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这句话也不难理解,翻译成现代汉语,其意思国家往往是因为弱小而灭亡,唯独汉朝是个例外,是因为过分强盛而灭亡的。
这种“因强盛而亡”,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强硬的对外政策。自从汉武帝当政以后,凭借着文景之治留下来的庞大的财富,汉武帝觉醒与宿敌匈奴展开一场耗时持久,对赌国运的战争。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战争最终以匈奴的灭亡,大汉的惨胜结束。按理说最大的威胁已经去除,国内也因为战争深受损失,汉朝应该与周围国家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了。可偏偏汉武帝以后,历代统治者像是被彻底激发了民族自信心,一改文景之治时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哪怕是在国力日渐衰竭的东汉末年,在外交上的强硬政策也一直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一、汉朝前期外交政策的强硬,是中原农耕文明为了与草原游牧文明争夺生存空间,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很多人将汉朝强硬的外交政策归根于汉武帝这位强势的帝王。作为汉朝强盛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固然对汉朝外交政策的方向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绝不是决定一个王朝对外政策的根本因素。
实际上在健全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外交政策的强硬与否,只跟国家自身实力有关,跟国家的利益有关,统治者个人的风格,相对于国家利益来说,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在君王贤明的时候。
汉武帝
汉武帝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但一定是一位合格的君王,他明白国家利益是什么。更直白一点说,把汉武帝放在文景之治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去让士兵们饿着肚子打匈奴。
而文景二帝以道家黄老之术治国,崇尚清静无为,不是说他两人没脾气,实在是国内的局势不允许他们有脾气。
那么汉武帝时期,为何中原王朝非要跟匈奴人打这旷日持久的一仗,就四个字,生存空间!不同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汉朝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文明,这就注定了国家必须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外部环境,百姓才能真正的安稳生产。
但偏偏过往的历史告诉汉朝人,一旦农耕文明稍微富裕一点的时候,匈奴人就要来抢劫,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入。
根据《汉书》记载,景帝年间,匈奴数次寇边,劫掠甚重。
“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
仅从损失来看,实际上以匈奴和汉朝人口的对比,每一次匈奴人所能抢走的物资是有限的,还远远达不到让汉朝伤筋动骨的地步,这也是文景之治时国家以怀柔的外交政策,也能将就下去的原因所在。
匈奴骑兵
但劫掠这种事情,对于农耕民族想要的安稳的生产环境的破坏,实在是太大了。老百姓不可能一边担心着生命安全,一边还在原地安安稳稳地种地。
在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下,君王对于国家来说,就好像在家里做主的父兄,尤其是贤明的君王。老百姓交税给君王,那就是要真龙天子来保护自己的,如果不能保护臣民,君王就是不称职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汉朝前期,在与周边游牧民族的交往之中,采取强硬的对外策略,那是为了获得稳定的生产环境,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二、 汉朝中后期外交政策的强硬,是门阀势力强大后,统治者转移国内矛盾的方式
说是汉朝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当时汉朝周边的国家就那么几个。而汉朝前期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都是针对匈奴的。汉武帝以后,匈奴被彻底打残,其他小国远不是汉朝的对手,按照儒家思想的观念,这个时候就应该以德服人,万国来朝了。
然而实际上汉朝中后期,国家外交政策上还是以强势为主,尽管有些反复,但大致方向上,却一直是以强硬的姿态面对其他国家。
汉朝军队
汉朝名将陈汤给武帝的奏折中说:
