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这部描述“江湖人物”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通缉令的描写，在少华山占山为王的朱武、陈达和杨春是最早被通缉的，当地官府出三千贯钱通缉这三人，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以后被各地官府贴文通缉，林冲杀了富安等人以后被通缉，后来声势浩大的梁山泊众多头领都有过被通缉的历史。
在这些被通缉的梁山好汉里，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显然就是鲁智深与李逵，他们还专门跑到那些通缉自己的榜单下去看热闹，听人念“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即系经略府提辖……”以及“第三名从贼李逵，系沂州沂水县人……”，不仅全无畏惧，反而还想要上前去指手画脚一番。
这里固然是作者要表现鲁智深与李逵性格中比较粗疏莽撞的部分，同时也可以看出来古代的通缉令对盗贼（好汉）的直观威慑，其实没有那么大，这是因为古代通缉令上虽然有盗贼的画像，但是那个画像往往比较简陋，完全不像现代的照片那样写实，所以人们很难通过那个画像去辨认出盗贼。
这是由于古代中国人画画更加注重“神”，推崇以寥寥数笔而描绘出胸中的意境，重神而不重形，若是有人追求将画画得极为细致逼真的话，那么少不了就会被前辈批评“有匠气，难成大师”，因此古代的中国画很少有那种形象具体的，这也就导致了通缉令上的人物画像显得比较粗糙，让人难以辨认。
甚至于哪怕是鲁智深、李逵就站在通缉令下方看榜，旁边那些围观的人群也没有通过通缉令上的画像将他们给辨认出来。这样一来，就难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画像如此简陋的通缉令，真的能够让人抓到盗贼吗？
答案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通缉令上的画像虽然粗糙，但却还有很多的辅助信息，盗贼的籍贯、年龄、面貌特征都会一一注明，比如说“方阔脸、三角眼、面白无须”这样比较典型的外部特征，再结合那个简陋的画像，就让人们心中对盗贼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
当然，仅仅凭借这样一个大概的印象，是无法确认出真正盗贼的，更为重要的在于古代的身份证制度。从商鞅变法开始，每个人在外出投宿以及路过关口时，都需要出示证明自己身份的凭证，最早叫做“照身贴”，另外在外出时还需要一种叫做“路引”的东西，类似于今天的通行证。
没有路引与照身贴的话，是很难在人群中有立足之地的，没有正常做买卖的店家以及平民百姓敢收留。因此鲁智深在被通缉以后，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荒山野岭中穿行，等过了半个多月远离了渭州才敢入城，但也一入城就发现城中有通缉自己的告示。
另外中国古代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绝大部分人都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生活，很少会去外地流动，当地的居民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组成一个极其严密的圈子，当地人基本彼此相识，若是有外地人贸然闯入其中，那么老百姓们自然是能够轻易发现其与众不同的。
这个时候若是通缉令已经下发，那么老百姓们自然就会将这个突然闯入的外地人与通缉令中的盗贼联系起来，若是他刚好没有身份证、路引，面貌特征与通缉令中描述的相似，并且口音也是通缉令中所描述盗贼籍贯的口音，那么这个人基本就可以确定了。
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时候，老百姓们不需要将这些线索全都对照起来，就会主动向官府去告发，因为通缉令上的最后一句话往往是“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支给赏钱一千贯文”，碰到宋江那样的甚至可以达到上万贯，那是普通人种地做生意一辈子也很难积攒起来的巨额财富。
所谓财帛动人心，在这种巨大利益的刺激下，人们“寻找盗贼、告发盗贼、捕获盗贼”的积极性自然非常高，尽管通缉令上盗贼的画像比较简陋，但人们还是能够根据盗贼的大概面貌特征、口音特征，以及有无身份证、路引凭证等信息，迅速将其找到，在这种情况下，盗贼可谓是插翅难逃。
参考资料：《水浒传》、《江淮法治：中国古代的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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