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整个世界都陷入混沌之中，正如《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的无政府状态。法国和英国在隔离检疫规则上争论不休；美国则继续为贸易战磨刀霍霍。尽管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合作的例子——比如美联储贷款给他国央行——但美国并不愿意担当领导世界的角色……世界各地的民意正在抛弃全球化。” 这不禁让我们疑惑：世界到底怎么了？
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在进入新世纪之初，金观涛老师曾发问：时间是连续的，但人类对世纪的意识绝不是连续的。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社会普遍观念的巨变，使我们把这一个世纪和上一个世纪区别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人类意识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但那迟早将带我们进入新世纪的重大事件究竟会是什么呢？
时至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蔓延和世界乱象丛生，这一切似乎有了答案。
什么是“世纪意识”？
每当写信或填日期，我就有一种充满矛盾的怪异感觉。笔下的2000年，明确告诉我们已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但无论是对周围世界的印象，还是社会思想形态，和上个世纪90年代并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由于生活的连续性，我们日常的时间意识也是连续的，但世纪意识却不是这样。当我们一想到十九世纪时，往往感到它十分遥远，与二十世纪那种现代感完全不同。这种世纪意识不连续的飞跃，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通常人们把它归为科技进步以及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世界面貌之巨变。但只要把这种观点放到历史上去检验，就会发现其站不住脚。例如，辛亥革命前十年是中国社会第一次现代化高潮，中国很多现代城市都是在那一段时间兴起，而且其面貌一直保持到50年代。正是在那一段时间，推行新政的清政府力图样样与世界接轨，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迅速。物质放射性的发现、飞机升空都是划时代的科技事件，当时中国知识份子不仅在杂志上立即介绍镭锭原理，甚至自行制造飞机参与飞行实验。
但是纵然如此，今天的中国人一谈起辛亥革命前的社会，仍将其视为十九世纪的延续。如果我们翻阅1905年至1911年间的《东方杂志》，就可以证实这种印象。无论是杂志上刊登的那些今天已被遗忘的皇宫贵族和儒臣照片，还是当时通行的政治话语，都属于十九世纪。中国的二十世纪意识实际上发端于1914年以后，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十九世纪式的观念，随即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是奠定了二十世纪思想的基本形态。
用一次大战爆发来区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意识，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西方世界。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这样形容一次大战给他的震撼：“我一直沉迷在一种幻觉里，以为我将会在一个理性的、秩序的、和平的世界里，渡过我的终生。直到1914年8月，我26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我突然觉醒过来，开始理解到事实的真相，……觉得目前令我震惊的事，早在西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史学家修西底斯特，已经有同样的经历。”汤因比所讲的那个幻觉，正是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汤因比将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终结与古希腊罗马文明衰落相比拟，决心用《历史研究》来揭示西方文明衰落之谜，其背后的精神动力正是二十世纪对十九世纪意识的取代。
众所周知，正是一次大战带来了西方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英帝国从此衰落，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中心。欧洲法西斯主义盛行，而世界大战触发的十月革命，更使社会主义追求成为世界性的运动。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和冷战及其终结，构成了和十九世纪意识完全不同的二十世纪意识。
这样看来，所谓世纪意识似乎来自于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人类普遍观念的震撼。时间虽是连续的，但由人类经验整合起来的观念世界并不连续。当重大的社会事变引起新的观念世界取代旧的观念世界时，也就形成了新的世纪意识，那么，是否可以用这一推断，去说明十九世纪意识的形成呢？其实，一战前汤因比称之为那个“理性、秩序、和平世界”，不仅仅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面貌，它在某种程度上十分典型地代表了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世纪意识。
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十分传神地描写过一战前西方人的心态：“伦敦的居民可以用电话订货，在床上啜早茶，他也可以买到世界上的各种产品，而且会如他所要求的数量，他也可以要求货物送到门口，..他也可以不经过办理护照或其他手续，用廉宜的交通方法去任何国家或任何气候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确定的和经常的，任何与此种惯常的情况不符状态是反常的、不正当的、可以避免的。”
这一心态的形成暗含两个前提：一、和平环境下现代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工业社会大多数人生活得到改善；二、随着现代经济向全球扩张，自由主义信念也随之普及。西方人上述十九世纪意识的形成背后，似乎找不到类似于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震撼全球的事件。这种以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十九世纪意识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波兰尼（Karl Polanyi）曾考察过经济自由主义的起源。它源于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欧洲大致安定和平的环境，博兰尼将其称为“百年和平”。正是在这百年和平时期，欧洲一跃成为全球现代化的火车头，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现代市场经济成长之自发结果，相反，劳动力市场和自由放任倒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干预下形成的。博兰尼详尽地描绘了自十九世纪开始，市场机制如何被人们视为如同物理、生物世界那种自然规律，以及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自由放任主义如何出现。也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并非市场经济发展自发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启蒙时代建立的普遍观念之展开和它所带来的震撼。
确实，如果我们越过“百年和平”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再往前追溯，则可以发现十八世纪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和震撼人类灵魂的大事件，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作为启蒙运动积累的社会动力的总爆发，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它对社会的震撼平静下来后，对革命之恐惧和相对保守的年代随即来临。正是在这一时期自由成为现代价值的基本形态，开创了人类十九世纪的意识。
现代性两种形态的交替
由上述回顾可以看到，左右人类的“世纪意识”的较为深层因素，是同人们对现代性的看法有关。所谓现代性，是肯定个人自主性，并把社会看作由自主个人构成。个人自主性起源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成为启蒙运动的基本价值，并同传统社会秩序发生了广泛的冲突。在启蒙运动中，自由和平等同时包含在个人自主性之中，它们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但在继法国革命后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个人权利和自由成为自主性认识的主要内涵，经济自由主义从现代性中凸现出来，构成了支配整个十九世纪的“世纪意识”。
然而，由于这种现代性内在的缺陷，它不得不面临被自身的实践所破坏的命运。自由放任的经济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对于无产者来说，个人自主完全是一句空话。将个人争权利放大到国家层面，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竞争，正是这种竞争导致了世界大战。一次大战作为破坏自由主义和百年和平的象征，完全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追求平等的道德热忱从个人自主性中脱胎而出，成为二十世纪意识的核心。在西方它是福利国家和种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动力，而在全世界它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
总之，正因为现代性之展开，以及它造成的社会危机迫使人们对现代性的再认识，恰好是以百年为时间单位的。它具有与世纪变迁某种同步性，这也造就了人类对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不连续的“世纪意识”。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自然可以问：在二十一世纪，人们会有一种全新的“世纪意识”吗？如果仍以对现代性认识之改变作为“世纪意识”的尺度，那么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衰落和1989年全球范围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就已经宣告了以道德乌托邦为现代性价值存在着巨大问题，人类对现代性的看法已再次发生了巨变。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都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提前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意识”。“二十一世纪意识”似乎与“十九世纪意识”和“二十世纪意识”不同，它是走在时间前面的。
如果我们不是以回归自由主义为标准，而是以更多广阔的视野去探讨现代性，问题就不同了。例如后现代的种种解构是否正导致公共性丧失？以及急骤扩张的互联网，是否会改变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个人自主性产生一种新的畸变？这一切使得未来的个人自主性不可能为自由主义涵盖，甚至可能颠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或出现一种历史上未曾知晓有关个人自主性的新形态。这一巨变发生在何时？将以何种方式展现？这是我们目前难以估计的。但是至少以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论，对平等的漠视以及日益对立的争论似乎已显示90年代建立起来的现代性认识存在着种种问题。以某种重大事件显现的现代性之危机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它的来临才会使我们真正生活在一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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