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锅炉房老王 尼伯龙根工厂 2017-03-06

Freund HeinMantus - Portrait aus Wut und Trauer

党卫军副总指挥、警察中将阿图尔·内贝（Arthur Nebe），生于1894年11月13日，卒于1945年3月21日，终年50岁。他是第三帝国警察与安保系统的重要人物，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之一，同时也是刺杀希特勒事件的主要参与者。

内贝来自柏林的警察系统，他在1936年时成为了刑事警察（KRIPO）部门的领导，这一部门在1939年时被整合进新成立的帝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RSHA）之中，成为其第五分局。在入侵苏联之前，内贝自愿负担指挥B特别行动组（Einsatzgruppe B）的任务，这一组织活跃在白俄罗斯一带的中央集团军群后方，到1941年11月时已经清洗了超过4.5万人之众。1941年末，内贝被召回柏林，继续在帝国保安局中负责领导刑事警察部门。1944年7月，在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内贝逃跑，后来被逮捕并判处死刑。

战后，一些“720事件”的同情者竭力美化内贝的反叛行为，并将他描绘为一位献身于反纳粹事业的专业警官。但是历史学家对内贝反叛纳粹的动机存疑，他们认为内贝其实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本质上还是一个“孜孜不倦的”，“热情高涨的”，“冷酷无情的”，受野心和种族主义思想驱使的屠杀犯。

一、战前经历

1. 从警经历

内贝于1894年生于柏林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一战时期他志愿从军，被分配在德皇陆军第17工兵营服役，在作战中他被毒气熏过两次，但同时也获得过勋章。1920年，内贝成为了柏林的一名刑事警察，他在1923年升任警督，第二年又升为警监，作为一名专业警官，他还曾发表过关于犯罪学研究的论文。

内贝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德国在30年代“向右转”的趋势是他所喜闻乐见的。1931年7月，内贝加入国社党和党卫队，党证编号574307，党卫队证编号280152。入党之后，他成为了国社党在柏林刑警系统内的联络人，负责和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领导的一个早期党卫队组织进行联络。1932年，内贝和其他一些加入国社党的探员建立了一个“柏林警察系统文职国社党员协会”，1933年，内贝认识了当时在柏林警察总局任职的汉斯·伯纳德·吉斯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二人成为挚友，在战后，吉斯维乌斯曾撰文，为内贝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进行辩解。1935年时，在达吕格的推荐下，内贝被任命为普鲁士刑事警察总长，不久之后，又在党卫队内部获得相当于警察中将的党卫队副总指挥（SS-Gruppenführer）衔级。

2. 刑事警察总长

1936年月，先前的普鲁士刑事警察总局被升格为全国性的犯罪调查部门，并改名为帝国刑事警察总局（Reichskriminalpolizeiamt，RKPA），该局与盖世太保（GASTAPO）总部都属于安保警察系统（SiPo），由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全权指挥。内贝担任刑事警察总长，直接听命于海德里希。刑事警察的加入使得海德里希的权力大涨，但同时该机构也和党卫队保安处（SD）以及盖世太保在某些领域形成了职权重叠。

1939年9月27日，希姆莱下令组建帝国保安总局，这一新的组织将全权负责第三帝国的情报、安保、秘密警察以及刑侦任务。帝国保安总局分为几个分局，其中的第五分局就是内贝负责的刑事警察部门，仍旧被称为刑事警察总局。刑事警察的行动宗旨是“根除犯罪”，这也是内贝所极力拥护的。在内贝的领导下，刑事警察经常暴力执法，行事方式越来越向盖世太保靠拢，还会以“保护性监禁”和“搜捕反社会者”的名义滥捕无辜。

1939年，内贝从斯图加特借调了一名叫做克里斯蒂安·维尔斯（Christian Wirth）的警监到刑事警察总局，让他负责管理安乐死组织（即T4计划），该组织对残疾人实施了“非自愿的安乐死”。同一年，作为刑事警察总长的内贝参与了关于清洗吉普赛人的讨论，他认为应当把柏林的吉普赛人同犹太人之类的少数民族一起驱逐到计划设立在东方的流放地去。1939年10月份，内贝命令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将一部分吉普赛人和犹太人驱逐到波兰的尼斯科（Nisko）。

