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伟文 |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早期探索

作者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 许嘉芩 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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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前,自然辩证法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和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教育与政治双重功能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辩证法被赋予了沟通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和抓手的重要角色根据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自然辩证法得到了建制化的发展一方面,围绕着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自然界的辩证法技术与工程辩证法等领域展开了探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又围绕“科学实验”等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论)展开了探讨这些早期探索不仅为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与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也逐渐形成了科学是生产力和摆正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等基本认知,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科技观和科技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自然辩证法;自然界的辩证法;技术与工程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01

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创立

科学技术哲学(简称科技哲学)源于恩格斯于19世纪下半叶开创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的探讨,是当代中国独有的具有交叉性和跨学科特征的哲学学科1932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自然辩证法的思想由此传入中国20世纪30—40年代,上海延安重庆等地相继成立或召开自然科学研究会和自然科学座谈会,以多种形式开展了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出身的学生领袖于光远在延安主持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

新中国成立前,自然辩证法的传播虽然在初期有一定的自发性,但总体上属于党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和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历史语境中,自然辩证法既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一环,又是影响与吸引自然科学研究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桥梁究其初衷,推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与探讨,不仅有助于自然科学研究者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自然科学,而且还可透过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的解读来证明和充实唯物辩证法理论,从而构建起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的统一战线,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早在延安时期,自然辩证法就被赋予了教育与政治功能,一方面致力于用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群众并将自然辩证法的学习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相结合,另一方面被视为党领导自然科学工作的理论基础,从而与党的自然科学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主流哲学和建设新国家指导思想,由于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起观念统摄作用,自然辩证法作为沟通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和抓手的功能得以正式确立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定位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最高产物:如果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人类社会的两门主要知识——生产斗争知识与阶级斗争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基于这一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全国范围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的重要环节,自然辩证法得到了广泛的学习和传播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主持翻译的《自然辩证法》新译本为此,艾思奇发表了题为《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评论,其主题句“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无疑点明了自然辩证法在理论上的重要性简言之,鉴于自然辩证法有助于形成对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规律性认识,它不仅成为自然科学家思想改造和自然科学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关键,更上升为国家领导科学工作和制定科学规划时在自然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理论基础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开拓者于光远曾先后担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科学处处长和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要职,对推动自然辩证法研究教育和学科发展的建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哲学被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列为大学哲学系一二年级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另一专业为心理学专业)曾把一二年级学生分为自然科学组社会科学组和逻辑组三个组,自然科学组的学生必须学习自然科学课程不久,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开始设立自然辩证法类的课程并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这些全新的探索最突出的特点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后在实践中有所调整1953年后,由于部分自然科学组的学生基础所限,学习自然科学课程有一定困难为此,195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了《自然和自然发展史》作为一年级学生的自然科学基础方面的必修课[1]该课程绪论部分由于光远讲授,其余的“物理世界”“生物世界”“人”等三部分则由周培源王竹溪黄昆徐光宪等自然科学家授课195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苏联专家招收了2名自然辩证法研究生,1955年招收的6名自然辩证法研究生的导师中,除了冯定于光远汪子嵩等哲学导师外,还包括周培源王竹溪徐光宪沈同等自然科学导师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一时代性的发展需求使自然辩证法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门被寄予厚望的学科当年,国务院专门组织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全国十二年(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时,于光远以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名义,力主将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边缘和交叉地带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纳入哲学发展规划之中他召集60多位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工作者,共同制定了《自然辩证法(数学与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12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该规划草案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是:“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2]21草案列出了九类研究主题:(1)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2)科学方法论;(3)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与科学分类问题;(4)数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5)对于唯心主义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歪曲的批判;(6)数学中的哲学问题;(7)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中的哲学问题;(8)生物学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9)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

