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个案件在朋友圈被刷屏了。今年 6 月 1 日，湖南永州一 17 岁女生李爱（化名）在商场被一 5 旬男子雷某某用肘部袭击胸部，同行男同学胡林（化名）在控制袭胸男子时致其受伤，于 8 月 21 日被永州冷水滩区公安分局予以刑事拘留。此事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很多人认为，被踢者涉嫌猥亵在先，胡林踢踹坏人，怎么反而被刑拘？这不符合正常的是非观念啊。他们甚至认为，这是见义勇为，应该鼓励。而且，女友被人猥亵，猥亵者要跑，追上去把其制服，符合人之常情，对于违法犯罪者，任何公民都有扭送的权利，何况男友？于是，永州公安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当时就判断，这个案件会有变化，就像当年昆山反杀案一样，由舆论推动公安机关改变强制措施。果然，记者从永州市公安局获悉，对近日网民关注的“男学生踹伤猥亵男”案，该局高度重视，已责令冷水滩分局撤销案件，立即解除对胡某某的刑事拘留，提级由市公安局重新调查。对雷某某猥亵他人的违法行为，冷水滩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行政拘留15日。
这样的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如果没有舆论的介入呢？可能胡林会被继续刑拘，而且由于有轻伤的鉴定，大概率他会被批捕，一直羁押到开庭。这也是我们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故意伤害案的通常套路。
就像寻衅滋事罪一样，故意伤害罪也可能成为公民行使正常权利、正当防卫等的圈套，让法向不法行为低头。当年没有汹涌的舆论，昆山那名骑车男，大概率也会继续被羁押。我们的办案机关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僵化的思维模式：被害人有轻伤以上的损害后果，这个后果是你造成的，那么你就是故意伤害。至于该罪名中“故意伤害”的主观方面，则完全被客观行为覆盖了。正当防卫辩护？太难了，实践中成功率大约是百分之一。
这个案件，与河北邯郸的魏某安案太像了。都是因为对方的过错行为，引发了争执，都是情急之下造成了对方轻伤，都是调解后互不追究，而且都是对方狮子大开口，索要巨额赔偿，都是在时隔很久之后才有轻伤的鉴定意见，都是进入了刑事程序。所不同的是，魏某安案件没有被舆论关注，居然一路绿灯，到了法院。被控故意伤害的魏某安跟复兴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说过一句话，“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在这个案件中，我也看到有人用了。
我一向对基层办案民警的法律素养不乐观。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歧视或鄙视他们的意思，而是基于对客观事实的一种描述。他们对于故意伤害和正当防卫的理解和把握，当然没有资深法律人这般准确，可能也会机械地适用法条，造成错误的结论。但遗憾的是，他们把持着整个刑事诉讼的源头，甚至决定着刑事诉讼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检察、法院、律师都不得不受制于他们已经先入为主的结论。
可是，我们都知道，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大部分是没有受过系统法律训练的，有的高中毕业，有的部队转业，有的警校毕业，也没有正儿八经学过刑事诉讼法，公安大学毕业的屈指可数。我曾有过这样的真实经历，在某地级市公安局法制科，跟一位科长辩论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凭记忆，他翻书，他竟然说不过我，对于条文的熟悉程度，他开卷考试都考不过我。但强词夺理的他，却有着最终的决定权。他可以采纳我的意见，也可以不采纳，且没有责任。
同样地，一旦他们认定案件的性质，把犯罪嫌疑人刑拘，大概率会得到批捕，因为批捕时只需要简单说明法律依据及逮捕的必要性，检察官并不会像律师一样去做更多的实质性审查，因此批捕率很高。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结论，对检察院和法院都会有倾向性的影响，越到后面，纠错的成本越大，也越不可能纠错，将错就错，一条路走到黑。与其说我们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不如说是以侦查为主导的诉讼制度，卷宗笔录中心主义是我们的特色。如果说正义木桶盛水的多少，不是由最长的木板所决定，而是由最短的木板决定，那么，公安机关应该就是正义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板。后面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律师辩护，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侦查结论的影响。推翻侦查结论的案件当然有，但不多。不是因为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水平有多高，侦查结论有多正确，而是体制的惯性太大，纠错的成本太高。
这些年来媒体披露的冤假错案，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司法犯的错，法院最后判错了。但实际上，所有的案件，从侦查的源头上就错了，证据不足，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草菅人命，只不过，后面检察院没有纠正，法院没有纠正，将错就错，但论源头，其实在公安侦查阶段就错了。但公安办错案受到追究了吗？并没有。冤假错案，都由国家赔偿买单了，对原先的办案人员，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的奖惩机制，对老实人并不友好，对作奸者反而有利。
回到湖南永州这个案件，其实有些细节是值得深究的。首先从监控上看，老男人的猥亵行为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在双方查监控的时候，他居然拔腿就跑，在调解时又承认猥亵并自愿赔偿三百元，说明确实存在违法行为。事后的治安拘留也坐实了其违法事实这个前提。那么，对于违法犯罪者正在逃跑，任何人都可以扭送，而当时胡林手上打着石膏，行动不便，追上去用脚踹，也是非常合理的制服对方的手段，踹到后他没有进一步泄愤，说明其没有故意伤害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要求其扭送或制服对方要达到什么程度，只要没有造成重大伤亡，都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同样地，在邯郸案中，魏某安作为单位员工，在正常工作期间，受单位外人的不正当干扰，对方出言不逊且先动手，证人证实有踢踹动作，魏某安在应激反应之下失手甩出杯子，恰好砸中运动中的对方，并非出于故意伤害的主观意图，而是一种防卫意识。我们不能苛求防卫人有精准的防卫时间和防卫程度，在自己遭受两人殴打且受伤的情况下，对方一人的轻伤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与湖南永州案一样，其轻伤的伤情鉴定，也是时隔几个月做的，存在诸多矛盾且程序违法，很多不一致处无法解释，不能排除伤情构不上轻伤而人为造假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魏某安在公安的主持下，超额赔偿，获得谅解，达成了调解协议，而且有行政拘留的处罚，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不应立案、起诉的案件，居然能一路畅通，诉到法院，说明公安主导的影响太大了。论冤，魏某安比胡林冤多了。魏某安缺少的，或许只是媒体的力量，舆论的监督。
但如果我们的案件都靠舆论监督才能反转，那也别提什么法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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