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深圳是什么？深圳精神又因何而来？

我们想在“人”的身上寻找答案。如果“来了就是深圳人”是开始，那么“我们这一代深圳人”就是试图定义。因为，深圳是深圳人的深圳。

特区四十，深圳客推出《我们这一代深圳人》采访栏目，用深圳人的个体经验，探索深圳城市边界。以此作为献给特区、献给深圳人的礼物。

本文根据周为民先生访谈实录摘编，编辑过程有所删节。

您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来的深圳？

周为民：我是1982年到深圳的，直接到了蛇口工业区。我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工作，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因为我太太当时没有北京户口，要解决一个北京户口在那时比登天都难。所以，我们就想找一个其他城市生活，当时有朋介绍说蛇口工业区刚刚创建，有一个叫袁庚的人正在招兵买马，于是就成为了我来到蛇口的契机。

我来深圳是在蛇口工业区创办的第三年（1979年创建）。大概1982年的11月份到了蛇口，那时来大家都要参加蛇口工业区培训班，我是第二期培训班的学员。1983年的4月份，我就提前毕业了。当时蛇口工业区正式成立了管委会的第一届党委。我出任党委宣传处的负责人。

▲周为民当年的特区通行证

当时深圳给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周为民：我们先从北京到广州集中，之后坐两个多小时火车到深圳，从深圳火车站到蛇口又花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我们直接就到了 圆坛庙，圆坛庙 那个地方实际上是原来边防部队的一个营房，边防部队那时候已经撤了。招商局就把它买了下来，作为我们培训班的基地，前面有三排瓦房，那些瓦房都比较老，外面下大雨的时候，里面下小雨。但对我们这些曾经插过队的人来说，有电灯有自来水，已经很满足，感觉很现代化了。

最关键的是当时我们的工资也比较高，我在清华的时候，一个月工资48块钱，刚到蛇口时大概每月有110多块，翻了一番还多。

▲1997年，周为民、袁庚

当时什么事情对您的冲击最大？

周为民：对我思想冲击最大的就是袁庚。

我们这一批来的那年袁庚65岁。我们来的第一课就是他给我们上的。他用了一个考斯特中巴，然后带我们到蛇口工业区，自己给我们当导游，参观一家家企业。印象最深的是华益铝厂，是做铝加工的。铝锭进来之后，制成铝板。他作为招商局的最高领导，来给我们当导游，实际上给我们上了一课。

华益建厂的时候，是日本技术团队提供的施工服务，20多个人来给我们做工程，我们也想赚他们一点钱的，想提供一些后勤服务，结果日本人根本不需要，人家还带了两个日本女人来做饭洗衣服。

袁庚那时候就说了两句话，他说：“日本人这样的精神不富，我们那种工作精神不穷，就没有天理了。”“我们是懒人，在剥削那些勤快的人和自觉的人，应该以日为师。”他觉得中国很多地方应该学日本这种模式。

83年的时候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胡耀邦总书记视察蛇口，袁庚当时汇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他对胡耀邦说，我们到底对谁负责？我们的干部现在眼睛都是朝上看，因为只有上面的人才管得住他的帽子，不是老百姓。所以袁庚说：“耀邦同志，我们想改一改，我们是共产党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他说我们这地方的要成立管委会，这管委会的成员要由工业区里面的干部和群众选举产生。这件事在蛇口消息报曾有完整报道。

当时他把我也介绍给耀邦，我们还有一些年轻干部。耀邦问我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我30岁。耀邦同志说：“好，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出自少年郎。”

第一次推举是什么情形？

周为民：第一次是83年的时候，实际上是叫民意测验。管委大概在一两百个干部当中做了一次测验，大家可以推举，然后产生第一届的党委。

袁庚在蛇口推进选举这个事情也是很有章法的。我记得第一次管委会选举的时候，当时选民只有900多人，不到1000人。900多人是什么人？第一，是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你只要有大学学历的，就可以去。第二，是工业区各个直属机构和工业区里边的各个合资企业的中层干部。当时要选出第一届管委会的7名成员，先推举11名候选人，这11名候选人就由刚才说的这900多人推举产生。

第二阶段就是竞选， 11个人分3-4次，每一个人可以讲10-15分钟。就在后来蛇口工业区培训中心阶梯教室，会场里边坐得满满的。演讲不超过15分钟，然后就是公众质询环节。即使是袁庚也需要直接面对。

有人问，袁庚你搞这个企业，追求的是效率，企业不应该搞选举。但是当年蛇口就有这种风气，在这个地方，每一个领导人在台上，都得接受普通老百姓的公开质询。袁庚那时候说，我们选举不见得可以把最好的人选出来，但是一定可以把群众不满意的排除。