将自然辩证法当作学科名称具有较强的创造性与中国特色在其倡导者于光远等人看来,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名称“更能体现科学精神”,“能够很好地表现出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具体而言,“自然辩证法”的本义在于:“······不承认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创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承认第一推动力等等,只承认自然界自己在运动变化发展自然界辩证的发展就是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在发展”[3]当然,以自然辩证法这一立场精神和态度来命名一个学科难免引起争议,故草案指出有人认为称其“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比较确切“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的命名方法无疑受到苏联的“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学科命名的影响,但也反映出当时科技政策的制定者在科学观上存在“抽象—具体”二分的定见,即主张抽象程度更高的数学和哲学有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此所产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数学自然科学”的提法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不论称之为自然辩证法还是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都预设了当时人们对辩证自然观和唯物主义自然科学观的理解

1956年6月,根据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草案的要求,中国首个自然辩证法研究专业机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正式成立于光远兼任组长,林万和兼任副组长,龚育之兼任学术秘书协助于光远联系该组工作(后兼任副组长),何成钧等4人任兼职研究人员,同时调来许良英赵璧如赵中立孙焕林胡文耕张乃烈傅愫和等10人任组内专职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2人,并另请14位自然科学家担任顾问依据规划草案的要求,研究组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开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专题研究,还致力于建立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联盟,以大力推进中国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同年10月,由该研究组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开始发行,在此后10年成为科学界和自然辩证法界立足唯物辩证法探讨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专业交流平台

为了吸收自然科学工作者参与自然辩证法研究,培养研究教学和组织方面的骨干,自然辩证法教育工作得到推进1958年10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办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共招收70余名学员,由艾思奇陈康白主持培养,于1961年1月结业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三年制研究生和一年制进修生196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科院哲学所联合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四年制研究生,当年招收8名,导师为于光远与龚育之这些四年制研究生的基本培养思路是哲学与科学交叉培养:前两年哲学专业出身的学生要去一个理科系学习自然科学基础课,以往学自然科学的则需去哲学系修基础课,后两年在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部结合编辑工作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做毕业论文其后,哲学所继续招收了少量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

这些建制化的安排较清晰地呈现了当时通过哲学与科学的会通来推动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目标和路线图毋庸置疑,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基本目标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从中概括和总结出自然界的辩证法和科学发展的固有规律值得指出的是,自然辩证法当时被称为一种工作,研究自然辩证法是一项历史使命为此,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基本路径在于,系统掌握自然演化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深入领会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认识的内涵,细致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从哲学与辩证法层面引出科学的结论,为新中国向科学进军提供思想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显然,要完成历史赋予自然辩证法的使命,不可能仅仅依靠少数哲学家的努力,必须构建和加强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联盟,依靠科学界和哲学界的集体协同才有可能完成这一探索固然由特定的历史脉络所致,亦未必达成其理想,但这种联盟至今仍显得弥足珍贵在如今专业日益细分的大环境下,惟有当科学与哲学相互之间的吸引力足够强时,科学与哲学的对话才可能展开

02

从自然界的辩证法到技术实践中的辩证法

1956年颁布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草案所划定的研究内容,反映了那个时代对自然辩证法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需求新中国面临着各种复杂而严峻的挑战,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必须向科学进军,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按照当时的认识,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掌握规律发现真理,因此可以胜人一筹而事半功倍换言之,当时整个社会高度重视哲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研究哲学本身,而是希望能够将哲学认识运用于科学研究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之中这种学以致用的传统知识态度一时赋予了自然辩证法举足轻重的知识地位

因此,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要求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担负两方面的建设性作用:一则,自然辩证法研究聚焦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其所揭示的科学的自然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无疑是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等哲学知识的思想源泉;二则,自然辩证法研究有助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乃至一般群众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生产实践中更主动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取得更多更好的科学成果工程技术成就和生产业绩出于这两方面的期许,自然辩证法研究主要围绕着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自然界的辩证法技术与工程辩证法以及科学技术论等领域展开了探讨

