽暗。一个知青突然情绪失控，精神失常！车到宝鸡后组织派专人护送他返回了天津。
大约27日清晨，在甘肃“天祝”又是临时停车，我下车散步时出现了轻微头晕，好在感觉瞬间即逝。后经查阅此处便是祁连山的“乌鞘岭”，海拔约3600。一路走走停停，车窗外也日渐荒凉，想到今日尚且如此，二千年来张骞与玄奘等人经过此地时会是什么样的场景，谁又能想的出来呢？
28日铁路一侧出现了耸立在戈壁滩上的嘉峪关，此关虽属明长城只有600年历史但其名气之大却是人所共知的！想到历史上很多关于西出阳关的描述心中还真就觉得有点儿“那个”……
到达乌鲁木齐南站时已是5月1日上午。我们在夹道欢迎的仪式中带着如走“红地毯”般的荣耀爬上了停靠在站外贴着红标语，系着红丝绸的大卡车梦幻般的结束了首次进疆的历史行程！
刚安顿下来不过两天早我一年到新疆建行工作的“发小同学”李慧玲便来到驻地与我见了一面。他乡遇故人，真是感到格外亲切……
前往库尔勒
当年9月我们十几个不足二十岁的年轻人因为工作需要分乘了两辆“解放”由乌鲁木齐去库尔勒。刚出达板城不久便进入一条叫“白杨河”的天山峡谷中，中间有草有水左侧的半山中穿越遂道的火车也时隐时 现。正是初秋时节气候也十分宜人，行进在有山有水的路上说说笑笑自然是好心情。
不料中午刚刚驶出“小草湖”进入吐善托盆地的边缘——托克逊地区瞬间让我们领略到了九月份“火焰山”地区的炙热！由于气候与路程的原因，有经验的驾驶员决定当晚住宿托克逊，第二天清早趁着凉爽再翻越“干沟”！旅社院子里有个颇具特色的“自流井”，水在任意流淌，甘甜凛冽的水也让我们洗去了一路上的疲劳。晚餐是诱人的托克逊特色“爆炒面”口感不错！当年这里非常落后，每到晚十点即刻停止发电，旅社里一片漆黑。
对于我们这些刚离开天津的年轻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住旅社，自然也感到很新奇。此时又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消息——旅社的被褥上有“活物”，突如其来的消息瞬间让我们这些“新手”有些手足无措！据有经验的驾驶员说脱光再睡晨起后用手在身上“划拉”两下即可无忧！大家想了想也只好依此计而行了……孰料半夜我还是感觉身上似有一针尖大小的软物在作祟，当时十分惊骇！可叹屋内漆黑一片，又无灯可开。于是自作聪明的将它用茶杯扣在桌上，留待明早天亮后再做计较！谁想清早一看原来只是虚惊一场，扣的原来是一个线头儿！须知假如真是“活物”茶杯岂能扣它一宿？大家笑罢又继续赶路。
“干沟”果然是名不虚传，弯延的“搓板儿”路十分颠簸，公路上到处是黄土弥漫！车上顿时也没有了说笑声，只能憋着气艰难地呼吸。总之在干沟里是吃尽了苦头！出了干沟走不多远便到了一个叫乌什塔拉的地方，当时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原子弹”实验基地，感觉颇有神秘感。在路边稍作休息后我们又继续赶路。
此后路上也渐渐的有了绿色，大家的心情也慢慢的好了起来。下午卡车爬到了“塔什店”的山顶上，在垭口处休息时隐约看到前面山下有一片绿洲，司机师傅说：“那里就是你们要去的库尔勒”----也是我随后生活了许多年的地方。
库尔勒印象
经过两天的行程，9月初到达库尔勒。虽然是回到了自己的单位，估计正值筹建期间，准备工作明显做得不足。迎接我们的是几间刚刚上完房泥没有门窗的“土块房”。门和窗户都是用两根木头支上一个草簾子，这门窗就算是“关”上了。靠墙是一排木板大通铺，每个人把被褥都顺序排开就算齐了，沒有拉电线因此当晚也沒有照明，大家趁着天亮赶紧躺下原以为这疲惫的一天就过去了。
谁知睡梦中半夜里竟然狂风大作！瞬间“门窗”功能喪失，风沙变成直给！大家也只好采取“鸵鸟”战术，蒙头盼着一切都快过去，就这样我仍能感到被子越加沉重，咀里“牙碜”而且尘土还直呛咽喉！待到天明时才发现一夜过后我们几乎被“埋”！被褥上不但有厚厚的沙土，房泥渗出的泥水也都滴在上面！