可以很自豪地说，在蛇口工业区这些领导人，因为选举这么一个程序，没有发生过贪污腐化的情况。因为他觉得，有很多双眼睛来盯着他，这就是蛇口。

每一次管委会的成员任期是两年，当中每一年还有一次信任投票，对管委会这一年的工作是否满意，做一次信任投票。而且规定，如果信任投票不过半，不能达到50%，整个管委会就得全部下台，重新选举。所以我觉得袁庚这种理念，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党的24字核心价值观里边的东西，富强、民主、自由、法治。这也是袁庚的创意，当年在蛇口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尝试。

袁庚那时候就说，蛇口工业区经济上有再大的贡献，对于国家来说也就是九牛一毛。但是，蛇口在改革开放方面，如果做出一些有意义的贡献，对我们改革能够起到一些试验性的经验性的作用，对全国影响就很大。所以袁庚定义蛇口就是改革试管。

有了这种最基础民主意识的教育，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基金会。

▲2006年，袁庚、周为民

从刚到深圳，到发起社区基金会，您最壮年的阶段都在蛇口，这段时间的蛇口是怎么样的？

周为民：我算是很幸运，经历了蛇口工业区80到90年代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

1984年年初，我就到了地产公司当副总经理，1985年我当总经理，是工业区招商地产的第二任的总经理。在任内完成了全国第一单住房商品化的尝试。

当时蛇口工业区的房租一开始比较高。每平方米大概得五六毛钱，100平方米的房子的话，就五六十块。所以对于当时蛇口工业区一开始100多块钱的工资，要支付五六十块钱的工资，这还是很高的。

我跟袁庚汇报说我们一定要靠商品房思维发展房地产，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袁庚说，如果我们一个人申请一套住房要领导批，结婚要领导批，孩子出生、上学，都要领导批，涨工资晋级都要领导批，他不可能不对这个单位产生人身依附。

所以解决住房问题，每一个人要有住房的自由。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要调到蛇口工业区来，当地不放，他必须走的时候就得交回这个单位，所以走不了，没有自由。其实解决住房问题，本质就是解决这种人身依附，每个人真正能够获得市场自己的这种自由，他说最重要的，必须要有自己的财产，没有自己的私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所以我现在经常跟大家说，蛇口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什么叫改革开放？改和革的对象是什么东西？

当时一整套左的和不思进取的以及长期形成的那些观念和做法，这才是改革的对象，袁庚的改革是和这些东西在改。一直到了1984年的1月26日，小平同志来蛇口，最后肯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肯定蛇口的做法。袁庚才把我们叫到里面去说，现在看上去我们这艘船，不会翻的。

小平同志到了蛇口，听了袁庚的汇报，了解到整个蛇口工业区以实业为主，”几不引进“，蛇口自己建设港口，用贷款的方式，而且用这一套比较好的管理方式，港口是赚钱的。所以小平同志很高兴。

随后，袁庚在北京向中央领导系统汇报了蛇口的做法和内容。不久之后中国从4个特区变为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中国从局部开放走向全面开放。我相信再过20年，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当年蛇口和袁庚那段实践的试管的、伟大历史作用。

▲1984年1月，袁庚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

蛇口社区基金会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产生的？

周为民：蛇口社区基金会诞生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当年袁庚在蛇口播种下的这些理念、文化和精神的东西，最后在蛇口传承。

蛇口当年就有很多社会组织存在，而且袁庚是特别支持这些组织存在。他们把它称为“压力团体”。所谓压力团体是什么？当管理者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些团体可以产生纠偏的作用。袁庚当年在蛇口的时候还执行过几次居民投票，当涉及到整个社区里边的一些重大规划问题时，要征求这地方居民的意见，让居民们的意见对我们社区里边产生影响。

当年有位知名学者访问蛇口，给袁庚提了个问题说，袁庚先生建设蛇口的目标是什么？

袁庚想了想，说想把蛇口建设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现在这句话是我们基金会的一个宗旨，我们也是追求要把蛇口建设成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这种所谓人类最宜居的地方，不只是物质的和技术的程度最高，而是有相应的文明、文化和精神的一种新型的社区关系，你才是一个真正能够称得上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

蛇口社区基金会日常运营的模式是什么？

周为民：2013年我退休，回到了蛇口。当时有些人就在讨论，觉得是不是现在袁庚精神在慢慢淡忘。袁庚当年给蛇口留下的这些宝贵财富，我们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组织，来做这个事情。

后来就想到与蛇口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合作，发动89个人，每人出1000块钱，一共是89,000块钱，在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下面设立一个子基金，叫蛇口社区公益基金。然后这89个人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89个人就选举了我们第一届的理事会，选举理事就用的当年蛇口工业区的办法。第一届选举7个理事，当时有11个候选人，1/3的淘汰率了，差额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第二届理事选举的时候还是7个理事，有17个候选人，得有10个人落选的。大家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然后我们第一次选举的时候，招商街道党委书记叫黄立新，给我们来当监票人，看完了以后很高兴，他说蛇口太了不起了，特别赞成这种思想。实际上政府要把更多的事情放回社会，让社会自己去治理。

