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
中山大学教授
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二、做大丈夫与“士志于道”
《滕文公下篇》第2章说：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6·2）
景春问孟子：公孙衍、张仪难道不确实是大丈夫吗？“一怒而诸侯惧”，是说他们一发脾气，诸侯就害怕；“安居而天下熄”，是说他们一旦安静下来，天下就太平。孟子回应景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他们怎么能够称作大丈夫呢？“子未学礼乎？”你没有学过礼吗？“丈夫之冠也”，丈夫是指男子。古时候，男孩子到了20岁要戴上帽子，行冠礼。一旦戴上帽子，就表明成年了。“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就是你20岁的时候加冠礼，父亲反反复复教导你。“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就是你出嫁那一天，母亲反反复复告诫你；“往送之门”，把你送到门口；“戒之曰”，反反复复告诫你；“往之女家”，到了你丈夫家里；“必敬必戒”，一定要恭恭敬敬，一定要小心谨慎；“无违夫子”，不要违抗你的丈夫。“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是说把顺从当作正确的做法，是为人之妻的操守。“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是住进天下最宽阔的房子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在天下最康庄的道路上。“得志，与民由之”，我得志了，就带领老百姓好好干；“不得志，独行其道”，如果不得志，我就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说富贵无法诱惑我，贫贱无法动摇我，威武无法逼迫我，这才叫作大丈夫。
战国时期合纵、连横，形成了纵横家，公孙衍、张仪都是纵横家。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把很多小国家联合起来，借以对抗最强的国家。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就可以对抗那个最强的。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防止弱国被强国兼并。这是合纵派的做法。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依靠一个强国去消灭众多弱国，而弱国一旦被消灭，那里的土地、人民就要重新分配。这是连横派的做法。合纵、连横这两派，从历史角度看，连横派最后取得了胜利。秦始皇一统六国，一个强国消灭了其他六个国家，所以连横派取得了胜利。张仪属于连横派，公孙衍属于合纵派，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所谓的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很好听的口号，但实质是唯利是图。
景春也是当时的纵横家，只是名气不大。在景春看来，公孙衍、张仪这些人物可了不得，他们的一举一动足以让整个天下大势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这样的男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这是景春的看法。景春既然是纵横家，表明他也是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他认为能够合纵、连横就是大丈夫。这意味着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你能够让国家马上强大起来，你就是最牛的；你是最牛的，那你就是大丈夫。
我们回想《孟子》1·1，梁惠王的思路是要富国强兵；这里，公孙衍、张仪也是要富国强兵。孟子回应梁惠王，是以王道打击霸道；这里，孟子同样是以王道的方式打击景春所说的大丈夫。在这个意义上，《孟子》6·2讲的还是义利之辨。《孟子》1·1讲义利之辨，确立了三大要点；《孟子》6·2讲义利之辨，是要确定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行动策略上到底该怎么做。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的两大外交势力，这两大势力都很强，最后以连横派取得胜利，但实质都是只讲利、不讲义。
《孟子》6·2提到公孙衍、张仪，为什么不是说苏秦、张仪呢？有人解释《孟子》没有提到苏秦，第一种可能性是苏秦已经死了，第二种可能性是苏秦的合纵只搞了很短的时间。尽管苏秦没有在《孟子》中出现，但他是战国时期很有名的人物，而且《孟子外书》提过他。孟子有一个学生叫作徐辟，想到秦国去。孟子对他说：秦国，那里可是虎狼之地；你要小心一点，最好不要去。徐辟说：老师，我一定要去，因为苏秦招我去。徐辟与苏秦是什么关系？苏秦是徐辟的舅舅。孟子就对徐辟说：既然你舅舅在秦国，那你就去吧。我送你几句话，你要好好记住。这几句话是：“不约纵，不连横；不为威屈，不为利疚……”你不要参与合纵、连横那些事，你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大丈夫”这个词很重要。《老子》第38章说：“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大丈夫是敦厚的，不是轻薄的；大丈夫是实在的，不是浮华的。“丈夫”这个词在《孟子》中经常出现（《孟子》5·1，6·2，6·3）。孟子还讲过“贱丈夫”（《孟子》4·10），是说向商人征税怎么来的。它与现在说的“垄断”密切相关。
我们仔细看看《孟子》4·10：“古之为市也”，古代人做买卖；“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拿自己有的东西换自己没有的东西；“有司者治之耳”，有关部门只是负责维持市场秩序。当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市场是市场，政府是政府，两不相干；政府只是维持市场秩序，但跟钱不打交道。可是，这时候出现一个贱丈夫：“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这里的“龙断”，就是现在的“垄断”。“龙断”的原意是什么呢？就像一张桌子，桌面都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放上一台电脑，水平线断了，凸出一个高地，这就是“龙断”。