(一)科学方法论与认识论

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研究是自然科学家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或哲学工作者相对易于对话的领域,规划草案中的这一主题得到了较多的研究和较热烈的讨论不少自然科学家就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等领域的方法论问题发表了评论和文章,如钱学森所作的“论技术科学”的报告和《技术科学的方法问题》这并非空谈,在“两弹一星”和中国航天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科学方法及其系统工程与系统辩证法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贯彻,从“一切通过总体部”由总指挥与总设计师主导的两总制度到“仿制”与“三步棋”等战略选择,辩证法思想都被视为制胜法宝在进一步的讨论中,科学中的数学方法假说方法类比方法抽象方法实验方法等得到广泛探讨,并被提升到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高度由于这些研究必须结合科学发展中的例子,自然科学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者在此过程中扮演着科学与科学思想史的传播者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科学史译介与研究同时,科学的最新成果与科学发展史上的例子又为一般哲学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很多哲学工作者试图从这些材料中引出一般的认识论结论因为对科学认识史料的共同关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曾出现过一场持续数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有关真理问题的讨论中,如何认识科学史上出现的错误观点成为争论的焦点1962年,何作庥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一文指出,鉴于理论多为一般普遍和无限的,实践则多为个别具体与有限的,理论概括难免通过内插与外推将有限转换为无限,因此曾经被实践检验过的理论也可能被新的实践证明其内插与外推不完全符合实际[4]由于这一论述将科学事实对理论的检验解读为具体实践而使其对不断发展中的科学理论的检验具有相对性但在一般将实践作为抽象和无限范畴的哲学工作者看来,这种对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分析否定了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反复多次影响广泛的真理标准讨论

(二)自然界的辩证法

规划草案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自然界的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观不仅“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与科学分类问题”属于这类问题,规划所设立的“数理化天地生心”等具体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也是在自然界的辩证法的架构下讨论的当时,对具体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探讨,主要是由自然科学家进行的,如关肇直对数学对象的讨论;朱洪元和罗劲柏对宇称守恒定律的探讨;陈国达对大地构造的哲学问题的研究;童第周对生物的辩证发展的研究等出于现实需要,一些有影响的科学家对自然界的辩证法表现出较高的兴趣,并且注意结合具体的科学知识对自然界的辩证法展开研究这些工作在现在看来属于跨界研究,但在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界的辩证法比具体科学的站位更高这种综合对厘清科学基础的价值有待科学史研究进一步挖掘,但用辩证法的语言讲科学亦使科学知识得以通俗表达,在传播上无疑起到了知识普及的作用,这些作者也因此获得相当的社会知名度科学家群体大规模地探讨自然界的辩证法固然有其时代因缘,但也应看到,科学原本离不开哲学前提和哲学解释,科学家往往会从特定的哲学立场出发开展研究特别是在科学事实与实验基础不充分或出现理论分歧的情况下,科学家对于那些有可能促成新见解或新理论解释的哲学立场无疑是感兴趣的如果说哲学是科学研究的工具,科学家应该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则是实践智慧的范畴了

出于学以致用的目标,当时对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研究并不满足于对自然界和具体科学基础的辩证法的研究,而是希望科学家能够将其对自然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去——以自然界的辩证法作为科学研究的武器——取得科学成就概言之,当时对哲学在科学上的用处的主流认知是:好的哲学是科学研究的利器这种认知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传统对器用的理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什么是好的哲学?龚育之在1957年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5期的《哲学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究竟有什么影响?》一文中指出:“好的哲学给自然科学以好的影响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好的影响就是指导,因为它并不是对若干细微末节的影响,而是对根本观念和方法的影响”[5]

唯物辩证法及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不是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自然科学家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界的辩证法进行科学研究并取得重大研究成果,从而使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界的辩证法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受到唯物辩证法影响而提出基本粒子可以再分的强子复合粒子模型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工作得到高度关注1963年8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载由俄文版转译的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概念》,文章主张基本粒子也不是最后不可分毛泽东看后对此极其赞赏,并于1964年8月多次在与于光远周培源龚育之等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谈话中提及坂田昌一的文章,阐述了他对物质无限可分和唯物辩证法的看法随后,《红旗》杂志1965年第6期重新从日文翻译该文,还请庆承瑞柳树滋加了注释,以《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为题再次发表,并根据毛泽东谈话精神加了长篇按语编者按强调:(1)世界是无限的和充满矛盾的,万事万物是对立统一的,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一分为二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的普遍现象,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证实着这一马列主义宇宙观和认识论;(2)宇宙无穷无尽,物质无限可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样是无穷无尽的,在人们探寻物质结构的进程中,每深入一步,都有人认为已经达到不可再分的“物质的始原”,试图完成所谓最终的理论,但都被科学的发展所嘲弄,自然界固有的辩证法因此越来越清晰地得以彰显;(3)坂田昌一的文章遵循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根据基本粒子领域的新事实,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发挥了自然科学理论的无限发展的思想总之,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坂田昌一能够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研究工作,并写出这样好的作品,难能可贵,这篇文章对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科研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反对形而上学大有裨益

