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97年，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斟酌再三之下，选择了85岁的大儒刘三吾担任主考官。本想笼络天下人才，稳定统治的朱元璋没等到他想要的局面，在成绩公布之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竟然公布入选的51名进士全是南方人，北方士子全军覆没。
顷刻间，愤怒的北方考生把矛头指向了主考官刘三吾，并且联名向朝廷上书状告主考官，认为“三吾等南人，私其乡”本次会试就是一场天大的“黑幕”。更可怕的是北方学子们在京城四处蜚短流长，会试的结果也随着走街串巷的呼喊声传遍大江南北，动摇着新生王朝的统治。
朱元璋动作也很快，组织了“调查小组”重新审阅，确实查不出徇私舞弊之事。可这样的调查结论，北方考生与北方官员皆不服。朱元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是下令将刘三吾发配充军，其他数十名考官也被处决或流放。
铁腕手段的朱元璋
随后，朱元璋亲自审阅增补了61位北方学子为进士。一科出现两榜，第一榜春榜所录皆为南人，第二榜夏榜所录皆为北方人。这场史称“南北榜之争”的明初科举大案，打乱了正常科举的程序，是中国科举史上一件大事。这也为大明王朝此后的科举改革定下了基调，到仁宗、宣宗时期，明王朝最终确立了“南北卷”的制度。最终分为“北卷”、“中卷”、“南卷”，其录取比例为55%:35%:10%。
我们今天探讨朱元璋的铁腕政治与这件事的过错在谁，而是研究一下古代官员分省录取的意义。都说“择优录取”，但考试公平与地区公平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呢？
——自古以来便存在的官员录取地区冲突
自从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系后，体系中的官员们帮助中央统治人民，同时又相互监督制衡，中央政府通过财政与任免控制官僚。而入仕的渴望也成为百姓追逐的目标，官员录取的地区冲突就此诞生。
韩国模拟科举考试，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又偷偷去申遗
根据余英时先生的《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中的看法，人才的地区分布问题早在东汉中期即已出现。当时各郡县向中央推举“孝廉”的名额越来越多，不得已在汉和帝时期，政府决定地方郡县推举名额必须与人口成比例，，最后则决定二十万人口以上的地区每年可举“孝廉”一名。例如大郡百万人口每年可举五名，小郡不满二十万人口则每两年举一名，余可类推。
到了唐代，科举已经创立。不过当时地区冲突的焦点还不是南北之争，南方那时还很落后，直到神龙二年福建才出现了第一位进士薛令之。而当时的冲突焦点是“关东与山东之争”。
到了北宋时期西北地区自唐末五代以来已残破不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已逐渐转移到东南地区，东南地区开始兴盛。在当时“西北之士”与“东南之士”在科举制度中严重失衡便成为当时一最大的争论。曾经还有谣言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地域歧视者”，说过“南人不得坐吾此堂”的政治嘱托。可见宋代南北地区的地区冲突和地域歧视已经十分猖獗了。
宋辽的澶渊之盟，要不是有寇准也不会有这样的和平局面
不过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提北宋力挽狂澜的寇准确实轻视南方人。寇准曾经以“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为由，把原本属于江西人萧贯的状元换成了山东人蔡齐升。有趣的是，后来扳倒寇准的则是另一个江西人王钦若，算是为受歧视的南方人报仇了。
——司马光VS欧阳修，“逐路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论
不过在宋代冲突最严重的应该是在欧阳修与司马光之间。作为江西人的欧阳修表示，东南科考命中率是1/100，而西北的命中率是1/10（不知道欧阳修是否夸大差距），这太不公平。欧阳修的观点是要以“凭才取人”为标准，要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追求“国家取士，唯才是择”。
但山西人司马光站出来辩驳道：“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大概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就是以人口为基数录取，现在录取当然应该按照“逐路取人”，说白了就是支持“按省录取”。
司马光砸缸，也就说明了司马光的动手能力很强
从道理上来说其实两种说法都有其正当性。欧阳修的“凭才取人”可以看作“程序性的正义原则”，大家都是参加统一的公平竞争；而司马光的“逐路取人”则可以看作是类似美国教育平权的“补偿性的正义原则”，只不过美国人补偿的是少数族裔，而宋王朝补偿的是相对弱势的北方考生。
其实司马光的观点在当时来看也是很有必要的，据统计，北宋进士南方占总数95.2%，北方仅占4.8%。最终，曾经砸过缸的司马光获得南北之争的胜利，为“西北士人”争取到了科举制中的名额保障，虽然未能全面实现“逐路取人”的政治理想，但欧阳修的“凭才取人”基本上是被否定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地域公平与考试公平之争，从而载入史册令世人瞩目。
——逐路取人的现实意义有多明显
尽管从北宋开始实施了逐路取人的平衡政策，而且在明代逐渐采取了“南北榜制度”，但优秀的南方考生们仍然名列前茅。浙江、江苏、江西与福建四省在明初到清初你拿钱登第士子仍然超过了其他地区。
进士，古代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清朝沿袭明朝的乡试分省配额制的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进一步完善了录取制度。与明朝相比，清朝更加注重对边远文化落后地区举子的照顾。在政策实施上也比明代更为具体，在确定各省举额时综合考虑该省的人口总数、考生总数、贡赋情况、教育发达程度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等多种因素。
