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李影 统筹/王梅梅】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迎来历史新纪元，开国大典作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标志事件被载入史册。通过影视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经典瞬间，见证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目睹新中国首次阅兵的波澜壮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当天全球瞩目的盛大典礼，开国大典背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新中国国旗（图片来源于网络）
新中国升起的第一面国旗
据了解，在五星红旗被选为新中国国旗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
1949年7月15日，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面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消息一出，全国沸腾，民众对设计国旗的热情尤为高涨，在为期一个月的征集活动中，共收到国旗设计图2992幅。
在最终入围的38个方案中，国家领导人和评审小组专家及其代表大部分人倾向于“星河旗”图案。原因在于它寓言简明而深刻：五角星带表着党的领导，黄色的线条代表着黄河，华夏文明的起源。
然而，在对“星河旗”的一片赞同声中，“和平将军”张治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星河旗”上的黄杠将旗面一分为二，在国民党居于南方，国家还没有全部解放的形势下，显得尤为敏感。他的意见，引起大家重视，最终星河国旗方案被否定，此时离开国大典仅剩7天。
最后，9月27日，政协会议通过第2个备用设计方案，并把国旗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五星红旗”，此时离开国大典仅剩3天。
没想到的是，国旗选定后，国旗的制作却因为当时中国物质匮乏，被几米黄绸缎所困扰。
9月29日上午，北平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职工共产党员宋树信接到制作国旗的任务，立刻开始行动，但困难随之出现，他买到了红绸，却怎么也买不到好的黄绸缎，他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所有的布店，一整天均无所获。夜晚，宋树信和同事们心急如焚，商量对策无果，一夜未眠。
第二天，他几乎带着哭腔请求布店老师傅帮忙。为了新中国升起的第一面国旗，老师傅停业和布店几个小伙计翻箱倒柜，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总算在地窖里面发现一段三米长的质量上好的黄绸缎。
制作时，问题又出现了，一尺宽的黄绸根本无法裁剪出最大的国旗上的五角星，只能拼接。宋树信只能把拼接方案层层上报，最后上级同意把最大的五角星接一个尖的方案。此时已经是9月30日的夜晚，离开国大典只有十几个小时。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夜，宋树信和工人踏着缝纫机精心赶制两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红旗，五角星拼接的地方处理非常细腻完美。
10月1日，当第一缕晨曦照进窗户时，熬了两天不吃不睡，眼睛通红的宋树信总算笑了，他小心翼翼把国旗叠好，交到了天安广场的筹备处。当毛泽东主席按下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站在人群中的宋树信泪眼婆娑。
开国大典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陈正青摄）
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当天，究竟有多少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至今仍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通过查阅文献和当事人回忆，开国大典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约有600多人，那么有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呢？
根据相关档案记载和回忆文章，开国大典当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有如下两类人员：
第一类：新中国领导人、政协代表、候补代表及特邀代表人员。
原来拟定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662位代表参加开国大典，但是，在662名代表中有部分代表因为种种原因，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其中，具体包括五类人：一是党派代表142人，二是区域代表102人，三是军队代表60人，四是团体代表206人，五是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
第二类：领导人的警卫和服务人员、新闻工作人员以及负责安全的警卫、公安等安保人员。
这类人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或特殊情况，开国大典时幸运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其中包括三种人员。
第一种是领导人的警卫和服务人员，比如毛泽东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赵鹤桐和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管开智等。他们肩负着保卫领导安全的特殊任务，也跟随领导登上了天安门。
