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史义军：《新华日报》没有发表过《论持久战》——四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王一知文集》中的问题

史义军 小史读史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的《王一知文集》中收录了王一知1964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痛悼周保中同志》一文，在第79页中，王一知说：

“记得在1938年的一个夜晚,部队已经露营,保中同志在篝火前召集了本战斗队的全体指战员,他手中拿着两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一般兴致勃勃地说:‘同志们,这是《新华日报》,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他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响起了:‘党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斗争更有办法了！’那种激动人心的情绪,是难以形容的。尽管那两张报纸己残缺不全,每到露营或休息时,他就和同志们一起坐在篝火前或山坡上学习讨论,并贯彻到实际战斗中去。”

关于《论持久战》全本是什么时候传入东北抗联部队中的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我的考证，是1940年才传入东北抗联部队中的。我多年前就写过这类的文章。

2015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周保中文选》中第215页至218页有这样一篇文章《一支文化工作的队伍——东北抗日联军纪实之三》。文章主要介绍了吉东省委秘书处的工作，文章说：

“他们依靠交通员收集一些地方消息、敌情报导、国际和国内时事工作的报导和指示，以及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和活动等等。在选些从敌人报纸透露出来的内部不安和黑暗的情况，编成一期的稿件，由倪、胥二人整理，金、姚等人看过后，再交倪、胥两人誊写。关内出的《新华日报》和巴黎出的《救国时报》，他们间或也能收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们翻印过油印版”。

周保中文章中提到《论持久战》，说是吉东省委秘书处翻印过油印版。周保中这篇文章是1949年的口述，由魏东明整理的，估计是周保中记忆有误。

在这里周保中提到了《新华日报》和《救国时报》，但没有直接说《论持久战》发在那个报上。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的演讲，毛做完演讲之后，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传阅。于是，《论持久战》油印成册。可油印的数量有限，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前线的干部。毛又决定公开发表和出版。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出版了单行本。

张卫波曾撰文《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发表在2016年3月号的《军事历史研究》上，该文详细地介绍《论持久战》的传播时间和范围。摘要如下：

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旬，中共中央曾经致电长江局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论持久战》，“但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要他们分期登载，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

尽管《新华日报》《群众》没有刊载《论持久战》，但是，该文还是通过其它渠道传播到了沦陷区和大后方。如由中共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协同在上海出版的《每日译报》，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公开发表了《论持久战》全文。同时，《论持久战》的单行本也在大后方得到及时出版、发行。先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接着，东北书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华社、辽东建国书社、《译报》图书部也先后出版发行了《论持久战》一文。一九三九年一月初，新华社出版了该文的校正本，在文后附录有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一文和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并在文后按语中解释：“此是最后校正本，与《解放》发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著者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随后，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另外，一九三八年《抗战大学》第二卷第一、二期还刊登了《〈论持久战〉研究提纲》。一九三九年，抗战编译社出版了《论持久战研究提纲》单行本，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论持久战〉浅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抗战后期还印制发行了《论持久战》的伪装本，伪装本封面题名“文史通义”，伪托“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快了《论持久战》的传播速度。

为了扩大《论持久战》的影响，该书还被译成了英文。《论持久战》的英文翻译最早完成于一九三八年十月，由《大公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完成。翻译完成后不久，上海《Candid Comment》（《公正评论》英文版）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第三期开始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日第六期，分四次进行了连载。英文题为《Prolonged war》，作者署名为Mao Tse Tung（毛泽东），译者署名为Shih Ming（士敏）。正文前有一段编者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书中，没有别的书比这本书更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同一时期，由邵询美编的中文杂志《自由谭》，也对《论持久战》一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按：实为五万字），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决不是偶然事也。”在报刊连载英文《论持久战》的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宋庆龄寻找其它渠道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后经爱波斯坦等人翻译，《论持久战》英译单行本也很快出版发行。

根据张文所述，1938年《新华日报》根本就没有发表过《论持久战》。王一知说周保中是通过《新华日报》1938年看到《论持久战》的，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1938年东北抗日联军早就与关内失去了联系。我检索过周保中各个版本的日记和书信集，1939年11月以前均未有“论持久战”的字样。而在1939年11月5日的日记中看到：