初到新疆，在乌鲁木齐呆了四个多月，感觉除了城市小些其它都挺不错。谁知到了“南疆”第一天就来了个“下马威”！好在当时年轻，思想单纯，再说当年大环境亦是如此，灌输的也都是“有的人比咱们还要苦”！别说还真培养出我们有点儿“风雪雷电任随他”的豪迈气概！
单位地点在库尔勒城北边缘，紧挨“312”国道(也叫过境公路)。横穿公路是清一色的戈壁滩直达北山，距山脚约有2一3公里，荒滩戈壁沒半点綠色。院子的另一侧紧挨着当年王震将军亲自带领“二軍”官兵大兴水利东引孔雀河水修建的十八团大渠，据史料记载直接受益于此渠的兵团与地方良田达几十万亩之多！真如歌中所唱“万古荒原变良田”！此渠清澈，水流湍急，而且有鱼！这给人们枯燥的生活一下子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一时间铅皮牙膏皮成了稀罕物，溶化之后可自制“铅墜儿”！鱼钩，鱼线也是很多人探亲返疆时的必带之物！回忆至此不得不说60年代的库尔勒真称得起是个“鱼米之乡”！哪怕是条一米多宽的水沟只要你不缺少耐心，而且钓具得当，带回几条半尺长的“白条儿”犹如探囊取物般的容易！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並且也足见今日根治“污染”实在是任重而道远！由于受益于十八团大渠，下游团场种植的水稻虽比不上家乡的“小站稻”，但比粮店供应的大米不知要好吃多少倍！
库尔勒行政级别当属地级，由于地处边陲，落后状态世代延续，根本谈不上城市建设。当地只有一幢土得不能再土的三层小楼----“塔里木饭店”属现代建筑。其余都是“土块儿”房！尽管如此这里仍然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虽是落后且民风淳朴，有时星期天出去逛街倘若时间早些，但见街道两旁简朴的农家小院儿中大多种有花草，十分整洁！每每也会见到院子里的主妇们(不分民族)将门外的土路上洒以清水这不仅抑制了飞扬的尘土，同时也给古朴的街道增添了几分舒适的感觉……
惊魂五昼夜
文革己过去五十多年了，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普通人现在己无意去评论这埸运动的功与过。只是每当想起那些与我共同度过了11.26“五天五夜”的老同事们其中有的已回天津居住。他们大多都年亊已高。由于文化所限他们没有建立微信，只能电话询问很多人。在这里我只是对共同经历过的事做一简单真实的记录，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很久以前曾经走过的那些曰子……
文革中的1967年，库尔勒“文攻武卫”升级，武斗愈演愈烈！很多人都凭借当年人所共知的“假电报”返回了天津。二建二处只剩下我们这些充满好奇之心的年轻人和那些依靠工资养家糊口的老职工及家属们在继续坚守着。
库尔勒是个地级市，规模不大，骤然间从天津调来一个千余人的单位这事在地方上犹如天降，震动不小。这些人的“观点”与口音又极其统一这些都是不能与当地融于一体的原因。当时单位里又好像是个“造反派”的避风港，这些都使所谓的“对立面”难以接受，久而久之终于在11月26日的清晨，高音喇叭发出了“交出凶手”的最后通牒。
一小时后，枪声四起，院子被困！从此枪炮伴着喇叭声时疏时密地持续了五天五夜！当时天气很冷，我们躲进黑乎乎的“地道”里，再加上冷、饿、怕、真是有些“浑身筛糠”的感觉！至今想起来非常感谢那些从天津及河北来的家属大嫂们，是她们冒着危险蒸馒头烙饼，通过“地道”送给我们充饥。