第二种是新闻工作人员，当时获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三位摄影师：杨振亚（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记者）、陈正青（东北画报社记者）、侯波（中南海摄影科科长），还有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丁一岚、齐越，李普（新华社记者）等。特别一提的是还有不远万里从苏联赶来支援的苏联摄制师。他们肩负着记录历史重大时刻并将之传播到海内外的历史任务，因而获准登上天安门城楼。
第三种是负责城楼警卫的警卫部队以及公安等安保人员，具体名单不详，但是人数应该不少。
油画《开国大典》（图片来源于网络）
开国大典合照为何没有朱德？
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新华社记者陈正青拍摄了著名的开国大典合照，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六位没有出现在这种历史性的照片中，这六位分别是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向前。
据悉，开国大典前，彭德怀作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正坐镇兰州，准备指挥第一野战军挥师进军新疆。由于前线离不开，彭老总没能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当天，他在司令部暂设的兰州“三爱堂”大院里通过收音机收听的开国大典盛况。
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大将在指挥广东战役，并于10月14日最终解放了广州。开国大典当天，他在赣州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而林彪当时正率四野南下，目标就是解放华南广大地域。可以说，解放任务较重的林彪，也无暇出席开国大典。
徐向前则因受病魔折磨，此时正在青岛海滨休养，开国大典当天，他和夫人黄杰也是通过收音机收听的开国大典盛况。
此外，事实上朱德和聂荣臻是出席了开国大典的，但为什么也没出现在合影中呢？
其中，聂荣臻担任了阅兵总指挥，他既要组织开国大典的诸多事宜，又要屡次登上天安门安置，还要指挥阅兵预演。由于太忙，所以很遗憾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的照片当中。
而朱德是因为一件小事走开了，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人数达到六百人，所选的地方又比较窄，有位新华社记者倚靠汉白玉栏杆把自己的身体向后仰，想记录这个伟大而隆重的时刻，专注认真拍摄记录的他并没有发现危险就在眼前。就在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朱德发现记者的身体就要仰过去了，马上冲过去抱住记者的腿，稳住记者的身体让他成功的拍摄下了这珍贵的一幕，朱德元帅也因此错过了这个镜头。
后来，著名画家董希文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就在创作开国大典油画的时候把朱德元帅画了进去。
开国大典中最特别的队伍
开国大典的安全可谓是重中之重，在这最激动人心时刻的过程，却是无数公安干警最繁忙、艰苦的数月。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为了将北平“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开国大典，解放军和公安、情报、保卫等部门，与公开的、隐藏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
1949年8月，北京护城河畔一处住宅内，一支600人的特殊队伍悄然成立，它的名字传奇而神秘：北京市公安局便衣警卫大队。民警脱掉军装，按照任务要求，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密切注视着敌特的风吹草动。
便衣大队的600名警卫由三部分力量组成，其中北平纠察总队抽调一个连队，负责担任路线警卫，他们的任务是散在领导出行沿途保卫安全；华北军区情报处抽调一部分侦察员，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附近的秘密警卫。这两部分人员都是经过实战历练的大小伙子。
最特别的是第三支队伍，这是四十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抽调出的女生，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以服务员身份贴身保护领导和贵宾安全。
“我们把最关键的担子压给了女孩子。”时任大队政委慕丰韵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贴身卫士由中南海九局选派，这些女便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城楼水源安全。“可别小看端茶倒水，当时特务最擅长下毒，天安门城楼上的水都是专供的，专人负责烧水看管，女生们必须保证从专人手中取水，再送到领导面前，过程中壶不能离手。服务之余女孩子们还要眼观六路，时刻注意城楼上动向，毕竟她们的身份是便衣警卫。”
为开国大典辛苦数月，他们却只能在历史性的那一刻远远驻足，满怀遗憾地坚守岗位，正是无数个“小人物”日以继夜、严谨周密的保卫工作，才使得这历史性的一刻顺利进行。【资料来源：人民网、世界华人周刊、《文史参考》、《文史博览》、北京日报、央视军事、解放军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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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一个令中国人民难忘、令世界瞩目的日子。