“午间来一边防军长官，到余住之守候所，以余粗通俄语，向余致热烈之握手礼后，为余分述最近国防消息，对我国抗战消息尤为详细。据这位军官说，我国军最近在南方战线已夺回南宁，并述说我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必获最后胜利。根据毛泽东同志名论，抗战三阶段及整个局势趋势，深信不久必将达到日寇完全被歼除。”

此时，周保中、冯仲云正在苏联。《冯仲云年谱长编》第162至163页《我的自传》中说：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我在太平沟苏联同志把小汽艇接过去后，第二天就把我坐黑龙江轮船到伯东，把我安顿在一间屋子里，一个游击队员来见我们（我和高禹民），我向他要求到延安去找中共中央，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他都是答应了不回答。叫我写报告。我这就开始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有关于抗联部队的活动和党的工作。除此而外，我只能读书，有时也有苏联工作人员陪我们去看个戏，大街上走走，过了一个来月，自称共产国际代表的海路来看我们，我们又要求到延安中共中央，那时实际上路还是通的，到共产国际去，他的回答还是请示中，当时我要求拍电报给延安中共中央，他说可以，我把电报写出来，后来我又托他打个电报到延安中共中央，打听一下我老婆的消息，也同意了，我写了电文，他都拿去了（在这儿，我介绍了黄吟秋关系以便他们利用）后来的回答我的追问，都说电报己拍发，无回电，——解放后，我知道我找爱人的事延安是知道的。我同时请求周保中来，他们也说在找中，要他来。

后来我又迁居了一个地方，不久就是十月革命节，我和高禹民同样是在那儿读书，在这时期我们读了不少书，如联共党史，还有共产国际七次代表会文件等，后来就读到了毛主席《论持久战》。那时周保中也来了，赵尚志也来了。高禹民可能去看过一次马克正，他在学无线电。”

可以肯定地说，周保中和冯仲云都是到苏联以后才看到《论持久战》全本的。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胥杰。胥杰，原名孙礼，吉林省依兰县（今属黑龙江省）宏克力人。卒业于师范讲习班，后赴佳木斯任教。1935年在依兰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打入佳木斯市伪青年训练所，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3月6日，转入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任连政治指导员。1937年夏赴吉东省委，在中共吉东省委秘书处负责《救国时报》、《前哨》等刊物的编辑和缮写工作。胥杰长于文字技术，文字油印技术堪与宋版石印或铅印媲美，吉东省委重要文件及《救国时报》的文字多出于胥杰之手。1939年3月，由刁翎去克上克省委秘书处转移信件和印刷器材，归途中遭敌人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8年的《新华日报》没有发表过《论持久战》，可以说胥杰依据《新华日报》油印《论持久战》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我查阅了周保中日记多个版本，1938年一整年王一知都在秘书处，而秘书处和二路军总部不在一起，秘书处是在依兰克上克。《王一知文集》第19页，王一知说自己1938年初到这一年的11月都是在克上克，根本没有和周保中在一起，在《王一知文集》第20页，王一知说她是1938年11月底“省委秘书处同志已经随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在一起行动了”。

那好，我们再看看周保中是什么时候和省委秘书处在一起的，1939年1月周保中日记记载：“一月十五日

吉东省委秘书人员到达，甚安全。职五军军部各重要干部及四军黄玉清、本部孙绍堂、吉东省委秘书处负责人员开第二次党员临时紧急会议，到会者九人。”

也就是说，王一知说1939年11月底秘书处和二军总部活动是不对的。既然1938年初到1939年1月秘书处都没有和二路军总部在一起，1938年她是怎么看到周保中读的《新华日报》。既然《新华日报》上没有发表过《论持久战》全本，王一知这个关于1938年读《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的细节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综合以上历史资料，可以肯定周保中看到《论持久战》全本的时间是在1939年11月到苏联以后，他和冯仲云在苏联参加第一次伯力会议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