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每年春夏之交，你都会经历回南天——整个人包裹于水汽之间，浑身不舒服却又很难去形容的那种难受。
就如同你我的某段人生一般，困于其中，煎熬难捱，兜兜转转找不到出口。
高鸣把24年来在深圳沉浮不定的际遇，投射到暧昧难明的影像《回南天》里，四个男女游荡在香蜜湖游乐园、白石洲……溺于绝望却又找不到出路， “这个城市里，人们被欲望包裹，很多时候想要飞起来，却又被摁住了。”
他今年48岁了。从成功的平面设计师，到一鸣惊人的独立电影导演，再到几年生意场上的焦头烂额。
44岁左右，他在深圳差不多呆了20年，彻底认清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 他想尽办法还清了公司的债务，结束了生意。
过了不惑之年，人生下沉至水底，挣扎着却上不了岸的窒息感，让他一度怀疑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一年多后，他把深陷困境中的“溺水感”拍成《回南天》。电影完成的那一刻，闷在他胸口的那口气，总算吐了出来。
“是电影救了我，把我捞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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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 掉 鱼 竿
2016年，香蜜湖游乐园还进得去， 那是闹市之中难得的一片僻静之地。废弃的摩天轮下，一眼还看不到边际的人工湖被投放了大量鱼苗，交上50块钱能钓上一整天。
高鸣在这一年拿起了鱼竿。
坐在湖边，把视线放在湖面上，那是难得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当然，还是会想些什么，比如那些咬饵的鱼，明明可以靠水草为生，偏偏贪恋鱼钩上的那点饵料。
他把自己，也看成了鱼。
《回南天》中的香蜜湖游乐园. |受访者供图
之前的十几年，高鸣在深圳称得上顺风顺水。从一个青涩的美术专业毕业生，到给大运会设计会徽的知名设计师。连业余时间的纪录片《排骨》，2006年甫一露头就在独立电影界惊起无数水花。
2009年，他决定做生意。那是个不小的生意，朋友们投了许多钱。带着别人的托付，和十多年顺遂生成的自信，他想扎进去把钱赚了。
“等赚了钱，就可以安心拍电影了”，他跟自己说。
彼时，著名独立电影导演吴文光，对高鸣手上另外一部纪录片《满天星大酒店》寄予重望。每年12月，吴文光到深圳的OCT当代艺术中心参加活动时，他们会碰一次面。
“片子剪出来了没有”，接连三年，吴文光见面都会问起《满天星大酒店》的进展。到了第四年，吴文光不问了。
每听到这个问题，高鸣会觉得尴尬，又有些难捺的焦虑，“知道那才是想做的事，又困在生意里，身不由己，也无能为力”。做生意的那几年，别说拍东西，他连部片子都没看过。
梁龙在《回南天》中饰演龙老师. |受访者供图
其实用不了多久，高鸣就知道自己压根儿不适合做生意。
他直性子，心软，每遇到生意场上的蝇营狗苟，总感觉背叛了自己。生意做到后面，他越觉得煎熬，品牌始终没有跑出来，苦苦支撑的感觉越来越强。
“当你逼着自己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挣扎的状态。”
在《回南天》里，梁龙扮演的中年男人龙老师，始终处于某种恓惶状态。他在雨水冲刷中踱来踱去，在地下室里没着没落地盯着天花板。电影的结尾处，龙老师站在梧桐山顶，看着远处云雾笼罩的城市，背对着镜头说道“只有到了这里，我才有种上岸的感觉”。
某种程度上，那是高鸣意欲投射的中年困境。
最终他撑不下去了，他们卖掉所有的店铺、厂房，加上前些年攒下来的家底，把钱还给了投资人。
《回南天》剧照. |受访者供图
生意彻底结束之后，有好几个月，高鸣不想见人，不想说话。把自己扔在香蜜湖游乐园里，过往的事情在他脑子里一幕幕地过，他想不通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坐在湖边看着天空，他感觉那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他在里面盖着，怎么都走不出去。视线回到湖面，他又觉得这个城市像个湖，“我们所有人都是里面的鱼。”
“鱼什么要上钩呢？诱饵背后的危险，我想大部分人都能看到，可诱惑会蒙蔽很多东西，你会有强烈的侥幸的心理。”
直到有一天，在香蜜湖游乐园里，他踏上一块高地往下看，整个湖面一览无余，“那个湖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大”。
那一刻，他豁然开朗。
“你跳入这个湖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湖是无边无际的，当你爬上来的时候，你发现湖其实这么的小。”
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他丢掉了鱼竿。 当然，也算不上“丢掉”，那是日本鱼竿大师的手工作品，他送了朋友。
其实电影的最后，高鸣剪掉了梁龙的另外一句对白，“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淹死吗？”