这一倡议在科学界和哲学界一时间引起极大反响《红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组织了专栏讨论,全国各地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举办了多场座谈会研讨文章和座谈会发言一致认为,坂田昌一等在基本粒子理论方面取得领先世界的成绩,与其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分不开,我们要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必须充分运用我们特别优越的条件,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学习并运用毛泽东思想由此,在科学界掀起了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层子模型的研究1965年到1966年间,中科院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近40位物理学家组成的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立足物质无限可分的立场,提出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参与了国际物理学界构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竞争

(三)技术与工程辩证法

有关生产技术与工程实践的辩证法虽未列入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但却是自然辩证法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广的领域中国技术哲学的建制化研究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但其源头可追溯至20世纪5060年代对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与工程辩证法的探讨1957年,与钱学森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问题的探讨几乎同时,中国技术哲学的开拓者陈昌曙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了《要注意技术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指出技术方法论对发挥辩证唯物主义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不久,在全国性的全民学哲学学毛著运动和“双革(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四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运动的推动下,在生产技术和工程实践中研究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成为一场广泛参与运动

在此时代大背景下,哈工大机械系师生走进哈尔滨机联机械厂,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共同设计和制造“积木式机床”时任哈工大校长李昌对来哈尔滨的于光远提出,应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作为自然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向,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走出自己的道路两人的交流促成了1960年秋中科院哲学所与哈工大在哈尔滨共同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自然辩证法会议以关士续为代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团队提交了题为《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论机床内部矛盾的规律》的论文该文后在1960年11月《光明日报》上发表,《红旗》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转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致信哈工大党委,指出“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6]因此建议他们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详细地解释他们的论点,对车铣磨创钻各类机床的特点分别加以分析

通过这次座谈会,促成了1962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工业技术辩证法研究计划的形成,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从数理化基础学科的哲学问题扩展到包括工程技术农学和医学等在内的整个科学技术领域1964年3月,为了总结大庆石油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学用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经验,中科院哲学所召集哈尔滨上海北京石油部和国家科委等方面的代表,举办了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学习和运用哲学的座谈会此后,对万吨水压机和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等工程技术成就的辩证法研究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由此,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联盟从起初规划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盟拓展为更广泛的实践联盟,这就是于光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工人农民科学技术人员科学技术的组织工作者的广大联盟”[2]28而这种联盟无疑是中国特色的优势所在,即便在今天,如何在科技创新中突出每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参与式的技术民主提升企业组织和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依然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这种联盟的形成依然是管理和治理中值得探索的一个有益方向

03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探索与调适

自然辩证法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观),即规划草案中的第九类选题——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的规律就成为一项尤为重要的工作