一个与我同龄的杨姓天津青年就是想到家属区去找点儿“面汤”喝，不幸腹部中弹，待到12月1日武斗结束时，尸体早已僵硬。随后，数百人被集中起来整日学习，扭转派性。我也莫名其妙被冠以“杀人凶手”而单独关押（此后的大部分时间眼晴被蒙），在“库运司”的一间土坯房角落地上铺了些“麦草”，供我们三人起居。其中还有同事(刘子英)和另一个则来自于乌市八一农学的串联学生。看守们严厉禁止我们讲话交流，还有个别看守手执大刀不准我们躺卧，时不时地大喝一声：“坐起来！”每日两餐，每餐两块发糕，一“捏”咸菜絲，大铁壶蹲在地上温水管夠！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又令我们蒙眼到院子里站列一队如老鹰抓小鸡般的抓住前面人的衣服转移到了一个新地方，点名分做两班各居一室。过后才知道这里是库运司的托儿所。在这里男女混住，地上铺着蓆躺卧自由。一个汽油桶改制的炉子整天鉄皮燒的通红，人们真是燥热难捱！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度日如年的“集体生活”，所幸皮肉倒是没有受苦，子英因是“勤务员”被他们打的不轻。我的“杀人”问题也未再继续追究。待回到单位时只见滿院狼藉，显得十分凄凉！人人己成“惊弓之鸟”，哪里还顾的上“抓革命，促生产”，都巴不得马上能回到各自温暖的家中。
于是，几天之后，我便踏上了艰难的回津之路！
艰难的回津路
1967年12月上旬武斗刚刚结束，人们都惊魂未定，巴不得马上回到遥远的天津，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规定的探亲假期还没到，仍然需要一封“假电报”才能被批准探亲。待一应手续办齐时已经是12月底了，我也终于踏上了返乡之路。当年从库尔勒到大河沿(吐鲁番)300多公里路程长途车需要走两天。第一天晚上入住“库米什”，说是住宿实则是將乘客们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地上铺有两领极其粗糙的蓆。中间是一个汽油桶改制的炉子，房子外面有很大的红柳根，还有一柄破旧的“开山斧”，没有服务员，余下的事自己看着办。人们將炉火点着，不停的添着红柳御寒，大家席地而坐吃着自带的食物捱过了一宿。
第二天中午一过就到了大河沿。这时正巧有一列开往兰州的火车停靠在站台上，单位在此曾设专人成立中转站，家住北大关的“少爷”(邵)给人们买了票大家如挤公交车般的上了车，人贴人的挤在一起根本就别想坐下，连厕所都塞满了人！外面天寒地冻，车上没有暖气，大家也很少讲话，都默默地互相凝视着(其中沿线不敢讲话的原因也包括天津口音容易识别)。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都激动的互相转告着一个信息——列车起动了！
那时候也没人讲什么正点率，临时停车是常态。就是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煎熬着……世上还是好人多！每天大约有两三次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传递过来的凉水如果能夠喝上两口便顿觉满足！
文革期间虽然百业无序，但那时候餐车上的列车员们却很是尽职尽责！每当临时停车他们便迅速地扛着装满“盖浇饭”的柳条筐在站台上跑着送往各车厢！如厕问题也很难办，有些老同志竟然將毛巾放在茶缸里先行解决，待临时停车时再把毛巾在窗外拧上一把…奇怪的是在那个年代里也从沒听说哪个人思想与生活上因为有承受不了“压力”而失常……
列车沿着冰天雪地的祁连山行驶着，窗户虽然冻的很结实，但有“探亲”经历的职工早已准备好了二十公分长的小撬棍(又叫八搂子)，两人稍加配合便能轻易的將窗子撬开透气“吸氧”！经过了60多个小时的煎熬终于到达了兰州！蓬头垢面的人们赶紧找地方先把肚子填饱，那时候车站上有一种特殊行业他们手提暖壶和极小的搪瓷盆儿提供人们洗漱，花费5分到一角左右，给的水几乎只夠浸湿毛巾！在兰州的候车室里又呆上了一夜，第二拖着肿胀的双腿登上了开往北京的44次列车，此时的心情感到格外的轻松！再有廿四小时就到北京。离我的家乡天津已是近在咫尺了！
（编辑：张翔 swell10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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