“你陷在某种欲望里的时候，是会失去判断的。”高鸣花了很长时间，得到了这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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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深圳，就再也回不来了”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从林的深处……”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之路》里，寓示了人生路上的某种残酷性，选择权看似在自己手里，其实你对路的尽头一无所知。
《回南天》剧照. |受访者供图
1996年美术系毕业后，高鸣在老家教了半年书，又跟着老师跑到了北京圆明园画家村。那时尚且没有艺术市场的概念，画家的日子大都困窘。每到中午，老师带着他到朋友那儿蹭面条，一大桶面条，白水加盐煮熟，一群人围着抢得一干二净。吃了一个星期的面条，他觉得不行，决心南下赚钱。
“等挣了钱再回来画画”，他跟老师告别。老师是过来人，告诉他，“去了深圳，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很多年，他甚至差不多忘了这句话。
在准备回南天剧本的时候，他写出那句台词——“我在老家杀了个人，我要去自首，我知道我回去，就出不来了”时，眼泪倏然而下，无数滋味在心里翻滚。
他嚼懂了那句话。
《回南天》剧照. |受访者供图
踏入深圳的第一天，这个城市便向他展示了魔幻恍惚的一面。
他跟年龄相仿的同事阿松，挤在岗厦村的一间农民房里，最先令他不适的是声音，“坐在房间里，隔壁的声音全都能听到，感觉他们都在你的客厅里。”
头一天夜里睡到两三点，他被阿松叫醒。“带你去看小电影”，阿松拉着他，站上厨房的灶台，俩人伸长了脖子——隔壁栋楼的一扇窗户里，下面一截贴上了纸，上半截没有任何遮挡，四个年轻女孩，每人只穿一件底裤，并排赤身躺在床上。
20岁出头的高鸣一下子被击中了。 冲击他的不止是视线，还有耳朵里传来的嬉笑和不在乎。
这是四个欢场女子，她们肆无忌惮地交换着与男人们交易的各种细节，女孩话语间的无所谓，令他无所适从又惊诧不已，“对身体没有任何的隐私感”。
他似乎一下子，无师自通地悟出了个道理——所有的人，活到最后，都是在用身体在跟现实对抗。
by shenzhenweekly
那是他在深圳最自在的一段日子。同一家公司的所有同事都住在握手楼里，大家年龄相仿，一起买菜、做饭，围坐嬉闹，各自讲起糗事来，一群人能笑到脸抽筋。
他们住的房子，四面差不多都有窗户。每到午夜，阿松带着他像游荡的魂灵，从一个窗口飘到另一个窗口，窥探着对面窗户里的世界——一个女孩每周都带回不同的男子，有人能得逞有人不能，一楼杂货店的夫妇，上床从来不会拉窗帘……
来深圳的前四年他都在城中村度过，住过岗厦、黄木岗、沙浦头、水围，最后又回到岗厦。
很多年后，他以“生机”来总结城中村，那是种跟年轻时荷尔蒙相似的状态。
今天他还是习惯于跑到城中村买菜，巷子里包子铺蒸笼上，永远都是热气腾腾的，菜市场里，40多块钱买一斤特别新鲜的牛肉，空气中混杂的腥味、汗骚味……能给他说不上来的踏实感。
90年代也是“孔雀东南飞”的黄金时代，一大批有抱负的年轻设计师们聚集到深圳。他们经历了粤港合资公司、央企国企民企……创作了众多领风气之先的设计作品——闪耀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第一个中国广告“999”，著名的“东西方的腿”海报，北京申奥形象……
呼吸着这个城市的狂热、张扬、放诞与新潮， 不过几年，高鸣成了圈内有名的设计师。
只是他心里有缺口，“帮别人设计东西，跟你的内心是没什么关系的”。对他而言，设计是个工作，给不了多少成就感。
画笔撂了好几年了，他把相机装进了随身的包里，最初是漫无目的的拍摄，城市街道，城中村，路人、朋友……
2003年非典期间，高鸣窝家里看电影。某天他看到了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住在小城的老两口，决定到子女们生活的东京看一看，在短暂而疏离的相处中，一对老人亲眼见证了这个家庭的离散。
电影看完后，高鸣坐着留了很久的泪。他想起渐老的父母，想起独自在深圳，与父母的常年分离。也想起了刚来深圳时， 和阿松合住的那半年，那是他在深圳最舒服最开 心的一段时光。
俩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他拿起电话，辗转问了许多朋友，没得到阿松的零星消息。 挂断最后一个电话，他发现 自己遗失了最熟悉的东西。
阿松就这么里消失了，他站在高楼上往下看，城市里的人来往匆忙，“那种状态特别像蚂蚁”，短暂地碰触、交汇，最后不知所踪。
花了20多天，他完成了人生第一个剧本《阿松》——一个独自闯荡深圳的吉他手，孤独落魄地蜷在握手楼里，每天偷窥着对面“小姐”们的日常……
朋友们看完剧本后觉得不错，凑了些钱鼓励他拍出来。 高鸣将迈出的这第一步，形容为“荒唐的勇气”。拍摄过程中闹了不少笑话，第一天摄影师问他镜头怎么走位，他反问摄影师“什么叫走位”……
《排骨》剧照.
