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杰，北京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7年2月18日，因国家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的决议，商务部、海关总署通知在2017年暂停进口朝鲜煤炭。

笔者担任辩护人的LZG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案，涉浩帆2（HAOFAN2）货船一船朝鲜煤炭的走私相关人员：包括浙江浩帆海运有限公司、香港沈忠国际海运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船代公司、货代公司的人员，以及朝鲜煤的出售方及代理人 （或中间人）等众多人员。公诉机关单独指控LZG直接与朝鲜卖方联系购买朝鲜煤，俨然成了主犯，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为查清案件，辩护人在庭前就申请法庭调取相关案件卷宗，这些卷宗就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法庭未调取。开庭时辩护人再次提出，遭到审判长制止。同时申请朝鲜卖方LJM（并没有作为LZG的同案犯，也没有任何他的证言）出庭作证。

庭后，审判长与辩护人谈话，称这些案件卷宗辩护人可以调取，证人辩护人可以去找。辩护人强调相关案件卷宗，在本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开完庭一直未判决）法庭调取更合适，辩护人有权申请法庭调取。至于LJM的证人证言按照现起诉书指控，是指控证据，是需要公诉人调取的证据。

2020年7月6日辩护人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快递）递交了《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和《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的理由说明》。

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

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的理由说明

2020年7月14日，法官助理马助理给辩护人打电话委婉流露出不愿意调卷之意，说提供信息有限，无法调卷。辩护人说可以查一下具体案件信息提供给法庭。

申请调取证据（卷宗）补充信息

2020年7月15日，辩护人把查询到的相关案件信息以《申请调取证据（卷宗）补充信息》书面形式递交给法庭。最终法庭还是没有调取相关案件卷宗。

开庭时，辩护人再次提出。经过如本文开头所述。

与刑事案件相关的刑事卷宗应该谁调取？

与辩护、辩护人相关的调查取证权十分有限，总共有三种情况。

一、司法机关取得的证据。

《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未提交的，辩护人有权申请检察院、法院调取。

二、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或者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供的证人取证。

这种情况《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取证需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需经检察、院法院许可，一个是需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同意。

三、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收集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律师向证人或者有关单位收集证据材料，需经证人或者有关单位同意。也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证人或有关单位不同意律师收集证据，那只能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或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从上述三种情况看，哪一种更符合调取法院卷宗的情况呢？或者说哪一个是调取法院刑事卷宗的程序？

第二种情况一目了然，肯定不适用于调取法院刑事案件卷宗。

第三种情况中的“其他有关单位”包括“法院”吗？“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包括刑事卷宗吗？根据该条款全部文字结构，“其他有关单位”是证人或类似证人的角色，或持有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其他有关单位”显然不包括法院。这里的“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不包括法院刑事卷宗。

第一种情况，从表面看也不完全符合本案向法院调取相关刑事卷宗的情况。但第一种情况更合法本案情况。

其一，刑事卷宗是司法机关侦察取得的证据，与第一种情况“司法机关取得的证据”一致；其二，本案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法院把同案分案审理所导致的；其三，《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司法人员有义务全面收集证据，即“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综上所述，与本案被告人LZG相关（本应同案审理）的刑事卷宗，只能由法院调取。既有义务根据辩护人申请调取，也有义务主动调取。

辩护人申请本案关键证人朝鲜人LJM（司法机关并没有把他作为同案犯）出庭作证，法院认为应该由辩护人寻找LJM，究竟谁应该寻找LJM？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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