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笔者因写博士论文《简·奥斯汀小说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即将以《简·奥斯汀在中国》为名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孔网购得一册《傲慢与偏见》（下册），属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版权页上标明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四版”。该书品相并不十分好，而且只是本下册，但也是敝帚自珍。不过，至今已经收集到上下册《傲慢与偏见》三套半了。

在此之后，因机缘巧合，陆续购得不少“世界文学名著”版本。特别是去年11月，孔夫子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举办旧书市，一次购得30多册。因此，忽起收集全套丛书之念，一发不可收拾。回想起来这半年多的购书过程，堪比于女人买衣服、化妆品之疯狂程度。对之前发力收集近百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也失去了兴趣。相比而言，“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知名度不高，更有收藏的价值，而且相对便宜一些。

商务印书馆1928年4月版

《约瑟安特路传》封面与版权页

根据商务印书馆自编的《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的记录，这套书有154种，因此成了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数据。但根据《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编，1979年9月上海图书馆印行）的记录，这套书有158种，多了4种：《旧与新》《丝蒂娜》《茅舍》《黑暗之势力》。而笔者在搜索孔网时，又另外找到4种：《如此社会》《屠槌》《沉船》《我的童年》。其中《屠槌》是王了一翻译的《酒窟》的又一个版本。总计162种，笔者已有144种，还缺18种未得。当然，以后也许会发现不止162种，也未可知。

商务印书馆在1928年7月22日的《申报》第5版为最早纳入这套丛书出版的《约瑟安特路传》（1928年4月）、《杜巴利伯爵夫人外传》（1928年5月）做了广告，冠之以“世界文学名著”，而之前的《申报》上从未出现这个词，当属商务印书馆之首创了。到1950年2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死亡的意义》（1940年3月初版）还被冠以此丛书名义再版。因此，这套丛书持续出版了近22年之久，跨了四个10年。

《申报》1928年7月22日

第5版“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广告

从大型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的角度看，“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介乎清末民初的“说部丛书”和解放后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间，代表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文学翻译出版的最高成就。

吴相在《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认为商务印书馆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工作达到成熟时期的标志是1928年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1929年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对于前者，他认为：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选题，也已远远超出了林纾时代的水平。它取材广，涉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学作品，是有目的、有系统地全面译介东西方文学，文学的趣味和审美水准都大大超过既往。……各国、古今文豪汇聚，文学体裁从评论、小说到诗歌、戏剧，兼有各种形式，所选名家作品也多为代表作。有些伟大作品尽管篇幅长、翻译难度大，也都有了中译本。

不过，其篇幅仅占一页，而对《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介绍占了整整5页。

李今在《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中提到，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图书市场对文学名著的需求，掀起了以‘名著’为名，‘赶造’各种丛书的热潮”，而“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是“三四十年代最大的一套文学名著译丛”。在它的带动之下，各个出版社和文学团体都积极参与进来，成为当时20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市场的一大买点。但由于前期策划不足，或者后天客观环境所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免泥沙俱下，最普遍的是虎头蛇尾，不少在‘世界名著译丛’的名目下只有一二种”。

比如商务印书馆1930—1939年还推出了“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只出版了14种左右。中华书局1934—1945年陆续出版的“世界文学全集”只出了20种左右。郑振铎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综合性丛书《世界文库》，特别强调要系统性和“第一流”的世界文学名著，计划出版200种左右，结果只出了单行本14种。湖风书局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只出了12种，正风出版社的“世界文学杰作丛书”只有12种，晨光出版公司的“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为22种。

生活书店1935年5月版

《世界文库·1》版权页

因此在民国时期，开世界文学名著出版之先，成世界文学名著出版之大的还是商务印书馆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我们也可以说，这和商务印书馆强大的出版能力有关，表现出作为综合性出版社的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性的一面”。

人们一提《万有文库》，言必称王云五，其封面和版权页上也标明是“王云五主编”。“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并无主编之名，它是谁如何策划，如何收稿，如何编辑出版，如何出版发行的，则存在诸多疑团。笔者翻阅了不少相关著作，不得而知。按说这套书的出版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应该有那么一位主编存在，他有世界眼光，懂世界文学，能团结译者队伍，能调动出版资源。似乎这位主编应该是郑振铎，但从他另起炉灶，先后策划“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库”两套丛书看，他又不可能是这套丛书的主编。

那么王云五呢？这套书和他大力投入的《万有文库》丛书的书目特别是文学类书目，有多达35本左右的重复。但王云五先生在对1928年前后的回忆中从未提起过这套书，似乎不是这套书的发起者。

王力先生以“王了一”之名，为这套丛书贡献了14种法国文学作品。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中提到有一次吴宓先生请吃西餐，“同席的有王力先生。他谈到他留法的经过。没有公费，没有私费，只凭个人替商务译书挣钱，在外国费用又是那样大。这种精神真<令我>佩服。”（1933年11月24日日记），应该说商务印书馆是他获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的最大赞助人了，也许从他的回忆录或者译作的前言后记中找到约稿编辑或者主编的蛛丝马迹。

商务印书馆1950年2月再版本

《死亡的意义》封面与版权页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一书中收入王力先生的“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可以呼应季羡林的日记记载。其中提到他留学期间经济困难，想译些书维持生活，经李石岑介绍给商务译书。他回忆说：

我共译了二十多部剧本，后来又译左拉的小说《小酒店》、《娜娜》。每次译稿寄出以后，都是很快就收到了稿费，这使我又高兴又纳闷。后来，和李石岑一起被解聘的教授之一周予同先生写信告诉我，说我的译稿都是叶圣陶先生审阅的，还说对我的译文有十六字的评语：“信达二字，钧不敢言，雅之一字，实无遗憾。”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稿子总被采用，并且稿费总能及时寄到。我在法国能够完成学业，要感谢上面提到的这三位教授。特别是叶圣陶先生。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中也收了叶圣陶先生的文章《我和商务印书馆》。据他的说法，他在商务的编辑生涯从1922年春天开始，到1930年底结束，总计8年有余。可是文中并未一字提到“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王力先生。因此，叶圣陶先生也并不是这套书的策划者或者主编，但肯定是参与过其中的编辑业务。

出版种数如此之多、出版时间如此之长的一套丛书，竟然没有冠名的主编和策划者，未能发现什么前期策划书，而在《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年》等书中也没什么有关记载，这成为笔者心头一个很大的疑问。这种认识和疑问，应该是笔者目力不及、眼界不广所致，希望研究近代文学史和出版史的专家有教于我，更希望有朝一日笔者或者其他同行能解开这个疑团。

作者简介

叶新，安徽歙县人。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国际出版管理硕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和文学双学士。中国编辑学会理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理事。著作有《近代学人轶事》《美国杂志出版个案研究》《美国名编辑研究》《美国书业观潮》《环游谈荟》《简奥斯汀在中国》等。业余从事季羡林研究和郭嵩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