3. 信仰动摇

内贝参加暗杀希特勒的活动并非是临时起意，早在罗姆被杀害之后，内贝对国社主义的信仰就产生了动摇，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怀疑越来越深。内贝和他的朋友吉斯维乌斯表示过好几次想要辞职不干的意图，尤其是在党卫队与刑事警察合并之后更是想一走了之。吉斯维乌斯劝他留在位置上，理由是反对希特勒的密谋者需要一个置身于司法系统内部的人，来帮助他们掩藏密谋集团的渗透活动，并在将来把希特勒等人带到全德国乃至全世界面前进行审判。

1938年，内贝加入了大军法官卡尔·萨克（Carl Sack）博士领导的秘密组织，来阻挡希姆莱等人陷害陆军总司令威尔纳·冯·弗里奇男爵（Werner Freiherr von Fritsch）上将的阴谋。内贝提供了有关柏林地区党卫队实力、后勤以及可用的藏身处等信息。这次努力没有成功，弗里奇还是被推翻了。

穿着党卫队制服的内贝，内贝的照片数量不多，这是最常见的一张。

着便装的内贝。

办公室中的内贝。

内贝（左二）和希姆莱、海因里希等人一起开会，1939年，慕尼黑。

右一为内贝，时间地点不明。

右一为内贝，时间地点不明，这两张照片中都出现了海德里希。

二、二战经历

1. B特别行动组

早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之前，一些机动清洗分队就已经在波兰境内活动了。这些分队后来被重组，并划归海德里希指挥。内贝自愿指挥B特别行动组，这一特别行动组活动于中央集团军群后方，负责清洗犹太人和其他纳粹认为的“垃圾人”——如**党员、吉普赛人和亚洲人种，同时还包括国防军占领区之内的精神病患。特别行动组还会对国防军转交过来的战俘和人质处以极刑。

2.集体屠杀行动

从1941年7月5日开始，内贝将B特别行动组集中在明斯克，在那里安营扎寨，停留两月之久，同时迅速展开清洗活动。在7月13日的行动情况报告中，内贝称在明斯克已清洗1050名犹太人，在维尔纳（Vilna）的清洗工作仍在继续，每天大约会处决500名犹太人。在同一份报告中，内贝还写道“前几天在格罗德诺（Grodno）和利达（Lida）只清洗了96名犹太人，我已下令抓紧实施行动。”他还称大规模的处决工作“已经步入正轨”，而且被处决的人数正在稳步上升，同时他也指出，在明斯克，非犹太裔的囚犯也一并遭到了清洗。

7月23日的报告中，内贝称“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行不通，因为犹太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他那点人手根本就杀不过来。8月时，因为上级下令将清洗的范围扩大到犹太裔的妇女儿童，内贝意识到，仅凭特别行动组现有的资源已经难以完成上级的指示了。

新的屠杀手段

1941年8月，内贝为到访明斯克的希姆莱安排了一场集体枪决，结果把希姆莱给看吐了。在回过神之后，希姆莱认为应该换点别的方法来杀，他对海德里希说自己非常关心党卫队员的身心健康，并希望内贝可以找到些更加“方便快捷”的方法，好将有限的人力资源从这种恶心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一开始内贝打算使用一氧化碳毒杀犯人，这是一种已经被安乐死组织验证过的方法，但是对于需要机动作战的特别行动组来说实在是过于笨拙了。

内贝决定利用苏联的精神病患者进行试验，先在明斯克附近使用炸药炸死一批，后来又在莫吉廖夫（Mogilev）使用汽车尾气毒杀一批——使用汽车尾气的灵感来源于内贝自己的不幸遭遇，有一天晚上内贝在聚会之中喝得伶仃大醉，酒驾回家，到了车库之后没来得及熄火就在车里睡着了，结果差点被汽车排出的有毒尾气熏死。内贝让帝国刑事警察总局犯罪技术分析部门的化学家阿伯特·韦德曼（Albert Widmann）携带250公斤炸药以及一些通气管前往明斯克，在韦德曼到达明斯克的第二天，内贝，韦德曼和一名爆破专家一起在明斯克地区的一处筑垒地域进行了试验，战后，韦德曼在接受审讯时描述了试验经过：

“在一处碉堡中安置了炸药，以及24名精神病患。内贝下令起爆，但没能把这些人全都炸死。一些精神病患浑身是血的爬出碉堡，大声哀嚎。之后又在碉堡里放置了更多的炸药，并将没死的精神病患赶了回去。第二次爆炸后这次试验才算结束了，碉堡沉寂下来，尸体碎块飞到了附近的树上。”