“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除了民族自信心之外,在这些荡气回肠的口号下面,掩藏的是大汉帝国从建国伊始就没有解决,并且在汉朝灭亡后依然主宰了中国历史近五百年的一个问题:世家。
汉初的世家豪阀,实际上是从战国末年被秦所灭的六国贵族们而来。秦始皇在制度上解决了古老的分封制,建立了郡县制,将天下所有的诸侯,士大夫们,都变成了统一国家下的臣子。
但在思想上,贵族门阀却没有断绝。这些传承自先秦诸侯王,经历了秦末乱世和汉初一段休养生息后,重新恢复过来元气的世家豪阀,已经在大汉国内部建立起强大的势力。
在明,他们鼓动刘姓诸侯王造反,借以此来祸乱江山。在暗,他们以学问为壁垒,培养自家子弟,垄断知识,从而垄断官位,让汉朝用来选官的察举制度,变成“举文学,不知书,举孝廉,母饿死”的笑话。
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世家豪阀们,无时无刻不在培育自己的势力,挖大汉的墙角。汉初,施行将全国各地资产超过一定程度的豪门迁居到长安,在皇帝眼皮底下生活,就是为了避免他们串联,最终危害到皇权。
世家门阀的顶峰在南北朝时期
但是汉朝中后期以后,随着皇权的逐渐衰落,国内世家豪阀的力量迅速增长,甚至在西汉末年发生王莽篡汉这样一段历史性的事件,虽然最后又被刘秀收回江山,建立东汉。但足以证明,汉朝中期时世家豪阀已经有了左右皇室的力量。
在如此现实之下,通过强硬的外交政策,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消耗世家豪阀的力量,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汉朝高层统治者们转移视线,缓解国内矛盾的方式。
三、 强弱都是相对的,汉朝后期对外政策的强硬,实际上是建立在前期强大的外敌都已经被解决了基础之上的
另外,从汉朝周边国家的角度来看,汉武帝时汉朝强大,那么对外政策硬一点也就认了,明明汉朝中后期以后,国内政治内斗消耗了大量国力,又加上天灾人祸不断,国家实力远非汉武帝时期所能相比,凭什么还敢对周围国家强硬。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汉朝中后期与其强盛时期相比,本来就有所下滑的实力,又受到国内多方掣肘,十分力气只能发挥出一分来,远非汉武帝时期那么强大,
封狼居胥的霍去病
但是相对的,经过汉朝四百年来,持续不断,一如既往的坚持强硬的对外政策,压制草原民族的生存空间,同一时期的草原民族更弱。
而这就给汉朝末年朝廷之所以敢强硬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从后来者的角度去看,北方草原民族在汉朝以后,又经过几百年的恢复,才终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恢复过来,而同时期的中原大地上,却已经又经历过一乱一治的轮回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汉朝末期的强,也是其他国家衬托出来的。假使三国时期的董卓等人遇到汉武帝时期正在强盛时期的草原民族,恐怕就没有貂蝉什么事了!
《后汉书》记载,汉末董卓乱政时期北边的军阀公孙瓒,其麾下就有一支碾压草原民族乌桓的军队。
“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
正如前文所说,外交政策不是由皇帝的个人风格决定的,而是由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利益导向来决定的。汉朝一直到末年都能保持强硬的外交政策,自然是因为直到汉朝灭亡时,周边小国还没能从与汉朝的战争之中恢复过来,比之汉朝更弱,这才是汉朝能够“至死”都保持着强硬外交政策的根本。
白马义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一直号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对外政策也以强硬著称,但是在明末与清朝的战争之中,却不乏投降派的存在。但汉朝末年,尽管局势混乱,可对外关系上却没有什么顾虑,各个藩镇大将还时不时地去欺负一下周边。
四、结语
汉朝作为中华文明在封建时代第一个国运绵长的大一统帝国,历经四百多年,对主体民族汉民族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究其根本,所谓的“独以强亡”也不过是在人类世界往前发展的道路上,先辈们与其他文明竞争,争夺生存空间的无奈之举。幸运的是,经过秦朝统一战争,大一统的汉王朝不管是从统治结构上,还是从组织形式上,都要远超同时代的其他各国。
决定外交政策的是综合国力与国家利益,所以与其说是汉朝一直保持着强硬的外交策略,不如说汉朝至灭亡都保持着在国力上对周边各国的碾压。以史见今,外交政策上想要“硬”起来,口嗨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的综合国力发展上去了,说话才有人听。
参考文献:
《汉书》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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