所以基层社会组织自治，这实际上是从十八大开始就一直提出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强制性的，但不盈利的事情；一个是非强制性，是盈利的事情，就完全市场化的事情；另外一部分是非强制性的不盈利的事情，最后还有一块是强制性的又盈利的事情。

所以非盈利的强制性的就是政府，非强制性的盈利的就是市场性的、企业性的，非盈利的非强制性就是社会组织，社会的行为。所以，真正的社会就是这样。以学者们现在提出来叫做:重建社会，意思是能够在社会当中发扬发挥更多的民间组织、公益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这种作用。

这就是产生蛇口社区基金会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大的历史背景，有现代的历史背景，有传统文化的东西，而且深圳市也很支持。

我们当时成立了子基金之后，有了理事会，第二年我们就发起了我们注册资金的募集。我们一个社区基金会注册资金的门槛是100万，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发起了注册资金募集活动。我们当时还发了一本书——《我和袁庚》，将公众和袁庚曾经交往的故事和一块拍的照都捐献出来， 办了一个展览。

这东西很有看头，老百姓愿意看，大概有五六十人写了自己的故事，自己拍的照片，最后编了一本书搞了一个展览，在展览期间我们就开始募集。最后有360个居民出了73.3万，平安保险和蛇口工业区各出30万，所以我们就跨过了注册资金的门槛，平安和蛇口工业区都表示尊重社区资质的原则，不派监事，就只出钱。

资源从居民中来，然后又用到社区里面去。这个理念也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支持，所以我们整个审批很痛快，6月份最后递的文件9月份就批下来了。

当时基金会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下面管理，但并没有上级组织。那么我们的权力就来自于捐赠人，所以捐赠人召开一个代表大会，我们第一次募集资金的时候是300多人，后来我们开捐赠人代表大会的时候，已经是600多人。

捐赠人代表的产生是三种途径：第一，小额捐赠人，小额捐赠人只要获得5个小额捐赠人本身的推荐、提名就可以成为捐赠人代表。第二个，大额捐赠人，捐赠额在1万块钱以上，我们就叫做大额捐赠人，直接可以登记成为我们捐赠人代表，不需要引荐。第三，上一届的理事和监事以及公益资深专业人士，他们可以直接成为代表。

所以第一届捐赠人代表大会81名代表，有58名小额捐赠人代表，有13名大额捐赠人代表，有10个理事兼监事代表。然后81个人开第一次捐赠代表大会，选7名理事，3名监事。其中，有17人候选人选理事，4名候选人选监事。

我是发起人理事，我们管理当中也很重要一条就是实行集体领导，我们是实行轮值主席制度，理事会实际上是轮值主席领导的，理事长只不过是一个荣誉，它并不在理事会当中起核心作用。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形成这么一种文化，一种组织。社区组织和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有很大的差别，它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效率，是追求多元，追求的是一种多元价值的共存，而且特别是要保证社区里边的少数人的意见能够被听到，所以，这是社区基金会这种公益组织最大的特点。

一个基金会的成立，有4件东西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一批民间活跃分子。有这么一批人，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要有一笔钱，就是注册资金。

第三个最好有一个公益专业机构的辅导，因为实际上公益是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事情。如何变成一个子基金，子基金又如何又申请成为基金会，基金会又如何使用它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这都是一些很专业的事情，所以有专业机构很重要。

第四就是一套运行规程，游戏办法。我们不要以对错来衡量，因为多元的特点就是这样，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是有不同的对错。

基金会还有哪些未来的愿景？

周为民：一个组织要成熟，特别是运行规则要成熟，要3-5年，所以第一个3-5年重要的是能够活下来，我们现在深圳市的社会社区基金会大概有二三十家，真正活跃的是不多的。大部分社区基金会现在都是处于僵尸状态。

基金会现在大概有4个领薪酬的专职人员，另外有4个兼职人员，在社区基金会里边，人员配置就算比较高的。整个社区基金会所有的东西是公开透明。我们现在一年整个的管理费用对用于在秘书处的工资是最重要的，大概五六十万，就4个专职人员4个兼职人员。一个月的工资总额大概在4万块钱，理事会监事会都是无偿的。

中国凡是叫基金会的，全是公益性的。所以为什么叫基金会？实际上是要有一笔基金在那里。基金是不能动的，而且基金要想办法去扩大，所以要投资、要理财，要让基金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

理事会来负责整个基金的经营，是理事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在理事会当中争吵得很激烈的一个事情，因为理财和经营投资这个事情是要有专业知识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些非常保守的银行理财，也就是3%-4%的水平。

对于现在涌入深圳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周为民：我们这些人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世界，不要担心他们，他们的知识结构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完善。他们的观念，比我们更加能够接受新的事物。他们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出更漂亮更有创意的事情。一代人胜过一代人，这是历史规律。

“我们这一代深圳人”

深圳特区成立40年特别策划

出品：深圳客

统筹监制：罗凤鸣

策划：卢青、陈泓源

访谈整理：林穗芳

本期访谈：罗凤鸣

影像制作：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