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新一代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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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DP的局限性，过去几十年里，有过许多的吐槽。

比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说过，“如果一个人同他的厨师结婚，就会导致GDP下跌。”

为什么？因为自己洗车、洗衣服、做饭不算生产活动，不计入GDP，只有花钱雇人才能创造GDP。

做过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也说过，“新经济已经出现，但是统计机构却仍然没有捕捉到它的踪影。”

9月份，罗汉堂举办Frontier Workshop《衡量新经济》研讨会，召集全球顶尖专家，其中包括5位诺奖经济学家、40多位学者、国际机构研究负责人以及业界专家，共同探讨如何更好衡量和发展数字经济，探寻新一代GDP。

为什么这件事如此受重视？传统GDP面对新经济，局限性在哪里？探寻新一代GDP的价值是什么？

无法衡量的“免费，效率，幸福，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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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按国家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这个概念，是1934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在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来的。

GDP这个概念被提出来，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方便了国与国之间进行经济实力的比较，并且成为衡量国家自身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萨缪尔森说，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但GDP也有局限：

GDP主要反映的是基于交易而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成果，所以对于家庭里人们付出的劳动和产出，比如家庭教育、家务劳动，因为没有交易产生，就不计入GDP。

GDP也没有包括环境质量在内的外部影响，没有考虑交易活动带来的空气污染、水污染，人们环境福利的下降，所以近年来人们一直在呼吁绿色GDP。

但除了这些，近年来人们讨论比较多的，还是 GDP无法准确衡量和展示数字经济、虚拟经济、无形经济、免费经济崛起的情况。

罗汉堂学术委员会成员、斯坦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及数字经济中心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说，数字技术主要给民众带来了两类商品和服务，一类是免费的（例如社交媒体、地图导览），一类是新的（例如智能手机）。免费的商品和服务由于没有市场价格，所以不会被GDP记录；新的商品和服务虽然显著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但是也不会被GDP记录。

这一点，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感同身受。

记得20年前，在北京的街头巷尾，一到下午到处都是“晚报、晚报”的叫卖声，那个时候花5毛钱买一份晚报是许多老北京人的习惯。但2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情景已经绝迹了，手机里装着太多海量免费的资讯软件，只要你愿意看，免费的信息流足够把你淹没；

十年前，人们还会花钱在车上装导航仪，贵的要好几千块。现在，免费的百度地图、高德地图非常精准、实时、便捷，过去生产导航仪的整个产业已经消失不见。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在去年的乌镇大会上，曾专门提到了一系列数字经济带来的GDP现象和生产率悖论——按传统GDP统计方式，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提升GDP增长率，甚至影响GDP的增长；而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带来的便捷、效率、普惠、幸福，又很难被统计量化进原有的GDP系统中。

比如，杭州全城拆除出租车驾驶室隔离栏，因为现在的哥一天收不到几张现金，全是移动支付，劫匪没什么好抢的；

2019年，中国ATM数量10年来首次下降，也是由于移动支付太便捷，许多废弃的ATM被改造成无人便利店；

5年前杭州拥堵全国排名第2，5年后降到了第35名，背后是利用数字化技术的“城市大脑”经过计算，调整红绿灯的长短，实时变化，但这种效率和幸福感的提升是无法体现进GDP里的；

此外，因为有了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几百万的路边小摊也能够和大老板一样拿到贷款，享受到金融普惠；中国9成年轻人同时拥有两种以上职业或线上身份；初中毕业在家开网店，甚至和大学毕业在城里做普通白领的收入差不多……

陈龙教授提到了电商场景中的 GDP悖论，一方面，中国批发和零售劳动生产率在经过数字技术重构后实现了上升，另一方面，大量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不在劳动生产率之内，这些收益包括为消费者带来的多样性选择、质量提升、可获得性、时间节约，为生产者带来的更为平等而广阔的市场机会等。

新一代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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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GDP这个概念从提出以来，就一直在不断的被补充、修正和完善，以尽可能贴切的去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英国两位教授乔纳森·哈斯克尔和斯蒂安·韦斯特莱克在《无形经济的崛起》一书中，专门回顾了 GDP统计方法不断调整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同IBM合作，推出了基于质量调整的计算机价格指数。背后的原因是，计算机各项质量指标都在飞速的提升，运行速度、系统内存和磁盘空间等等，但价格相对而言却处于快速下跌的状态。换句话说，消费者每花一块钱所获得的计算机质量逐年飞速提升，但传统的GDP却反映不出这一点。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软件大爆发，GDP统计方法又落伍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将类似软件这样的非实体物品的投资纳入到GDP统计中来。美国一位经济学家估算了美国的未统计无形资产投资规模，写了一篇论文《美国无形资产投资规模几何？每年至少1万亿美元》。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之后，互联网大爆发，经济学家又开始思考如何测度新经济下的投资。美联储委员会多位经济学家在华盛顿开会，希望构建起一套框架体系，来统计各类无形资产投资及他们对GDP的贡献。