两天之后，内贝和韦德曼又进行了另一次试验，他们将五名精神病人关进一个带有通风管道的密闭房间。一开始，内贝他们把一辆轿车的尾气用通气管通入室内，希望尾气中的一氧化碳会毒死那些人，但是却没有成功。后来又加上一辆卡车，这回在15分钟之内熏死了所有的试验对象。由此，内贝和韦德曼总结如下：使用炸药的方式并不实际，而使用汽车尾气的方式很有前途，因为机动车辆到处都是，只要需要就可以拿来用。后来曾经在内贝位于柏林住所内找到了记录用汽车尾气毒杀犯人的一卷电影胶片。

内贝住所内找到的电影胶片截图，可以看到轿车和卡车排气管处接驳的管道一直通向室内。

在汽车尾气试验成功之后，内贝还想出了一种将卡车后厢改为密闭空间，并向内通入尾气，以此毒杀犯人的方法。内贝和刑事警察部门的专家研究过这种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向海德里希报批并获得了他的支持。

莫吉廖夫会议

德国在战线后方采取严酷手段镇压反抗力量，并在同时用“治安作战”的幌子来伪装种族清洗之事实，这要求陆军和后方安保单位之间实施更加紧密的合作。内贝以B特别行动组组长的身份在1941年9月时候去莫吉廖夫参加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央集团军群的后方总指挥马克斯·冯·申肯多夫（Max von Schenckendorff）将军组织的，这是一次后方单位指挥官之间的经验交流会。

与会的指挥官都已经在“实战”中对安保作战具备了一定的经验，除了内贝之外，白俄罗斯地区的党卫军与警察总指挥巴赫-热勒维斯基（关于巴赫的故事请点此），中央警察团的指挥官马克斯·蒙图瓦（Max Montua），党卫军骑兵旅指挥官赫尔曼·菲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以及第一党卫军骑兵团团长古斯塔夫·伦巴德（Gustav Lombard）等人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内贝的报告主题是党卫队保安处在对抗“游击队”和“土匪”的战斗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还有如何将“解决犹太人问题”和反游击作战结合起来的内容。会议之后，一份16页的会议总结被下发到后方的国防军以及安保单位之中，在此之后的三个月里，针对犹太人和其他平民的暴行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在内贝的命令下，B特别行动组在占领区实施公开绞刑，以此恐吓当地平民。1941年10月9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鉴于迪米多夫（Demidov）一带可能会有游击队活动，此地所有年龄在15-55周岁的男性居民皆被逮捕并集中关押。其中17人被甄别为游击队和**党员，之后其中5人在400余名当地群众的围观之下被执行绞刑，其余的12人则予以枪决。到11月14日为止，B特别行动组一共清洗45467人。之后，内贝被调回柏林，继续履行刑事警察总长一职。

3.国际刑警总长以及第三战俘营屠杀事件

1942年在海德里希遭到暗杀之后，内贝接任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当时国际刑警组织处于第三帝国的控制下——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在德奥合并之后，该组织被第三帝国接管，并成为盖世太保下属机构。1940-1942年间，主席一职由海德里希担当，海德里希被杀之后，内贝担任主席职位直到1943年6月被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接替。

1944年3月，在德国空军的第三战俘营（Stalag Luft III）发生了大规模逃亡事件，越狱的76人中有73人被抓了回来，为震慑其他战俘，内贝在盖世太保总长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的授意下从中挑选50人进行枪决，史称空军第三战俘营屠杀事件。同一年，内贝建议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关押的吉普赛人转移到达豪集中营进行医学实验。

三、刺杀希特勒

在1944年的“720事件”中，内贝负责带领由12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干掉希姆莱，但他们却一直没能收到开始行动的信号。在刺杀行动败露之后，内贝跑路到万湖（Wannsee）的一个岛上隐藏起来。1945年1月，内贝的一位情妇出卖了他，他被逮捕，并在3月2日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3月21日，内贝在柏林的普列岑湖（Pltzensee）监狱被执行死刑，与其他被逮捕的“720事件”参与人员一样，他被用钢琴弦吊在肉钩子上吊死了。