有个卑贱的男人跑到市场，一定要爬上最高的地方，站在那里，“以左右望”，左看看，右看看。看什么呢？哪边生意好，他就跑到哪边，想把那里的好生意全部揽到自己手上。这就是“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东张西望，想把整个市场的好处都揽到自己手上。以前大家做生意，以有易无，实物交换。我有衣服，你有粮食，我用衣服换你的粮食，你用粮食换我的衣服。大家进行实物交换，不需要中间商。现在贱丈夫来了，看到你有衣服，他有粮食，但有衣服的不知道谁要衣服，有粮食的不知道谁要粮食，贱丈夫就利用人们的信息不对称，从中牟取利益。这个贱丈夫说到底是间接商品交换的创始人，也不能说他完全错了。因为市场大了，如果只是直接的实物交换，并不能实现市场交易的目的，还必须有间接的商品交换。但是，孟子在这件事上把贱丈夫骂得很厉害。
这个贱丈夫打破了以往那种良好、公平、安静的物物交换，大家都觉得他很卑贱。“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大家都觉得他很卑贱，因此向他征税。孟子的结论是：“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政府部门后来为什么要介入市场呢？政府部门介入市场，是以税收的方式介入。政府部门突然以税收的方式介入市场，就是因为受到贱丈夫的启示。所以，这里不仅仅是讲义利之辨，而且解释了高级形态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起源问题。孟子对于人类很多行为、制度的起源做过解释，这是其中的一个解释。
家庭由夫妇构成，夫妇由男女构成。孟子对于男女、家庭提出了三句话、二十四字的价值观：第一句话的八个字是“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孟子》9·2），男女结婚是人类最大的伦理；第二句话的八个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6·3），结婚要由媒人介绍，得到父母认可；第三句话的八个字是“不孝为三，无后为大”（《孟子》7·26），不生儿育女就是不孝。男人、女人要结婚，不能自由恋爱而结婚，结婚后要生小孩，这是孟子对于男女关系、家庭关系的道德规定。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男孩子长大成人了，女孩子要嫁人了。女孩子对公公、婆婆要恭恭敬敬，自己做人做事要小心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顶撞丈夫。这里对于女性并没有不好的态度。传说孟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孟子是由孟母一手带大的，“三迁”“断织”等故事都是讲孟母如何教育孟子。如果只读《孟子》的原文，孟子并没有说女性不好的话。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的字面意思是说：把顺从当作正确的做法，是为人之妻的操守。但是，历史上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大多是负面的。比如，朱熹认为它是讲公孙衍、张仪这两个纵横家阿谀奉承、讨好权贵，说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满足自己的虚荣之心，因此像妾妇那样讨好诸侯，这不是大丈夫的所作所为。一句古文有多种解释，这很正常。朱熹说公孙衍、张仪是妾妇之道，自然是有道理的。
以顺为正是妾妇之道，大丈夫之道又是什么呢？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东汉的赵岐（？-201）对于“正位”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正位是男子的“纯乾正阳之位”，将大丈夫与女子关联了起来。《周易》六十四卦的前两卦是乾卦、坤卦，乾男坤女，乾代表男，坤代表女，再加上阳男阴女，所以纯乾正阳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正位。对于这三句话，朱熹解释得最好。他说：“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论语》8·8讲“立于礼”，礼是位置；《孟子》7·10讲“居仁由义”，仁是房子，义是道路。“居天下之广居”，就是《论语》4·1讲的“里仁为美”。以仁为美，住在仁的里面，所以“居天下之广居”是仁。礼是长幼尊卑之序，比如礼宾司的职责是排座位，礼与位是相关的，所以“立天下之正位”是礼。《孟子》10·7说：“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住的房子是仁，站的位置是礼，能不走在义的路上吗？所以“行天下之大道”是义。朱熹把这三句话解释为仁、礼、义，十分契合孔孟之道。
虽然大丈夫应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但人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既有得志的时候，更有不得志的时候。孟子认为：得志了，要“与民由之”；不得志，要“独行其道”。志，就是坚守义利之辨，既要修养自身，又要治国平天下。正如《礼记·大学》讲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既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又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志向实现了，有了一定的职位，你就带领老百姓循着这条路一起前进。如果社会没有给你实现志向的机会，你就私下里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做，绝不放弃自己的理想。
孟子还讲过：“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13·9）如果机遇不好，那么，我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一定要独自坚守自己的理想。一旦有了发展机会，有了社会地位，那么，我就要实现我的理想，让整个社会都得到好处。前者讲独善其身，后者讲兼善天下，这是人文知识分子处理得志、不得志的基本态度。得志的时候，要与人民休戚相关；不得志的时候，绝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在这两种情况下，道义、理想始终是坚挺的。即使不得志，也绝不能放弃理想、不做大丈夫。
《孟子》6·2最后的一段话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贫贱、威武这三种东西都有具体所指，但在这里，我们不宜直白地翻译。意译就是：富贵无法诱惑我，贫贱无法动摇我，威武无法逼迫我，这才叫作大丈夫。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在自己的一生当中，有没有哪种富贵诱惑过你，有没有哪种贫贱动摇过你，有没有哪种威武逼迫过你？每个人都会有过类似的经历，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圣贤。每个人都是在经历过后，才知道更应该坚守什么。