结果是，在将软件支出进行资本化处理后，美国1999年度的GDP总量较原值增长了1.1%；将研发进行资本化处理后，美国2012年度GDP总量较原值增长了2.5%，并且这些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从本质上看，罗汉堂召集经济学家召开的这次《衡量新经济》的研讨会，探讨如何更好的衡量和发展数字经济，与过去数十年来经济学家不断的根据经济的发展情况调整和完善GDP的统计方法，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陈龙教授说，有三个传统统计方法难以解释的谜题: 1. 与以往不同，世界进入了低通胀时代，即便经济接近充分就业，主要经济体核心通胀仍然保持低位；2. 免费产品在居民消费篮中越来越重要，并且占据消费者越来越多的时间; 3. 无形资产在数字技术有关企业的估值中占比越来越高，这与传统行业构成鲜明对比。

那么，如何衡量新经济，探寻新一代GDP，破解这些难以解释的谜题？

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提出了“GDP-B”的概念，其中B代表福利（Benefit）。怎么理解？

假设，给你100元，你愿意放弃使用谷歌吗？500元？10000元？给你100元钱，你愿意放弃使用微信吗？布林约尔松团队就是采用类似的大规模抽样选择实验法，来评估免费服务对消费者产生的福利，从而计算它们的真实价值。因为根据经济学的定义，消费者剩余等于他（她）愿意为该产品或服务付出的价格减去它的市场价格（此处为零）。

结果发现，实验测得Facebook的激励相容数据的中位数为37.76美元/月，也就是人们平均认为Facebook的使用价值为37.76美元/月。如果将这个数字计入美国的GDP中，2004到2017，美国GDP增速会提升0.11%，而同期实际GDP增速为1.83%。

布林约尔松及其团队还针对搜索引擎、电子邮件、视频等许多不同类型的商品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实验方法适用于数字商品及非数字商品。他们取得了多种产品的估值。通过了解用户的心理价位，GDP-B可以有效获取不同商品的消费者剩余。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计算方法，如果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几乎可以对身边所有免费的数字化产品进行定价，比如微信、淘宝、百度的搜索结果、头条的资讯、抖音的短视频、爱奇艺上的免费长视频等等。如果把这些价格全部进入GDP，那么显然我们的GDP规模要远大于目前统计部门公布的结果。

世界经合组织（OECD）创新科技部副部长德克·派拉特在会议上介绍，自2004年起经合组织就开始着手进行定义和衡量数字经济的工作。今年7月，G20各成员国已经对数字经济的定义达成一致。OECD在今年推出了G20数字化转型工具包，可以从36个指标衡量成员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帮助其更好地评估和发展新经济。

陈龙教授在去年的乌镇大会上，提出了衡量数字经济的三原则：福祉性、社会性和可衡量性，以衡量及量化数字经济带来的价值。

福祉性指的是，数字技术创造的很多隐性价值没被纳入，比如免费数字服务，大量被释放的闲暇等；社会性指的是技术对整体社会发展的贡献；可衡量性指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过去很多不可衡量的行为、活动等得以被量化，可衡量性会受益于数字技术红利得到提升。

理解数字经济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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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去研究GDP面对数字经济时候的局限性，要去修正GDP的统计方法，并探寻新一代GDP？

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正确的认识、衡量和理解数字经济的价值。

如果不能够正确的理解数字经济的价值，那么决策者和整个社会就有可能犯一些决策上的错误。

诺贝尔经济学家、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说，将数字经济纳入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这个问题已经很迫切了，“如果不尽快实践，很可能会导致发展前进中出错”。

斯宾塞提到了在今年疫情期间，拥抱数字技术的经济体表现得非常不同，这恰好体现了衡量“数字技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的紧迫性。例如，亚洲的一些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采用了多样的数字化工具来成功地应对了疫情。反观不少西方国家，由于民众非常在意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不信任科技公司和政府，数字化工具没有被广泛采用，抗疫成效则不如中国。

布林约尔松也提到了这种紧迫性，他说，由于数字实践的飞速发展，近10年来经济学家对经济的了解在减弱而非增强，而旧方法显然无法解决新问题。所以找到新经济的新衡量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

说到底，这些讨论还是要解决一个社会如何正确看待和理解数字经济的问题。

目前围绕数字经济，既不乏乐观的情绪，也不乏批评和指责，比如隐私问题，信息安全问题，导致贫富差距、失业、垄断、赢家通吃的质疑等等。

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数字经济到底是洪水猛兽，还是一剂良药？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数据的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是人们通过数字化技术普遍获得收益和幸福感的提升，两者的偏差如何拉平？到底哪个是真相？

如果数字经济带来的安全、效率、普惠、福利、幸福……无法通过GDP数字得以体现，人们就会误解或不重视数字经济，进而导致决策的偏差和社会的负面认知，并最终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福祉。这可能正是经济学家们聚在一起探讨新一代GDP问题的价值所在。

在罗汉堂举办的这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新经济需要新衡量。各国学者、国际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将齐心协力，继续推动这一议题的研究和探索。从而更好地衡量和发展数字经济，让数字技术造福人类得到共识。此外, 罗汉堂过往在数字金融和新经济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认可。

总之，衡量新经济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当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过去几十年，萨缪尔森、格林斯潘、兹维·格里利切斯等经济学家、专家不断的予以探索，今天罗汉堂联合众多的经济学家在延续这一研究，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