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 按理说毛泽东应该有专机了。但由于人民空军1949年10月才组建, 飞机性能不够先进, 驾驶员水平也不高, 安全没有保证, 所以中央作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可是, 为了能够亲身体会自己亲手缔造的人民空军翱翔蓝天的感受, 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 但几经努力也未成功。直到1956年, 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终于实现。
1956年4月的一个夜晚, 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告知“五一”后要乘飞机南下广州考察。刘亚楼坚决不同意。之后, 他深感此事关系重大, 立刻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可几天后,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给刘亚楼打电话:主席发脾气了, 此事看来只能按主席的意见办了。
政治局对毛泽东此行极为关注, 周恩来特别指示刘亚楼, 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 用最可靠的机组、最优秀的驾驶员, 所有航空环节上要严密操作, 确保飞行安全, 万无一失。当时, 空军只有“伊尔—1 4”和“里—2”两种运输机。“伊尔—14”的飞行速度比“里—2”每小时快12 0公里, 但因用这种飞机装备部队才半年, 使用时间较短, 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得不够全面, 所以安全系数不大;“里—2”虽然速度慢, 但部队使用这种飞机已五六年了, 性能稳定, 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得比较全面。经过慎重考虑, 刘亚楼决定让毛主席乘坐“里—2”型飞机。在飞行员的选择上, 刘亚楼决定把任务交给胡萍。胡萍是专机飞行团团长, 飞行技术好, 又有执行中央首长专机飞行任务的经验。另外, 刘亚楼还亲自对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机械员、服务员等一一进行了考察, 力争万无一失。
5 月3日上午8时左右, 毛泽东等来到北京西苑机场, 登上“里—2”型8205号飞机,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 飞机于1 2点3 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下午两点, 飞机加油后继续起飞, 三个多小时后抵达广州。毛泽东兴致勃勃走下飞机, 走过来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 赞扬他们任务完成得很好。
5 月2 9日, 刘亚楼接到电话:毛泽东一行结束广州视察要回北京。刘亚楼立即命令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带三架飞机飞抵广州。5月30日, 毛泽东乘坐的还是8205号“里—2”型飞机, 由广州飞到长沙。5月31日, 由长沙飞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 飞机在武汉东湖机场等了四天。6月4日上午, 空军司令部气象处来电话:北京天气已好转, 专机可飞抵西苑机场。中午1 2点多, 毛泽东等乘坐的专机从武汉起飞, 当飞机飞临河北上空时, 天气突变, 雷电交织, 强大的雷电干扰使专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 飞机只好改道飞行。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使得在北京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心急如焚, 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值班员蔡演威也急得大汗淋漓, 对着无线电话筒把噪子都喊哑了, 却没有一丝回音。刘亚楼情急之下, 冲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直到一小时后, 毛泽东乘坐的专机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飞机刚一降落, 刘亚楼就冲上去打开机舱门并大声说道:“主席啊, 吓死我了!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裤腰带上了!”
——摘自《党史文汇》2008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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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张耀祠（左一）、吴旭君在上海。（资料照片）
晚年的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及自己的生死问题。对此，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最为详实。
1963年罗荣桓逝世之后，毛泽东与吴旭君有过一番长谈，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最为集中的一次讲述他的生死观。多年后，李敏等主编的《真实的毛泽东》一书追述说：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吴旭君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吴旭君说，不停地吸烟。吴旭君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吴旭君好奇地问。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吴旭君宽慰他说。
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吴旭君说。毛泽东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吴旭君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地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吴旭君的话，毛泽东笑了。他掐灭烟头说：“讲得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对这么突然的提问，吴旭君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吴旭君吓呆了，好久没说话。“你怎么了？”毛泽东问。“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吴旭君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毛泽东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第二天，吴旭君陪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吴旭君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他就问：“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吴旭君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他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吴旭君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吴旭君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毛泽东点点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吴旭君想，自己从来没把毛泽东与死联系起来想过，她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吴旭君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吴旭君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她直率地说：“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毛泽东看着吴旭君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做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
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讲什么？”吴旭君茫然地问。“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吴旭君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毛泽东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吴旭君惊奇地问。“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们的负担啊。”事后吴旭君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
这么长长一段的回忆文字，充分展现了晚年毛泽东的生死观，其从容、豁达、明智，体现了一代伟人的风范。
——摘自《党史博览》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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