自然辩证法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起初深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影响,在如何看待科学科学发展的规律以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问题上一度盲从苏联的做法,对一些新的科学成果展开了简单化的哲学批判,几经摸索和反复,最终认识到尊重科学的重要性,逐渐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1956年4月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中国的自主意识使其试图在政治和文化上摆脱对苏联的盲从,其中就包括对苏联的自然科学批判的保留态度这一转变既源于中国对自身教训的总结,也因中国的主体性与苏联的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当苏联的自然科学批判由科学的阶级性教条地推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学说才是社会主义的”等观点时,陆定一于光远龚育之等认识到“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不主张给科学学说贴上阶级和唯心主义之类的标签1956年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问题座谈会上,百家争鸣方针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于光远在座谈会上指出:“我并不简单地认为摩尔根派就是唯心论,米丘林派就是唯物论我认为遗传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即使有什么错(我认为这并不错),也不能说是唯心论······”[7]在这些后来才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于光远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出了透彻的论述首先,不论是哲学还是科学,都要遵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其次,科学问题还是科学家最了解,自然科学问题的解决有时需要展开分析甚至进行争论,这种讨论应该由科学家自己来进行其三,哲学应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学习,不应站在自然科学之上向其发号施令,哲学只有向科学学习才能指导科学,若将两者分割开来,则科学和哲学均不能很好地发展这些认识直接影响到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的制定,草案所列的研究任务(5)“对于唯心主义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歪曲的批判”突出的是对唯心主义而非对科学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自然科学批判的纠正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的自然科学工作成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的重要工作,旨在揭示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应运而生在当时,于光远和龚育之等既是自然辩证法工作的主导者,又担当着党在自然科学工作领域的代表的角色,这就使他们所主持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承担了联结理论工作和自然科学工作的纽带作用在当时看来,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变革过程在此过程中,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充满着各种各样思想上理论上的争论,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如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自然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自然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自然科学与群众的关系等等而这些争论和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工作全方位展开和经验的积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运行规律的辩证分析日益走向深入鉴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面向科学工作改革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于光远指出应将探讨作为社会现象的科学的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龚育之则提出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它应该是党的科学技术工作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不管将其称作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主要探讨的是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怎样的呢?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有何观点?龚育之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然科学工作中的一些资产阶级观点,例如为科学而科学的观点,轻视实践轻视群众的观点等,往往是以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唯心主义理解为基础的而党的自然科学工作的方针政策,则是以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特别是以对自然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的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基础的”[8]24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对“红”与“专”“理论联系实际”“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政策问题上的方针和界限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一重要的科学工作方针的调整,是在总结实践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出台的,反映了有关科学技术论的理论探讨和研究的成果

当时的科学技术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科学实验1962年,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次年又作出了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论断为此,科学实验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概念,而被纳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具有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由此,如何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科学实验也成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重点内容对此,龚育之根据自己的心得,在《试论科学实验》一文[8]1-21中进行了深入探讨

首先,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其次,科学实验在认识过程中具有一系列重要的作用:在科学实验中,人们运用各种能够扩大和改进自己感官能力的实验工具,大大丰富了感性认识的内容;在科学实验中,人们严密地控制和有目的地变革所研究的对象和过程,来获得关于它们的规律性的知识;科学实验不是盲目的实践,不限搜集和整理各种感性材料,它是同科学理论的研究密切联系着的概言之,在科学实验中探索自然规律,是一个认识过程,在生产技术中运用这些规律,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并且也要依靠科学实验其三,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具有一系列新的性质:科学实验现在在我国已经成了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为我国人民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阶级斗争服务的重要手段;科学实验现在在我国已经开始成为由广大劳动人民直接参加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科学实验现在在我国已经开始成为广大干部积极参加的革命运动,成了他们领导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的重要手段[8]1-21

科学技术论更多地将科学视为社会现象,在强调科学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大环境下,自然科学家也积极参与了科学观和科学技术论的相关讨论1965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还发表了一组关于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俄歇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发表的《科学的极限》一文的笔谈俄歇认为科学的发展存在四大极限:人类观测范围的极限人类旅行的极限人类用加速器获得的能量的极限以及人类思维的极限几位科学家在笔谈中认为: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的发展永远也不会看到什么极限,任何为科学的发展规定“极限”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从来经不起人类实践的考验;俄歇所提出的四大极限并不成立,其“科学”论证是完全反科学的,其对人类前途的悲观主义论调反映了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论作者主观意识如何,文章本质上是反动的由此可见,当时对科技和人类未来的总体态度是乐观的,即便道路曲折,前途依然光明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当时将哲学作为科学的总结和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的语境中,人类的认识和真理是不断发展的,科学认识是没有极限的,不然哲学认识和真理就会成为停滞不前的教条;另一方面,对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出现的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末世主义持总体批判和反对的立场,因为当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将克服以往社会制度的局限,使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