这一天，是划时代的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再也不是那个洋人用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的羸弱国度了！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迈着整齐而坚定的步伐向天安门城楼走过来的时候，当矫健的战鹰在天安门上空飞过的时候，相信那个时候亲历其中的每一个人，内心都是激动的，那种无以言表的振奋与激昂，都在这一天充彻人们的心灵。
中国人民，真的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终于走出了百年苦难。
但是你知道吗？在开国大典隆重举行的时候，在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尽情欢呼的时候，在人们为划过上空的战机骄傲的时候，你可知道那些战机是带着实弹的吗？
正常情况下，阅兵的武器装备是绝对不允许带实弹的，那是出于安全的角度的考虑。但这次的阅兵不同寻常，带弹参阅，同样也是为了安全的考虑！
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解放战争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依然战斗正酣。
蒋介石还盘踞在南方一隅，还在伺机反攻，更是对正在举行的开国大典虎视眈眈中！
他们可不是只在旁边看着，而是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可怕的方案，那就是空袭，空袭天安门广场！时任国民党空军司令的周至柔，甚至把轰炸的路线、时间，轰炸的方式都制定好了，就等蒋介石点头了。
要知道，当时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蒋介石集团的空军实力还是很厉害的，对解放军的威胁还是很大的。
因此，如何确保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安保工作就是重中之重了。除了防范潜伏在京城的国民党特务可能的破坏活动外，防范来自空中的威胁更是重中之重。
我们先说说在对付潜伏在北京的敌特分子方面所取得成绩
1949年，北京解放以后，共破获了1200多起重大案件，基本上都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里面兴风作浪。
比较有名，影响也大的是1949年2月15日破获的张荫梧军事阴谋暴动案。张荫梧曾任晋军山西教导团团长、师长等职务。张荫梧野心很大，曾经成立“策动委员会”，试图取代傅作义掌控北京。张荫梧被捕后，因胃癌保外就医，于1949年5月27日病死。
在得知要举办开国大典，国民党保密局当然不会闲着，密令潜伏北平的特务分子开展暗杀行动:“只要是中共部长以上，部队将军以上人员均可刺杀”，“完成一个任务回来就晋级请赏”、“刺杀一个可得黄金50两”。后来，直接这样下命令了:“不分时间、地点、打响就行。”目的就一个，破坏开国大典的正常进行，无论什么样的手段。
可见当时特务活动还是很猖獗的，但他们都没有逃脱被镇压的命运。
北京市公安局主动出击，相继破获了徐宗等92起潜伏案，3起美国间谍案，木剑青等2起阴谋刺探人民政协情报案，9起特务杀人案，10起破坏经济案，6起特务行抢案，5起特务冒充案，确保了开国大典的正常进行。
对于来自空中的威胁，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部采取了五个有效措施
1、让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个方案又是谁提出的？
抓捕特务分子自不必说，对付可能来自空中的威胁，我们还是准备了一些措施的，这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受阅飞机带弹飞行。
那么这个建议是谁提出的呢？这和当时的航空局长常乾坤有关。
因为我们在空战方面经验不多，专业人士的建议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为此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元帅就找到了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航空局长常乾坤。
常乾坤将军，知道的人可能不多，那是因为他太低调了。如果说他和 王耀武、戴安澜、黄公略、陈奇涵等大名鼎鼎人物都是黄埔三期的同学，你就知道常将军也是一位很牛的人物了。
常乾坤将军，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广州航空学校经过千挑万选才挑出来的52名学员之一，曾经在苏联最精英的独立航空队深造，是军事航空方面的专业人才。
他还是延安航校的开拓者和东北航校的创建者，可见常乾坤将军在空军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聂荣臻元帅找到他应该是找对人了。
常乾坤将军果然没有让人失望，针对可能出现的国民党空军袭击开国大典的情况，他提出了让受阅飞机带弹飞行的建议，常乾坤将军对聂荣臻元帅说“我们受阅的空军部队也挂上实弹，他们要是敢来，就让他们命丧当场！”
这样的好处就是，一旦有空中来犯之敌，受阅飞机立马就可以投入战斗。
而且敌人派来的飞机就有可能是轰炸机，而我们受阅的飞机都是战斗机，其中有美国的P-51野马战斗机，有英国的蚊式战斗轰炸机，战斗机打轰炸机，那是很专业的，可谓是轰炸机的克星。
当然，带弹受阅也是有风险的，好在我们的飞行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优秀军官，政治与军事素养绝对没有问题。
这次参加阅兵仪式的飞机共有17架，根据飞机的具体情况，指挥部让其中的4架飞机装载了实弹，每架带上12.7毫米机关枪，还有1800发机枪子弹。这4架飞机，其中2架是P-51野马战斗机，2架是蚊式战斗轰炸机。
2、改变开国大典的时间点，选在10月1日的下午3点举行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轰炸机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如果目标太远，很有可能是有来无回的结局。
