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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接着聊《枪炮，病菌和钢铁》这本书，简单回顾一下上次谈到的观点，在解释为什么欧亚大陆的文明进程要远远高于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时候，作者戴蒙提出了“陆轴理论”——农业在同一纬度的传播比在不同纬度的传播要快得多，同一纬度的气候条件类似、日照和季节也相同。这样农作物只要在一个地方被成功栽种就可以了，就能被同一纬度的其他地区复制。因此沿着东西方向传播比南北方向更容易。而南北美洲之间有中美洲的茂密雨林、美国西南部的大沙漠；非洲则有巨大的撒哈拉沙漠把大陆的南北分开，跨纬度的地区在地理和气候条件都有巨大差异，造成农作物和家畜都难以在不同的人类群落间传播，文明间的交流有巨大障碍，这使得美洲和非洲在文明的赛跑中落后。
但问题随即又出现，欧亚大陆的文明有东西两台“引擎”，东部的引擎是中国——黄河文明。西部引擎是所谓“肥沃月湾”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约旦一带。为什么这两台引擎输出强劲的文明动力几千年后，都被当年的吴下阿蒙——欧洲给超过了呢？这是欧亚大陆内部各个文明群落竞争的结果。
《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作者戴蒙首先也承认了我们一般的分析角度：文化和制度的差异。欧洲商人阶级崛起，带来了资本主义、专利保护，欧洲也没有发展出绝对的专制政府——东方的专制政府需要豢养庞大的官僚体系，因此它的副产品就是压垮平民的苛捐杂税。另外欧洲从古希腊时代起就发展出了批判性的科学思维，这都是使得欧洲在两千年后胜出的原因。但这些因素作者只称之为“近因”，是较近的、较直接的原因，它们又是由另一些更终极、更久远的原因带来的。
对于中东文明引擎的最终熄火，作者给出相当肯定的论断，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使得它在文明的长跑中后继乏力。古代的肥沃月湾地区遍布森林，但由于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增加，原来的森林要么被砍伐当成了农田、要么被当成了燃料、建筑材料。那里的雨量又低，植被重生的速度赶不上被破坏的速度。再加上过度放牧，地面上的森林、青草消失以后，土壤被冲蚀，于是近两千年来严重地沙漠化，这台引擎的熄火实在是由于运气不佳、生态环境脆弱，这个地区的古代文明又没有生态保育观念。欧洲在这方面要好得多，首先是因为居住环境降雨量高，植被恢复快，挺得住人类的折磨。
这是解释肥沃月湾文明引擎的熄火，但要解释中国为何也输给了欧洲就要复杂多了，中国与肥沃月湾地区几乎同时发展出农业，而生态又比中东地区复杂得多，从华南到华北、从东海到青藏高原，生态资源丰富，因此能发展出许多种类的农作物、牲畜，经过好几千年的耕作仍然能稳定支撑庞大的人口。
而且在诸多关键技术上，中国也抢得了先机，在冶金、四大发明和航海方面都曾经执世界之牛耳。要知道明朝初年的郑和下西洋，郑和船队人员有28,000人之众，七次下西洋，每次船队都多达数百艘。所谓“宝船”长达120米，可以横渡印渡洋，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适航性最好的远洋船只，那个时候哥伦布还没出生呢（哥伦布是1451年出生，是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归来的16年以后）。葡萄牙人实现环球航行壮举的船只和郑和的宝船相比，简直就寒碜得像条小舢板，那为什么既占了先机、又得天时和地利的中国，没有横渡太平洋、征服新大陆呢？
在这里戴蒙提出了一种让很多中国人觉得奇葩的学说：优化的分裂，在激发持续竞争力方面要胜过统一。正因为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有机会在几百位君主当中说服一个，资助他天方夜谭式的出海探险。一旦西班牙人从殖民事业中获利，滚滚白银流入腰包，其他国家就起而效仿。
在欧洲，印刷术、电灯、火炮，以及不计其数发明都经过了同样的历程，刚开始的时候新发明都在多数国家受到了冷遇，但只要有一个国家采纳且获得了成功，其他国家就会效仿。而这种事在中国就难以发生，哥伦布如果生在中国，他只有一个游说的对象，就是大明朝的皇帝。只要大明皇帝对他的计划不感兴趣，他就终生没有机会踏上美洲大陆。也正是因为大明皇帝的一声令下，拥有全世界最大船坞的中国造船工业一夜之间就全都荒废。在中国这样政治上大一统的国家里，有一个英明皇帝在位，进步速度是惊人的，但在另一些时代，k倒che的速度也同样惊人。从持续的竞争力看，不如处于分裂状态的欧洲。
