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凶弑逆”的发生，令其后诸帝开始反思，录尚书事的权力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到刘义恭录尚书事时，此职仅剩下奉行文书之权力了，己基本退出行政权力的中心。《宋书》卷六一《江夏王刘义恭传》记载：

刘义恭自幼即获得高祖刘裕宠爱，诸子莫及，又因其在政治上为人行事甚为圆滑谨慎，而得到文帝信任，因此在宰辅的道路上走得颇为长远，其任录尚书事时间总计长达十二年半之久。在义康获罪之后，他为了让文帝安心，在任总录时仅仅奉行文书而已。到了孝武帝时期，更是主动提出废除录尚书制度，可见其危机感及自保之心之强烈。但即便如此，刘义恭最后仍避免不了因权位甚重而惨死于前废帝之手，刘宋宗室内乱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录尚书事一职易遭猜忌的情况，到孝武帝时期已经有所改变。这是因为此职的重要性已经渐渐被尚书令、仆等尚书省长官所取代。

自彭城王义康之败以后，录尚书事的权力就开始走下坡路，而尚书令及左右仆射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却日趋凸显，并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说：“宋、齐、梁、陈设官大抵皆沿东晋，三省长官权限区分不如后世之严，其轻重亦每因人而异。然大较最握重权，名实咸在者，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这说明，录尚书事的权位轻重在整个南朝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的权位较为稳定，始终为三省要职。

刘宋宗室中共有八人更替任此二职，其中任尚书令者五人，占有多数，可见刘宋宗室以尚书省长官的身份参与朝政的程度还是很高的。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尚书令、仆权力扩大的负面影响必是皇帝的猜忌，总之，刘宋后期皇帝对宰相的要求，这就是不揽权、不为名。在这种政治局面下，身处权力中心的宗室诸王几乎人人自危，主动隐退辞职或提出各种平衡权力的意见。从而客观上限制了尚书令、仆权力的进一步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