程颢（1032-1085）写的一首诗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与《孟子》6·2直接相关的。真正能够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乐”，这个男儿肯定是豪雄，“男儿到此是豪雄”。吴晗（1909-1969）的短文《谈骨气》对于这三句话做过比较好的翻译与解释：“……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样的人才是了不起的人。这种人古时候叫大丈夫，我们今天呢，叫作英雄气概，也叫作有骨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有骨气的人。
人文知识分子是民本思想的代言人，这是《孟子》6·2的基本思想。它涉及孟子常讲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区分劳心者与劳力者。劳心者、劳力者，这是第一层的区分。从劳心者中再专门抽出一个阶层，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士阶层，这是第二层的区分。士阶层与劳力者阶层的差别，在于是否有恒产才有恒心。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5·3）老百姓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有固定产业的就有固定志向，没有固定产业的就没有固定志向。另外一种情况则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1·7）没有固定资产而有固定志向，只有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志于道”（《孟子》13·24）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本命与天职。
《孟子》6·2的思想主题是士阶层如何做大丈夫，如何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战国时期，诸侯搜刮民财、兼并土地、富国强兵。孟子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为了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坚守道义的底线。道义的底线就是要有真正的羞耻感。《孟子》3·6讲过：没有恻隐之心，没有羞恶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羞恶之心、羞耻之心是相通的。《孟子》13·6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任何人都不可以没有羞耻感。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才是真正的不知羞耻。因此，谈义利之辨，必须在底线意义上对于道义本身予以肯定、充满自信，能够让人们在底线上免于无耻。顾炎武（1613-1682）曾说：“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能在义利之辨上坚守自己的底线，这才是整个国家真正的悲哀。
三、做人永远在路上
没有财富是不行的，没有尊严更不行；财富是自由的基础，尊严是自由的皈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富贵者财大气粗，贫贱者自惭形秽，威武者不把人当人看。这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尚未完全健康地往前发展。怎么办？每个人都应当思考义利之辨，思考怎么做大丈夫。有什么样的志向就有什么样的习惯，有什么样的习惯就有什么样的结局。我们应当把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作为一个问题放在自己的脑海中，让它经受生活的历练，成为我们的志向，影响我们的人生。
《礼记·大学》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不仁者针锋相对，都涉及“身”与“财”。仁者只是把财富作为自我实现的一个手段，不仁者则是把财富作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的。对于仁者，财富是自我实现社会理想的必要手段，财富不可以没有，但它只是自我实现社会理想的一个手段而已。但是，对于那些不仁者，财富是他全部的人生，是他所有的一切。这就是仁者与不仁者的区分。博鳌儒商论坛提出“道创财富，德济天下。以儒促商，以商报国”，对于义利之辨与现代市场经济下怎么做商人的关系解读得很好。
做时代的脊梁是我们内心的愿望，但有的时候，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相反，你做好好先生，就有可能顺风顺水，过得很自在。换句话说，无论义利之辨还是做大丈夫，涉及的情形都很复杂。它涉及的具体情境越复杂，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越要多加思量。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很多事情，但一定要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多想一想，在怎么做大丈夫的问题上多想一想。在位者要有责任伦理，有德者要有信念伦理，孟子对于国君、士人进行道德劝谕的深意就在这里。
总而言之，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将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不管路途有多远、走得多艰辛，我们都应当静下心来，在这条路上走得坚实、坚挺一些。如果我们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坚强，我们至少在底线上是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人。良知只是一个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要真实地尽自己的好恶。好的东西，你赞美它；不好的东西，你批评它。良知只是一个是非之心，尽了好恶，也就尽了是非之心。良知（《孟子》13·15）是支持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最坚实的理论基础。有良知的指引，我们就能在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的路上一直顽强地走下去。
文章来源：《广西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