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到天花、霍乱等传染病，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一是有疫苗，二是基本可以杜绝传染源。不过，现今还是会时不时出来一些新型传染疾病，虽然都能及时得到隔离、治疗，但却是在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传染病从来就没有真正退出过人类的历史舞台。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疫”就是指传染病，有大量的医史文献记载了几千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传染病灾难，以及如何应对处理。翻看各个朝代的正史，都有关于传染病的流行和防治记载。对此，有人做过统计，从公元前674年到1949年，在这2600多年间，有记载的疫疾达到了772次。

虽然，在12世纪以前，一些疾病的说法名称各异，但从连贯完整的记录来看，中国自古对于“疫疾”都是相当重视的。虽说疾病要以预防为主，但在医药理论不发达的古代，的治疗都是基于传染病大面积爆发后总结的经验，以至于有人说：连张仲景这么厉害的名医，他的族人都在东汉末期死亡过半。

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公元204到219年，尤其在217年，中原爆发伤寒，很是凶猛。当时，很多人对于伤寒可能只是名词上的，根本不知道这种病属于病菌传播。不过，在当时的老百姓看来，这种传染病却是带有神鬼之说。要知道，这种疾病往往相伴于气候的突然变化，导致整个生态环境产生了剧烈的突变。

对于现代人来说，那段历史只是他们喜欢的“三国争霸”时期。

那么，战争和疫疾有无必然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大命题。对此，有国外学者指出：传染病的流行和防治并不是简单的人口问题，应是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传染病的爆发，没准一不小心就会毁了一个文明或国家。

这会不会有点耸人听闻？看看有无例证就知道了。

先来说说鼠疫，虽然在很多地区已经绝迹，但在历史上，此传染病可是造成了上亿人丧生。屡屡被提及的则是它第二次世界性大流行，1348年疫情高峰时，当时的几个大城市如：佛罗伦萨、威尼斯及伦敦，死亡人数都超过了10万。而在1348到1351年这三年中，欧洲的人口减少了1/4。

但这时，欧洲却开启了另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巧合的是，最先开始的三个城市中，就有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于是，在一些学者的解读中，就是：传染病导致大面积人员死亡引发民众不安，进而造成了社会动荡，势必会带来社会变革。

后来，19世纪鼠疫再一次席卷全球，中国也在其中。当时，资料上记载的则是广东和香港的疫情爆发。翻看《清史稿·灾异志》，咸丰五年、六年和十一年就有四次大的疫情爆发。

俞樾在《曲园笔记》中有个很详细的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此病成了世界范围大流行。

明朝时期，也遭遇过类似的疫疾。

崇祯在位时，疫情就没有消停过，山西、河南和陕西均有爆发。所以，有人指出，明朝的灭亡和鼠疫脱不了干系。看那时的农民起义，山西、河南和陕西的确折腾的最凶。

其实，一个时代的败落和疫情，应是一种互为结果的关系。在国力鼎盛时，对于这些疾病一定会全力解决，但在自顾不暇时没人会在意老百姓的生死，从而导致更大的伤亡带来社会不可遏制的恐惧。此外，在对疾病认识不足的情况下，任何可能解决的办法都会被人当成救命符，也包括造反。

但值得庆幸的是，历史上这些肆虐的传染病，现今的人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并有了相应的预防、应对措施。那时的人们，对于这些不明由来的疾病，除了恐慌外，的则是选择相信这是某种“天意”。而在今天，也会有一些不知起因的疾病，不过，相对健全的卫生应急机制让人们则选择相信医学。

其实，从某种层面来说，传染病是改变了历史，至少对于医学发展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鼠疫杆菌就是十九世纪在香港被发现的。而在中国历史上，从《肘后备急方》到《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从《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到《温疫论》，再到《疫疹一得》，一直都有医者致力于疫疾的防治。

可能，在一些人看来，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但医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留精去渣，从而积累大量经验。

尤其是今天，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相应的疾病也是接踵而来，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不管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都在向人类发起挑战。

所以，每时每刻我们都要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这样才能确保人类的健康。

参考资料：

【《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曲园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