但戴蒙所说的分裂的优势，也不是越分裂越好，而是提出一个“最佳分裂原则”（Optimal Fragmentation Principle)。相比较而言，印度就是分裂得太厉害了，也没什么技术创新。但问题还没有到此为止，就是为什么欧洲能维持一种比较优化的分裂状态，没有走向中国式的大一统呢？
作为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死忠粉，戴蒙还是从地理条件来解释，认为这是终极原因。从由外及内，由海岸线到内陆这个方向来说，欧洲的海岸线远比中国曲折，有五个大半岛（南欧就有三个），每个都接近孤立的岛屿，因此每个半岛上都发展出DULI的民族、语言、文化，这个先天条件就不容易统一。东亚的海岸线太单纯，只有朝鲜半岛算是DULI的半岛（也确实它没有被中国统一）。
欧洲的不列颠和爱尔兰面积都足够大，既能支撑大量的人口，建立DULI的政府，抗拒欧洲列强的征服，又离欧洲足够近，有密切的交流和互动。相比之下，中国东部沿海的两个岛屿海南岛和TW都太小，不足以建立强大的政府维持DULI，很容易就被统一的中原王朝纳入囊中。日本离中国海岸线足够远、又足够大，这使它能一直维持DULI，但也因为它离东亚大陆太远，对东亚的影响力不像英国对欧洲的影响那么大。
这是从海岸线来看，再来看内陆地理条件。欧洲内部也被高山分隔成DULI的单位，区隔为不同的语言和族群。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在很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难以逾越的天险；还有东欧的喀尔巴阡山脉、北欧挪威边界的山脉，也都起到了内陆的阻隔作用。在古代要想靠两条腿行军征服整个欧洲，完成统一，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古罗马全盛时期也不过向北推进到莱茵河，征服了半个欧洲。
而中国的多山主要是在中、西部，自青藏高原以东，并没有无法跨越的崇山峻岭阻隔交通。简单比较一下中国的秦岭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秦岭平均海拔是2000-3000米，阿尔卑斯山则是3000-4000米。秦岭的最高峰海拔是3700多米，而阿尔卑斯山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82座。秦岭海拔高的地段主要在靠近陕西一侧，而且就算海拔高，雪线也比较高，道路不被雪封堵，一年大部分时间可以通行。而且秦岭山脉呈蜂窝状，高山与大河、盆地交错出现，河流落差小，便于通行。而阿尔卑斯山就不行，终年积雪的山峰很多，又必须从陡峭的高峰下到少数几个的隘口才能通行，这些隘口一到冬天就被雪封住无法通行。公元前二世纪，迦太基大将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在古代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了。在铁路出现之前都算是壮举。
说完山脉再来看河流，中国的腹地有长江、黄河两条大河实现东西方面的连接，两条大河之间又有其他河流联络。结果是东西和南北交通都很方便，于是很自然就统一成一个大的核心区域。相比之下，欧洲的两条大河莱茵河与多瑙河要小得多，流域也不广，于是就分散成很多小型的核心区域。因此欧洲就是一个“多中心”的政治布局，没有一个大得足以长期控制其他地区的中心，所以每个中心都能长时间地保持DULI。
戴蒙的“最优/最佳分裂学说”，不仅是指欧洲政治上有适当的分裂，能让每一项发明都有足够的机会在不同的国家尝试，更是有地理环境论的解释，政治上的维持DULI是以地理环境的割裂，这种先天条件为基础的。
这种解释能开阔我们思考历史的视角，但是我的感受是，但凡单一因素决定论都带有工具决定思想的痕迹。就是手里捏着把锤子、看什么都像是钉子，都想去砸两下。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这把锤子，而每一个历史现象都像颗钉子，都可以由这把锤子来发话，由锤子说了算，做出决定性的解释。这可能也是人类理解力极限的一种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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