《阿松》完成后，高鸣认识了在深圳卖艺术片盗版碟的排骨。
他跟拍了排骨8个多月，其中一段是排骨回江西老家相亲，他们依次换乘火车、汽车和摩托车，颠簸一路回到乡下。 排骨和女孩的相亲地点，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就着身边轰隆的货车鸣笛声，他们开始了短暂的交流，女方不满他的职业、经济状况，及其他的黄色染发。
蹲在故乡的荒草地上，排骨无所适从地说，“我要回深圳，他们太封建了” 。而在深圳，排骨因为钱挣得不多被分手，他把书包上的“为人民”和“服务”之间涂上了“币”字；他喜欢自己的职业，又为随时可能被抓担惊受怕；他向往爱情，又坚决认为他这个层次的人不会有爱情……
高鸣拍着拍着《排骨》，就觉的是在拍自己。
纪录片结尾，排骨卖碟的那栋楼被拆了，他带着一箱盗版碟站在天桥上叫卖。背对着光影繁华的深圳夜色，他无心顾及手里的烟头，倚在栏杆上，仓皇四顾。
《排骨 》 剧照.
这似乎是一个时代下的群体命运，与故乡割裂，又难于被大城市接纳。大家被时代裹挟，漂浮在城市里焦虑不安，没法踏实地感受自我需求，生活和未来均陷入盲目。
在高鸣的老家赣州，新城区在原来的庄稼地上拔地而起，老城区在拆除改建中已不复往日模样，“有一年我连岳母家都找不到”。回到赣州，每走一步他都得依靠导航，“和故乡的那种黏性，好像已经完全断了”。
只有坐着飞机降落深圳，高鸣才会生出回家的感觉，可站在这个机会貌似俯首可拾的城市里，又会不由自主地生出强烈的焦虑，“深圳能激起很多人的欲望和想象，同时能无情的毁灭，如果你‘得不到’，挫败感会特别强”。
《排骨》一出炉，就在独立电影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有人评价其为中国迷影史“最令人难忘的影像档案”。
《排骨》带着高鸣参加了十几个影展，认识了很多圈内人，那是一段相当梦幻的经历， “那些原来在书里的名字，一下子人就在你眼前了”。
在香港参加亚洲电影节时，一位知名电影节主席在电影院门口专门等着高鸣，告诉他自己非常喜欢《排骨》。这位前辈看出了高鸣在技术上的顾虑，很认真地同他讲，“这是你一个人的电影，我们不关注工业标准，我是看你的写作方式”。
高鸣感觉自己踏入了独立电影的世界，“我觉得我有可能做导演”。
就在这一年，他头也不回地扎进了生意场，甚至都没有在生意和电影之间权衡过。
“当时心里特别侥幸，觉得赚钱了，就可以投钱给自己拍电影。” 他也想赚了钱，投资其他的导演拍电影，“做独立电影的这帮人，太穷了”。
就像10多年前离开画家村南下深圳一样，站在分岔路口，他选择了同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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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岸 之 后
这一次，电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整个剧本高鸣花了大概2年时间，前后改了16稿。他像是给自己“拔火罐”一样，把困境中的心绪一层层地剥开，再注入创作。 电影最终完成的那一刻，他感觉憋在胸口的东西，一口气全吐了出来，他 浑身轻松了。
“扒着它，就感觉自己爬上了岸”。
高鸣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前段时间，他把公司从华侨城创意园，搬到了附近的一栋商务公寓里，门口挂了两块牌子，一块设计公司，一块是电影公司，设计的事情他已经很少管了，基本都交给了其他的设计师。
办公室里放着两尊菩萨，一尊是他从云南带回来的，另一尊他母亲生前供了40多年。《回南天》里有几场庙里的戏，那是整部戏当中，难得的阳光普照的场景，他解释其为“对美好的一种幻觉”。
最近几个月，除了带着《回南天》去参加各地的电影节。剩下大多数时间，他都呆在这间办公室里，看片子、想事情。他感觉回到了自己的轨迹，也达到了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有限的资源里，做喜欢的事儿，做能让你发光的东西。”
情绪最低沉的一那段时间，见过高鸣的人，都觉得他老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回到了30多岁的状态。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他形容其为“强烈的劫后余生的感觉”。 有时他会想，如果生意真的顺风顺水，非常成功之后，“也许就是另一种沦落”。
当然，他也有新的需要跨越的东西——人到中年，家庭、生活中新的困惑，创作上的自我突破……
高鸣（左）与排骨（中）.