随着自然界的辩证法技术实践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技术论等研究的展开,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与学科基础建设工作得以推进在专业研究方面,由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主导,计划并着手编写学科重要研究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依照新的十年科技发展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部与中科院自然科学研究部门相对独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计划主推重要研究著作,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计划撰写《自然与自然发展史(自然界的辩证法)》《自然科学方法论》等大部头,在规模上均堪称巨著其中,前者旨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现代科学成就,为读者提供一幅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完整图景,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宇宙观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部工程性的鸿篇巨制未及实现直到20年后的1982—1986年,其初衷通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等工作,以新的形式部分实现

在学科基础建设方面,学术资料的整理和编译是重点,以此为抓手,不仅产生了大量工作成果,为大部头的编撰积累了资料,也极大地推动了人才培养1962年,龚育之在《人民日报》发表《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点意见》,文章指出,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的建设工作,首先要系统地编译出版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哲学家有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最重要的著作和论文文章还建议要给所有对哲学问题有所探讨和发挥的著名自然科学家编译哲学著作选集随着这项工作的展开,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波恩玻姆坂田昌一维纳以及赖欣巴哈等人的著作先后得到翻译,并主要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相关学者对这些著作及其哲学观点展开了研究与评论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64—1966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编译的一套《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计600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65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专门组织理工农医生物学等学科史编写会议,为各门科学史的编写工作积累了资料为编撰《自然与自然发展史(自然界的辩证法)》,他们曾编辑几十辑共计数百万字的《国外科学技术史资料选》,只是后因写大部头的计划受批而弃失

20世纪70年代初,出于“破”与“立”两方面的因素,《自然辩证法》等经典原著的翻译与注释科学思想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前沿资料的编译取得不少进展1971年,《自然辩证法》中央编译局新译本出版,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翻译的马克思《数学手稿》全译本首次发表为了获得注释权,自然辩证法组与大连造船厂合作进行了《自然辩证法》的注释工作同时,通过诸多学者的奋发努力,《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思想体系的对话》《宇宙发展史概论》《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生命是什么?》《偶然性和必然性》《物理学与哲学》等科学史与自然科学哲学经典相继翻译出版,《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李宝恒张宜三编译)的编译出版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成果

如何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法技术实践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技术活动的辩证法有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而自然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发挥了重要的调适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意识形态大环境影响,一度展开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批判,将科学争论转换为观念分歧,主观上急切地想以此找到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由此,相对论热寂说宇宙学量子力学极限论基因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环境危机论等均被列为批评对象中科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学习班”,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首当其冲1969年秋,中科院负责人就“学习班”所撰写的《相对论批判》(讨论稿)一文是否适合在《红旗》杂志发表征求科学家意见,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对此表达了反对意见,该文因此改为内部讨论,几年后才以争鸣文章的形式发表于上海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公开讨论中,都有自然科学家坚守尊重事实和尊重科学的态度,对违背科学的相对论批判提出了质疑和反批判

历经曲折艰辛的探索与反思,自然辩证法蕴含的科学精神促使自然辩证法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科学是生产力,意识到要摆正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关系1975年,中科院向中央提出有关科学工作现状问题和应该采取的方针的“汇报提纲”,自然辩证法研究者参与了起草工作“汇报提纲”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科学是生产力,不应视之为具有阶级性的上层建筑同时,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辩证法并非自然科学理论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的同时,“汇报提纲”强调指出:“不注意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不要依靠辛勤的科学实践和精确的科学论证,只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对的”为了给这些论述提供理论依据,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编写了关于科学是生产力和题为《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相关语录的摘编[2]35-36正是这些工作和努力,使科学的基本形象不再仅仅是意识和知识形态的活动,转而被赋予了直接生产力的实践内涵,为后来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和科技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5年9月22日中国科学院第四十次院务常委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哲学研究所。1977年5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即隶属于其下。2020年9月24日，新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正式揭牌，是“中国科学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建立的新型机构，依托中国科学院大学进行建设和管理”，旨在“通过创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来促进科技创新、哲学发展和文明进步”，下设逻辑学与数学哲学、物质科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智能与认知科学哲学、科学与价值研究等五个中心。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一新机构的宗旨与自然哲学传统及自然辩证法脉络的异同值得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详见《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skyb.cbpt.cnki.net/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sk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