四、历史评价

虽然内贝是“720事件”中密谋集团的一员，有反抗希特勒的行为，但历史学界普遍对内贝抱有负面的看法。加拿大历史学家罗伯特·盖雷特雷（Robert Gellately）认为内贝是一个恶毒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人士。英国的当代史学家马丁·基钦（Martin Kitchen）将内贝描述为一个把党卫队当作警察队伍替代品的政治投机者，一个孜孜不倦热情饱满的屠杀犯，只要有机会就要搞一场大屠杀。不过基钦认为，内贝是受不了清洗行动带来的压力才会回到柏林坐办公室的。

曾研究过特别行动组遗留档案的罗纳德·海德兰德（Ronald Headland）总结认为内贝是出于事业上的野心才去领导特别行动组的，他既想得到军事勋章，又想取悦海德里希。他虽然对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当上特别行动组指挥官一事心怀疑虑，但是他还是在任职的五个月期间弄死了将近五万人。

研究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史学家杰拉尔德·雷特灵格（Gerald Reitlinger）认为内贝领导特别行动组的动机是获得党卫队高官的信任，并保住自己在刑事警察中的职位——自1934年开始，刑事警察系统就开始被盖世太保渗透，最终变成了党卫队下属的部门。内贝要不是在东线待过五个月的话，是没办法一直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到1944年的。雷特灵格同时认为，内贝在刺杀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之中，身份显得非常可疑。

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阿列克斯·J·凯伊（Alax J.Kay）则表示，那些同时参加了犹太大屠杀和反对希特勒两个计划的人，他们所起的作用，以及自身的人品和动机值得进一步深究。他将还举了几个这样的例子，内贝就在其中，此外还有陆军总指挥部的哈尔德大将（Franz Halder）和国防军总指挥部的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

一些“720事件”的参与者将内贝美化成一位专业的警官，同时也是抵抗运动的积极分子。1947年，吉斯维乌斯就将内贝在东线的活动描述成“短暂的前线指挥任务”，但1960年内贝作为特别行动组组长的身份被揭露出来之后，吉斯维乌斯又写出了新的故事。在1966年的《内贝在哪儿（Wo ist Nebe）》一文中，吉斯维乌斯又称内贝一开始并不想接受特别行动组的职位，但在密谋集团领导人汉斯·欧斯特（Hans Oster）和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的劝说下才前去履职，密谋集团希望内贝可以在海德里希掌管的系统内保持关键地位。吉斯维乌斯还宣称，内贝在清洗的人数上做了手脚，在上报柏林的时候夸大了十倍。此外，一位在战争期间的国际刑警组织任职的，叫做哈瑞·松德尔曼（Harry Sderman）的瑞典警官，将内贝和另一位应该对迫害吉普赛人行为负责的德国刑警警官，称为“非常专业的警官，温和的国社主义者。”

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盖拉赫（Christian Gerlach）曾经将一些密谋集团成员和他们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联系起来，他将内贝描述为“残酷的杀人犯”，还分析了密谋集团中的亨宁·冯·崔斯考夫（Henning von Tresckow）以及他的副官法比安·冯·施拉本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盖拉赫这样写道：

施拉本多夫称，他和崔斯考夫都认为“在党卫队领导的面具之下有隐藏的反纳粹分子”，他们编出了一些借口来破坏希特勒的屠杀命令。我们成功了拯救了很多俄国人，他们经常向我们表示谢意……据施拉本多夫讲，是崔斯考夫本人把内贝请到中央集团军群的，但他没有对内贝回到柏林之前制造的45467名屠杀受害者做出任何解释。

盖拉赫对内贝篡改报告数据，从而“破坏希特勒的屠杀命令”的说法表示存疑。他认为施拉本多夫的说法和其他密谋集团成员的回忆片段并没什么区别：“一提到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都说是党卫队偷摸干的，军官们受了蒙蔽。要么就说档案是胡编乱造的，要么就是总参谋部不想干，但党卫队逼着他们干……这些人啊，一派胡言。”

历史学家怀特曼·韦德·比恩（Waitman Wade Beorn）写道：“有人认为内贝故意夸大了受害者人数，不过现有的证据都表明，内贝非常乐于在大屠杀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之后对纳粹的反抗行为可能是因为觉得第三帝国要完，而并不是针对大屠杀本身。”刑事警察总局的伯纳德·维纳（Bernhard Wehner）也透露称，内贝很担心盟国会将自己当作战犯处理，这可能是他参加反抗行动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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