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次反围剿

先来说说反“围剿”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反围剿发生于1930年12月，也就是中原大战结束后的两个月，当时蒋已经基本解决了国民政府的内部问题，于是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南方红军的身上。

前三次反“围剿”之所以胜利，除了有正确战法指导的原因，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就是，这三次围剿，蒋都没有出动中央军。

一直到第四次，围剿部队中才开始出现中央军的将领，如陈诚、卫立煌，也才开始出现中央军。同时也不应忽视，第三次围剿结束于1931年9月中旬，9月15日双方还在方石岭进行了大战（红军获胜），但三天之后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第四次反围剿发生在1933年2月，而在几个月前的宁都会议中，X已经被批准了“病假”，卸任了总政委的一职，去到了后方搞政治工作。

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的战法已开始转变，从之前的诱敌深入、灵活战术变成了大军团作战、外线作战。而且蒋也出动了他的中央军部队。

但是第四次反“围剿”依然获得了胜利，而且这个胜利还是历次反围剿中战果最大的一次，歼敌3个师，俘虏一万人，缴获枪支万支以上……

这是为什么呢？目前我们知道的原因有，红军战士英勇奋战、战术得当等，也有人强调朱老总在此战中发挥的作用，这些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当年3月中旬发生了长城抗战，蒋的注意力又被调到了北方。

第五次反围剿

长城抗战结束后，蒋与日本在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以出让长城以北的利益为代价，换来了2年的相对和平。同年9月下旬，也就是《塘沽协定》签订4个月后，蒋便又展开了他的第五次围剿。

此次围剿，蒋介石出动了“百万大军”（实际为50多万），采用“滚铁桶”的战法对中央苏区展开了围攻。应该说，此次蒋战法得当，准备充足，时间宽裕（塘沽协定两年后才发生华北事变，不会被打断）。

为什么说他战法得当呢？因为当时的中央苏区处在位于赣南闽西的一片狭长地带，窄处纵深不过一两百余里。

蒋的方针是，每月推进十几里，推进之后就修筑碉堡，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慢慢向前滚，最多一年，就可拿下整个中央苏区。

同时蒋还对中央苏区形成了封锁，不仅武器军火难以进入，就连一些日常用品，比如油、盐等基本物资都无法进入。这一招也是很狠的招数，简直直戳死穴。

那么，面对如此情况，人数、装备、补给都严重不足的红军该如何应对呢？

博古李德的责任

根据地不断缩小，物资日益紧张，红军必须想办法，如果让蒋的铁桶这么滚下去，中央苏区必然会崩溃。

李德想出的办法是“堡垒主义”和“短促突击”，即当国军在原地修筑碉堡时，我们也修筑碉堡，与他对垒；当敌人碉堡前移时，我们在某一部位部署精锐，抓出敌人出动的部队，对其进行短促而突然的打击。

这个战法一直以来都被诟病得很厉害，但是结合具体情况来看，它也是一种无奈下的应对办法。国军阵法森严，诱之深入诱不进来，外线出击又难打出去，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敌人就会一直推进，大家就会慢性死亡，短促突击和对垒战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事实上，短促突击在本质上也是运动战，而非阵地战，但是面对50多万大军组成的密集合围，你攻它的任何一点，它都能迅速支援，短促突击因此必然会变成持久化的消耗战。

考虑到中央苏区本来就只有两三百万人口，而且无法从外界获得补充，且前4次反围剿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消耗，即使博古、李德能够抓住一两次的机会调整自己的政策，恐怕还是无法在江西长久地待下去。

也就是说，中央苏区进行转移，是一件很难避免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第五次反围剿之后，也可能是第六、七次之后，这是双方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严重不均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一结论，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回看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红军最理想的场所是在蒋力量较薄弱，且背苏蒙的北方，而非蒋控制力较强的南方。

当然，即使必然会败，我们也可以选择败得不那么惨，在这方面，博古李德等人难辞其咎。

如果他能采用更灵活的战法战术，而不是和敌人硬拼，非要以死来捍卫红色瑞金，恐怕红军的失利并不至于如此迅速和剧烈。

在红军决定进行转移的时候，如果博古、李德等人能制定出更合理的转移计划，而不是把银行、工厂里的各种设备辎重都带上，还要带着近两万的非战斗人员和两万新兵，恐怕此次转移会更像“战略转移”，而非冗长犹豫的“大搬家”，红军的损失可能也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