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以一场屈辱的鸦片战争为开端。随后的很多年，在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威胁下，华夏大地的主权被屡次践踏，财富被大量掠夺。连政府都受欺压的清朝末年，基层官员和百姓面对洋人的欺压更是苦不堪言。

光绪年间，上海发生了一起天主教徒强占他人田产和房屋的案件。案件事实虽然清楚明了，但对侵占财物的索回和对罪犯的处置却大费周折。简单的案件反映出了清朝末年基层官员和百姓，在洋人的欺压下艰难的处境。

光绪年间的上海知县李超琼到任前，前任知县刚刚因涉及教堂的案件处置不妥被调离。李超琼到任后，为了维持局面，和法国神甫走动特别频繁。他竭尽所能交好法国神甫。

李超琼是个善于处理各类案件的能吏，他虽然官一直做得不大，但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到了上海只用了一个月，就处理完了以往积压的案件。但对涉及教堂的案件，李超琼一律不予理会。上海人都对此议论纷纷。

有天，有人前来报案。他家的田地和房屋都被天主教徒甲某侵占。此时的清朝，不仅洋人强势，连跟着洋人的中国人也开始强势起来，趁机作奸犯科。正当李超琼审理案件时，有人带了一封信给他。信是法国神甫送来的，想都不用想，信中内容必是要求李超琼放了天主教徒。李超琼接到信后大怒，当着信使的面撕将信撕的粉碎。让人将信使乱棍逐出衙门，而后将甲某下狱，不再过问此事。

众人都替李超琼捏了一把汗，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涉及教案，如果得罪了洋人，很有可能给自己招来免官、治罪等祸事。比如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民众和教堂发生冲突。最终清政府将带头的百姓等数十人处决，用一命抵一命的方式给列强一个交代。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也因此案大受影响。

可李超琼好像胸有成竹，对得罪洋人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在乎。其实他早已有了让法国神甫吃瘪的计策。很快法国神甫就会被李超琼耍的团团转，而侵占他人财物的甲某也会被绳之以法。

信使被乱棍打出后片刻，法国神甫气势汹汹的找上了门。进门就劈头盖脸地问道：“你我二人交情如何？”

李超琼说道：“你我二人交情非常好。”

神甫：“既然交情好，你为何还要羞辱我？”

李超琼：“我哪敢羞辱您呀。”

神甫：“你刚才当众羞辱我，何必再掩饰。”

李超琼：“那是小人胡编乱造，挑拨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

神甫：“欺骗他人，是大罪恶。你为何骗人？为何不承认？现在我们就绝交。”

李超琼：“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件事？请您明示。”

神甫：“听说你抓了甲某，要治他得罪。这件事有没有？”

李超琼：“确有此事。”神甫：“甲某不是作奸犯科的人，我给你写信让你释放他，你见到我的信了吗？”

李超琼：“信我见到了，人我也会放。”

神甫：“那你为什么羞辱我的信使？”

李超琼装作惊讶的样子回答道：“还有这种谣言，您可不要信。”

神甫大怒道：“你还在自欺欺人，我的信已经被你撕的粉碎，你还要狡辩吗？”

一切都在李超琼的预料中，他就在等神甫前来兴师问罪。这是他计谋中关键的一部分。只见李超琼慢悠悠的从袖子中拿出神甫的信，对神甫说道：“还好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要不我们之间的误会就深了。信还完好的在我手里，现在谣传可以说明白了吧。”

原来这些往来的信函，表面上式样都相似。李超琼之前撕碎的是一封其他信函。

神甫见到李超琼拿出的信，默然无语。李超琼揶揄神甫道：“您刚才说，欺骗是大罪恶。您的信使敢欺骗您，不知道您的教规中是否有惩罚措施？”

神甫蔫蔫的说：“我被这些人糊弄了，我会开除他们。甲某任由你处置，我不会再过问。”

神甫走后，李超琼即刻升堂。判决甲某将侵占的财物如数归还，受鞭笞一千，带枷一月。此前积压的涉及教堂的案件，李超琼逐一判决。神甫再也没有过问这些案件。

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处理案件，居然要受一个洋人神甫的干涉。没有神甫的同意，基层官员甚至无法处置同为中国人的教民。实在令人莫名愤慨。清政府的官员为何会如此软弱？我们还要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说起。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强大”的面纱被列强揭开。列强发现那个富庶的、庞大的东方大国原来如此落后。战后，列强开始通过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来获得土地、赔偿和特权。这些特权中包含“领事裁判权”。

所谓“领事裁判权”是指列强的公民在中国土地上犯罪成为被告时，由列强领事按照他们本国的法律进行审判、定罪。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洋人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无权对其在中国境内的犯罪进行审判和定罪。

在1844年清政府分别和美国、法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除了其他不平等的条款，美国和法国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建设教堂的权利。其中法国人还取得了若有人冒犯法国的教堂，清政府必须严惩的特权。

初期的条约，将外国人和外国传教士约束在了指定的通商口岸。到了1858年，中美、中英、中法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中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任意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在内地自由传教。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在长江口岸自由航行。从此以后洋人开始从通商口岸进入到中国内地。

这些通过条约取得的特权，让很多洋人有恃无恐，因为中国政府拿他们无可奈何。条约中对教堂的特殊保护，也成了部分神甫保护非法之徒的盾牌。

其实光凭借这些条约，洋人也不会嚣张到干涉清朝基层官员的政务。因为条约里并没有规定要优待洋人。那么为何大清官员对洋人有求必应？为何洋人还能干涉大清司法？为何连洋人神甫吸收的教徒，也能获得特殊优待？

洋人的气焰嚣张还和清政府的纵容有很大关系。清政府在抵御外辱方面的一再颓败。让洋人在中国的公使和大使等人，底气越来越足。洋人的事务处理稍有差池，这些公使就找上清政府的当权者理论。

当权者为了避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招惹来洋人的坚船利炮。只好对涉事的官员和百姓处罚、革职甚至处决，以讨好洋人。可能在他们看来，为了维持清王朝的统治，连白银和土地都拱手相送，再多牺牲一点也无可厚非。

据说慈禧太后曾经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的当权者如此行事，导致基层官员处理涉及洋人的案件都小心翼翼。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主旨下，慢慢的基层官员对洋人有求必应，目的只为让洋人高兴，少给自己惹点事。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可能连洋人自己都没想明白，为何他们获得了比条约规定更好的优待。

从这起简单的上海教民占地案，我们可以看到百姓被洋人教徒侵占财物，可以看到加入天主教的中国民众开始无视法律，可以看到外国神甫公然干涉基层官员的政务，可以看到基层官员对洋人神甫的小心翼翼。这些小人物，基本上勾勒出了晚清时期洋人在中国的状况。这些案件也时刻提醒我们，落后不仅要挨打，还会受到各种欺辱。

参考资料：《清稗类钞》、《清实录》、《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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