高鸣开始准备关于排骨的下一步纪录片 。 8月下旬的一天，俩人约见在排骨的办公室里，这里位于坂田的一个电商产业园。
排骨42岁了，比拍摄《排骨》时胖了20多斤，留着莫西干头，中间的头发染成了黑色，两侧的发茬大都白了，他是个少白头。
他俩坐在沙发上，抽着排骨朋友从湖南带回来的白沙烟，烟丝用的是湖南本地烟叶，几块钱一包。俩人争执着谁的烟龄更长一些，把手里的烟抽出了牡丹烟的味道。
沙发背后，是一整面墙的电影海报。2009年年底，排骨的碟店被查封了，此后他和妻子经营了十多年的服装店，去年开始尝试转型线上，夫妻俩先后开了3个淘宝店，两个拼多多店铺，尝试过零食、牛仔裤等好几个品类。前不久，排骨开了专卖内衣的天猫店。
碟店关门以后，排骨有好几次做梦，都梦到自己在卖碟，和那些淘文艺片的人们侃侃而谈。
一张嘴，他还像十多年前一样，一幅清醒又认命式的幽默，“肯定卖碟更开心一点，来的人起码都是初中文化以上的，嗯……因为店主就是初中毕业嘛。”
排骨（中）教女儿打台球，高鸣在一旁拍摄。
排骨妻子在同一栋楼另一个房间里做淘宝直播，她模样清丽，纤瘦白皙，不太看得出是10岁孩子的妈妈。当年，她在排骨的DVD店附近开服装店，追她的人大都比排骨有钱。现在夫妻俩吵架，妻子生气了会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嫁给有钱的”。
“这也很正常，早知道没爱情，我也嫁个富婆好了”，排骨摇摇头。
中午的饭桌上，排骨想带着女儿去看当天首映的《八佰》，女儿想让爸爸带着看《哈利波特4》，俩人最后谁也没说服谁。排骨摇摇头，觉得10岁的女儿没看过什么好片子，“我卖碟那时候，那么多好片”，接着他叹口气，“那时候她还没出生”。
他将自己的生活形容为“过日子嘛”。观点和10多年前一样，“我们这些人，包括我的父辈，没有什么有爱情，大家都是过日子”， “你看像我，努力赚钱，不出去外面胡来，这就够了，对吧，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他认为自己理想的生活，还和10多年前一样，能满世界自由地走走看看， “哪天财务自由了，买台大G（奔驰越野车），和朋友们开车到处去玩，老婆和孩子都不带，也不跟团。不过也是想想，不大可能实现的。”
一米多外，高鸣举着摄像机，录下了这一切。
排骨一家住得离电商园不远，这是他和妻子2009年买下来的房子。他们在东莞、惠州还各有一套房产。
家里有台宝马车，不过排骨主要骑电动车代步。买车那天，他打电话问高鸣“路虎好，还是宝马好？” 高鸣建议他买路虎，他最后买了宝马，因为宝马人人都认得，路虎别人不知道。
“他现在也挺焦虑的”，高鸣解释。
“这小子穿个夹脚拖，戴着个金链子，也把自己把本地土豪的方向包装。” 返回的路上，同样穿着夹脚拖，戴了一条银色链子的高鸣笑着说。
“夫妻俩一步步走到今天，真的特别好”，高鸣结结实实为排骨高兴。 而后他又接了一句，“现在排骨的经济情况，比我要好”。
车子行在侨香路上，高鸣的公司在不远处。 8月初我们第一次约见在那间办公室时，他刚刚拿到《回南天》的完整拷贝，外面雷电交织的雨夜，映着电影里的骤雨，现实与影像交织，一时间让人难辨虚实。
“你看电影最后的龙老师，他真的上岸了吗？上岸是好，还是不好呢？”他像是在提问，又像是在回答。
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
在深圳，你有被现实所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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