那么，我们就要研究可能用于轰炸的轰炸机型号和性能。
经过研究分析，国民党能够用于轰炸北京的轰炸机是美制B-24活塞式螺旋桨远程重型轰炸机。
B-24飞机的最大时速是467千米，巡航速度346千米，最大载弹航程为3380千米。轰炸机的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按照B-24的航程，6个小时是完全可以飞个来回。
但B-24有个很大的短板，那就是夜航能力非常差，这就给我们避开轰炸机的有效轰炸时间提供了思路。那就是设计好开国大典的时间，让B-24不得不因为需要夜间飞行，从而放弃空袭计划。
经过缜密的计算与研究，总指挥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提出了把开国大典的时间放在下午3点开始的建议。
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放在上午举行，B-24完全可以在白天安全飞一个来回，如果开幕式放在下午3点，B-24的返程肯定就是晚上了。如果它真的来袭，不是被我们挂弹飞行的战斗机击落，就是自己在返程的时候大概率会坠毁，反正就是死路一条。
3、开国大典的开始时间严格保密，不给敌人足够的准备时间
时间确定以后，为了确保安全，具体的开幕时间一直处于最严格的绝密阶段。直到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当时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我们将于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
这个时候，给国民党空军的准备时间是真的不多了。
4、做好严密的监控，随时掌握敌机动向
为了及时掌握敌机起飞与否的动向，我军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和商丘的5个防空站设立了观察哨点，每10分钟对观察信息进行汇总报告至北京的阅兵总指挥部。
5、为防万一，制定了紧急撤退方案
在《阅兵典礼方案》里，针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也就是一旦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
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可见，整个准备工作是相当的仔细，考虑非常周全，各种情况都预想到了，也准备了相应的预案，确保把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
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了空袭开国大典的计划
我们这边对开国大典可能遇到的突发事变做好了应急预案，那么蒋介石那边又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时候他在哪里呢？他们在开国大典期间轰炸天安门广场的计划，还会不会实施呢？
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并没有去台湾，还在广州！就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原来陈济棠的公馆里。
1949年10月1日早晨10点，蒋介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正在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开国大典即将举行”的新闻，但心情十分复杂。
处于沉思之中的他，虽然看起来面无表情，感觉也有点恍惚，但也没有人敢来打扰。
突然，刺耳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把蒋介石从恍惚中惊醒。
电话是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从台湾打过来的，周至柔急切地等待蒋介石做出是否实施空袭的答复，因为再拖延下去，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但这次，和当天早上已经打过3次问询电话一样，让周至柔失望了。
蒋介石这次同样是这样回答的：“再等等。”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再也没有其他的多余。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总是这句“再等等”呢？他在等什么呢？
原来，蒋介石对目前面临的形势还是有十分清醒地认识的，在是否轰炸北京开国大典仪式问题上，是十分纠结的，也是十分谨慎的。
炸与不炸，这是个问题。
炸了，图了自己一时之快，留下的只能是千古骂名。不炸，可能觉得有些憋屈，但留下的，却是人性的光辉。
不实施轰炸，蒋介石是有足够的理由的。
首先，北京是明清两代封建王朝的京城，名胜古迹繁多，尤其的紫禁城，更是世上绝无的民族艺术瑰宝，一旦实施轰炸，很有可能毁于自己之手，民族罪人的千古骂名那是如何也跑不了的。
再者，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主要就是失去了民心，如果这个时候再去轰炸北京城，那民心就彻底的失去了，要知道，蒋介石还想着以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朝一日反攻大陆呢，可不能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消耗殆尽。
所以，周至柔始终没有等来蒋介石轰炸的命令。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顺利进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17架银鹰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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