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前，驻扎在山西的清军部队只有一个新军混成旅，太原辛亥起义后，由于阎锡山在新军中掌握的权力和他在当地同盟会会员中享有的威信，他被推举为新革命政府中的“都督”。为了增加军队数量壮大实力，阎锡山参照日本陆军编制，一个师参编千余人，由此山西新军趋于近现代化与正规化，欣欣向荣的晋军开始崭露头角。
一、初掌军权，整装待发
阎锡山从日本留学归国便为自己跻身军界而积极活动。从阎锡山的表现来看，他主要目的，还在于立足军界，掌握军权，以实现孙中山在东京再三嘱咐的“以图大举”，即发动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这一远大目标。
同时，阎锡山积极从山西青年中征兵，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乡民预备军，定期集中接受进一步的军事训练。这支乡民预备军的成立使阎节省了供养一大批正规军的开支，又确保了他有一批经过训练的十万人的后备军。所以山西军队的大部分都是民众的军队，也许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专由驻扎省里的士兵组成的部队。
基于这个原因，并由这位“模范省长”坚持要他的士兵修补道路，帮助农民在地里干活，并偿付他们从老百姓那里取走的东西，所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阎的军队似乎比其它许多军阀所雇佣的贪婪士兵名声都好。
阎锡山留学回国后的种种活动，不但为尔后的辛亥起义在精神和物质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逐渐扩大和树立了他在新军中的影响，为他在太原首义成功后出任都督奠定了基础。
而且，正因为他对新军的有力掌握和对军事斗争形势的准确判断，使得太原辛亥起义部署得当，在付出很小代价的情况下，取得了完全胜利。
辛亥革命后，新式的晋军破茧而出，随着晋军的逐渐壮大，使得阎锡山在民国的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投靠袁世凯，韬光养晦求存
袁世凯上台以后，阎锡山韬光养晦，收敛自己的政治锋芒，一副平庸之辈的作为，对袁世凯唯命是从。
1912年3月15日，山西都督府组建。因无章可循，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核定编制，故而“从军事出发，仿效日本的设施，使军令与军政分立，设置了两个司：参谋司与军政司。都督府组建后，实施军队整编，原有新军两标（第85、86标），太原光复后，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扩充为四标”。
袁世凯专制下，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军阀不惜以卑躬屈膝之态，以屈求伸，才得以保持割据山西的局面，在纷繁乱世中得以生存。
阎锡山虽然被袁世凯任命为山西督军，但袁世凯对阎锡山仍不信任。再加之山西战略位置十分关键，处于京畿重地，几乎在袁世凯政府的肘腋之间，袁世凯必将阎锡山这个威胁他政权稳定的一大隐患视为眼中钉，避免养虎为患。
为了取得袁世凯的好感，阎锡山特意将晋南镇守使安排给袁世凯的把兄弟董宗仁，同时又将山西民政长由袁世凯在山西的远亲陈任担任。但是这些做法并未消除袁世凯对阎锡山的戒备之心，金永作为袁世凯的线人被任命为山西最高行政长官民政长。金永在任职期间大权独揽，嚣张跋扈。他不仅亲自兼任山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还建立了7个营的私人武装。阎锡山装作碌碌无为之人，将一切军务大事交给黄国梁，使袁世凯认为阎锡山是个无能之辈。阎锡山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对袁世凯没有不二之心，力图将山西军政大权把控在自己手中。
三、依赖段祺瑞，独揽军政大权
1916年袁世凯死后，隐藏在北洋军阀深层的嫌隙逐渐显现出来，主要分裂成直、皖、奉三大派系。他们之间频繁发生战争，使得生灵涂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为晋军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时机。袁世凯的死为阎锡山解除了来自北京政府的威胁，之后，阎锡山在以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为代表的“府院之争”中，采取了拥护实权人物段祺瑞的立场。
因此，他派遣山西军队参与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动，这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1917年阎锡山被段祺瑞正式任命为山西省省长。
从此，他放开胆子，大力发展晋军，经营山西。阎锡山重任山西督军后，不再采取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做法，首当其冲是收回军权。
在金永主政山西时，黄国梁独断军事，嚣张跋扈，不仅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军权，还对阎锡山极不尊重。阎锡山重新上任掌权后，迫使他离开山西，留下的旅长职务由孔繁蔚代理。随后又解除了董崇仁晋南镇守使的职务，收回孔庚的兵权，南北镇守使分别由其心腹张培梅、赵戴文担任，同时金永旧部也被阎锡山改编。
至此，阎锡山终于将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自己一身，从而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获得了重要资本。
1916年山西的军队只有两个混成旅，不过7000余人，随即第一次扩军从1917年8月起，分段进行，一直延续到1923年底，山西地方兵力达10个步兵团、2个骑兵、2个混成团、4个炮兵营，共约2万人左右。第一次扩军，晋军不仅由小而大，力量倍增，而且有了正规的建制和统一的指挥，武器装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山西地方的军事基础初步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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