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出孔子和束脩制度作为教师收受家长红包的挡箭牌，合适吗？
今天教师节，除过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之外，我想说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前段时间网络爆料：某地一个家长，将自己六年时间在教师节给老师发红包的记录悉心保存，等到孩子小学毕业之后实施举报，最终导致该老师被开除公职。
令人震惊的并非新闻事件本身，而是公众对该新闻事件的反应。该条新闻引发了公众热议，在评论区有近乎一半的评论居然是指责这个家长的。
指责意见大约可以归结为两种：有的人认为，给老师发节日红包是家长自愿的，既然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家长就不应该别有用心地保留证据，然后在老师失去利用价值之后立马反水举报，为人太过虚伪奸诈，阴险歹毒，属于特别严重的道德问题；
有很多人并没有直接批评这个家长，而是想方设法在强调家长给老师发红包的合情合理性，认为学生或者家长给老师送礼物(发红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甚至传统美德。为了证明说法的渊源，有些人祭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师——孔子，列举了《论语》等著作中的依据，如“束脩”等沿袭已久的规矩。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师，这是历史事实；孔子的确建立过学生拜师的时候，向老师敬献“束脩”(肉干)的规矩；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强调师恩如父恩，也赞同礼尚往来。但倘若要拿这些事实作为证明教师收受学生或家长礼金(红包)合情合理性的证据，就太过可笑了。
孔子所处的时代，平民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社会上也就没有面向平民的学校和教师，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是由私人教师针对贵族子弟实施的近似一对一的教学服务。
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公开化的引路人，也可以看作是“人民教育”最早的践行者。孔子的这种做法没有当时的朝廷支持，也没有贵族或者财阀的捐助，即便孔子是志愿者，也需要吃喝拉撒，他的教学活动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 所以他订立了束脩制度，以向学生收取合理的乃至象征性的财物，来维持自身生活以及教学活动所需，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在孔子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也几乎是没有真正的公立学校的，这种志愿者式的教育方式，也就长久扮演了教书育人、文明传承的艰巨任务。在这期间，学生在交纳一定数额束脩之余，逢年过节的时候出于礼貌、感恩等，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给老师送一点礼物，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而到了今天，公立学校、公派教师是社会基本的教育制度，学校经费、教师工资已经完全摆脱了对“束脩”的依赖，都是由国家财政负担，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国家的主张是让每个孩子零负担享受教育。即便是私立学校，教师工资也由学校发放，学校的经费来源则是学生交纳的学费，也就是说学生在上学的时候，已经支付了给教师的报酬。在当前的社会制度之下，再祭出孔子作为教师坦然收取学生或者家长礼品、礼金、红包的挡箭牌，已经完全不合时宜。
更重要的是，为了彻底杜绝教育领域的不正之风，维护良好的师德师风和教师形象，保护学生及其家庭的利益，三令五申禁止教师以任何形式收取学生或者家长的礼品、礼金、代金券。也就是说，收取学生礼品礼金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既没有现实理由，更没有法理依据，是明文规定的违规违法行为。
而在这种高压之下，依然有个别教师丧失操守、无视法律，为了一点蝇头小利，“顶风冒雪”地“开发”学生或者家长的经济资源。有的教师是顺水推舟，而个别教师则会采取暗示、启发或其他手段来“疏通财源”，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或者家长，为了保平安、求关照等种种考虑，会顺从教师的意愿。毕竟平心而论，在师生、学校与家长的关系中，学生和家长是处在弱势的。
新闻中那名隐忍了六年才举报的家长，我们应该感受到他的无奈而绝非阴险。他如果当初不去随大流，或者严正拒绝乃至正当举报，势必会导致他所不愿意看到的的结果。一个家长因为遵守法纪而需要担惊受怕、承担风险并被迫采取迂回策略，甚至被质疑、指责，被道德绑架、被舆论谴责，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极不正常的。
而真正让人震惊的，是面对这个是非曲直非常分明的问题的时候，公众所表现出来的暧昧乃至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暧昧、纵容和偏袒。如果说教师、医生、记者是社会的良心，那么这个“良心”存在的根本依据就是这三类职业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真善美、一个社会基本的是非标准，如果黑白不辨、是非不分、荣辱模糊，这就是一个相当不好的信号。
孔子创立教师这个职业，本来就不是以营利或者牟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的，保持教师职业的神圣和清廉，维持健康、良性、积极的师生关系，既在于当事双方的自律，更依赖全社会价值体系的自我觉醒和自我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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