与那些科举高产户的省份相比，西北的一些省份就显得萧条落寞了。以甘肃为例，从清军入关的1644年到1712年的康熙朝，近70年间甘肃竟然没有出过一个进士。直到看康熙五十一年，清王朝开始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分省定额取士制度”，这可以算是司马光“逐路取人”原则的充分实现。
能去参见殿试，那就是天子门生了
随后，甘肃的成绩单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不仅打破了零蛋的限制，在清王朝统治期间一共出了255名进士。当然原本高产户的南方几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而北方省份则进步明显。
——统治者为什么要采取“分地域录取”的制度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视角去看，科举的“分地域录取”和我们今天的高考“分省录取”类似，是作为一种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教育公平，也是为了更好的完成教育作为突破阶级固化的功能性作用，实现阶层流动。但在古代教育公平性的考量微乎其微。
武将一直都是低于文官的身份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如果科举真的是为了通过考试选择最优秀的治国人才，那么应该执行欧阳修的“凭才取人”原则。所以科举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网罗天下名士加入官僚体系，而是要让“全国各地区的‘士’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
如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说的，科举的一大意义是“促进政治统一”，“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政治上增添向心力更与文化上增添其协调力。”说明白点，大一统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各区域的政治文化精英对于中央的认同。
金榜题名便光宗耀祖
中央政府需要控制官僚体系，通过财政与任免，同样也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可以说如英美的统一价值观是民主、自由、法治，那么古代中国帝制时代，就是以科举为同和形式的儒家价值观。
再回头看初朱元璋判决的“南北榜案”，其实可以发现这场会试的结果，北方士子全军覆没并不只是简单的巧合。首先，宋元以来北方多战乱，南方相对安定，而且南宋后经济重心完成了南移的历史进程。稳定的社会局面配合较好的经济环境，南方的优秀士子确实多一些。再者，明王朝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刚刚收复黄河以北，很多北方名士仍然在为前朝（元朝）恪守昔日的君臣之道，并不愿来参加新王朝的科举，更多的北方精英也处于观望状态。（在中国古代，君臣大义要大于夷夏之辩）
所以在诸多证据都证明刘三吾清白的情况下，朱元璋仍然下狠手对待考官们。这就是因为考官们没能明白朱元璋的心思，难道大明王朝只配拥有半壁江山吗？在明初原本就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北方为元朝守节者诸多，而且朱元璋已经定都南京不免让北方人猜疑。如果“南北榜案”再不了了之，明王朝的对于北方的统治很可能就会离心离德。
——为什么那么多北方官员为北方考生据理力争
其实在“南北榜案”中还有另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北方籍官员也为北方考生据理力争。你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同乡情谊，但可没那么简单。如果只是一种同乡情谊，至少应该发生在同省人之间，怎么会发生在几个省人之间呢？
士子们追求的最终目标
其实北方官员的主要目的可以说是为了家乡的“间接的代议功能”。这也是出自余英时先生之口，“科举制自始便兼涵一种地方代表性，各地‘孝廉’或‘进士’往往在政府中为自己地方的厉害说话。这当然谈不上是代议制，但不能否认科举制有时也发挥了一点间接的代议功能”，“在统一王朝的所谓‘盛世’，中央与地方之间隔阂较少而予人以‘政通人和’的印象，科举制至少在其中发挥过一定程度的沟通与协调作用”。
马伯庸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一文中提到的“徽州丝绢案”，原本应该六个县承担的赋税，由于歙县没有出国粮官，所以由其他五县小吏把持，做手脚让歙县独自承担了赋税。这还是县与县之间的利益，如果换做省与省之间的利益，没有人做主其不要亏大了。
在政治上，各地域的士子，一方面可以使朝廷在重大决策方面不至于过于偏向某些地区的利益，另一方面每一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也可由此直接反应在朝廷之上。各地域在政府中都有喉舌保障了他们的利益。
不过这种所谓“间接的代议功能”仍然是服务于大一统的政治目的。所以欧阳修的“凭才取人”也就注定了会败于司马光的“逐路取人”。虽然看上去状元人数、三甲人数江南地区占据了压倒性的胜利，不过中央政府看的还是整体的进士数量地域平衡。整体范围内搞“逐路取人”，在三甲和状元的选择上搞“凭才取人”，完成一个王朝的“大一统”目标才是这些帝王的小心思。
清末新军成为灭清的主力
科举制以其制度优越性、方法公平、程序公正而得到当时世人的认可和拥护。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言：“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
科举是传统政治、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当1905年朝臣“奏请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时就表明了，现代学校已经取代了科举作为“士人”心中共识。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士人共同的选择抛弃科举。科举废除后，持续了两千年的帝国体制也随即全面崩解了。从此，在我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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