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文明，努力制造坚船利炮几乎成了社会共识。当时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对西方的新技术、新思想有着一些好奇心。严复和梁启超就应当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两人都曾远渡重洋，都接受了西式文明的熏陶。
所以，这两位先生也都算得上是在学习西方路上的“精兵悍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并且在里面融入了中国式的思考，他企图借助这样一个自然法则，来警醒还沉醉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人们。而梁启超则是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这样一场浩浩荡荡的政治运动，以期实现在政治上的西方式革新。但就是这样两位曾经积极拥护西方文化的先生，他们到后来都对西方文明有着敏锐而深刻的反思。
严复在留学归国三十年后，在1905年因为索要矿务局，再一次踏上了欧洲大陆。他以为这片美好的“伊甸园”，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后，会更加繁荣，更加显得文明高尚。然而，他发现自己错了，他眼睛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的诡谲和虚伪，看到的是资本压榨与“工人运动”的血腥对抗，是列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外交手段。
对西方的重新审视打破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感，一个美梦就此被击得粉碎。严复愈发了解西方社会，批判愈是深刻。他直言道：“近世欧洲诈骗之局，皆为开化之前所无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复对西方文明更是失望透顶，冷冷地抛下一句“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昔日马达轰鸣，川流不息的西方胜景在弥漫的战火硝烟中，像个奄奄一息而又歇斯底里的狂野巨兽。
于是在严复的眼中一个不一样西方文明开始慢慢浮现。那是一个黩武好战，唯利是图的文明；那是一个道德滞后，毫无伦理的文明。他说“西方文明300年里对民主、科学、自由的追求最后只做到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宇。”
对西方文明的抗拒开始在严复心理不断滋养，在中西方文化的取舍之中，他渐渐偏向了中国文化。严复认识到，西方社会虽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但是在道德修养和民风民情上始终不能进步。甚至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道德逐渐异化乃至丧失。他谈道 : “往者英国常禁酒矣，而民之酗酒者愈多; 常禁重利盘剥矣，而私债之息更重”。
政府的政令成了一纸空文，任何人都能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将其随意地践踏。社会上的风序良俗变得混乱，政府内部也是贪污腐败，一片哀嚎。
在政治上严复这样评价美国：“美为崇拜自由之国，顾外人出入其国，所有官吏必加种种之无谓刁难限制，甚至放行收受贿赂，亦时有所闻。文家著论谓: 共和政体与奸利常结为缘，可知其非虚语矣。”从贪腐牵扯到共和体制的优劣，其实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但是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严复对西方文明的一种轻蔑和厌恶。
严复在晚年对西方文明的重新审视，是对西方文明体制所爆发的危机的失望，也是受中国现实社会动荡不安的刺激。中华民国效仿欧美文明，实行“五权分立”，建起了议会，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但是结果如何呢？政治依旧漆黑，社会仍然混乱。所以，他将矛头直指西方文明，希望通过对西方的批判来让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道路选择。与严复有着同样忧虑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梁启超。
1918年底，欧战结束，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游历了欧洲一年多之久。刚刚结束了战争的欧洲满目疮痍，处处破败不堪。向来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的欧洲人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向全世界输出了无数的战争，但这一次他们把野蛮而愚昧的战争送给了自己。
欧洲文明几乎崩坏，对于这样一位始终向西方寻求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启蒙导师来说，内心是无比震撼的。于是，在梁启超心里第一次出现了动摇，他开始怀疑西方文明的高尚，怀疑他们的“民主”和“自由” 。
梁启超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人类历史的转折”，因为这是一个彪炳着高尚的文明的自我毁灭行动，是西方人对自己引以为傲的理想精神的彻底践踏。他们完全背弃了启蒙运动时的理性主义，几乎以一种疯狂的姿态相互厮杀。
这次战争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的自我冲突，也暴露了他们内部深刻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哲学上有着唯物和唯心的矛盾；社会上有竞存和博爱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干涉的矛盾；生活上自由和保护的矛盾……”总而言之，没有哪一个文明像欧洲这样分裂。
而且人文主义和道德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文化癫狂的状态。为了避免像西方的这种自我摧残，当时中国内有不少的学者都像梁启超一样开始了对西方的反思。他们面对着给中国带来战争和进步双重影响的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有不少人开始抛弃西方文明转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救国之道，前面的严复就是其一，梁启超亦是如此。
梁启超对西方文明批评最振聋发聩的是对迷信“科学万能”的批判。曾经全世界都差点相信了欧洲的“科学万能论”，但是欧战的惨痛教训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科学的另一面。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都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但是它做了什么呢？只有杀人和流血！
梁启超认为，自从科学兴起，宗教的根本受到了怀疑，欧洲人民的信仰出现了分歧。唯心主义哲学更是四分五裂，被人唾弃一通。在这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指导下，一切的生活都被归入到“必然法则”。这种说法其实就相当于中世纪的思想控制，只不过将统治思想换成了科学而已。
这类似于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主张命运由科学法则完全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善恶的责任就不复存在了，道德的根基几乎被颠覆，所以才造成了西方空前的思想危机。
在梁启超眼中西方的物质主义人生观还充满了享乐、怀疑、畏惧和沉闷，他说：“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地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唯得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现在来看梁启超的这番言论仍然会有不少人感同身受，我们许多人生活在现代都市里，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丰硕成果。但是与古代盛世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辛勤农民相比，我们是否一定是快乐的呢？在物质上的进步是空前的，但是在精神慰藉上，也许我们真的找不回古人才有的风花雪月的浪漫。
梁启超反对科学主义，但并不反对科学。他反对的是西方文明对科学至高无上的推崇，因为这种对科学的极端崇拜会驱除人们内心对善恶美好的感情判断，这就相当于把一个人变成了人工智能。如果人类的思考只有理性，那么人类本身便不再理性。历史无数次证明，只有真正有温度的民族才能给世界带来美好。
无论是严复也好，还是梁启超也罢，他们都是从仿效西方走到了西方文明的对立面。两人双峰联袂，引领了新的一次思想解放。或许会有人说这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倒车”或许是前行的更好蓄力。或许正是因为对西方文化的重新审度，才有了对国故的重新整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才不至于那么严重。
我们顺着历史的藤蔓能找到当年学习的旅程。从洋务运动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几十年的西化运动。我们从器物，一直学到思想。好不容易爬上了自己曾经羡慕的高峰，结果回头一看，我们效仿的高楼大厦都塌了。面对榜样的自我沦丧，我们的视野终于回到了自己身上。
我们慢慢地开始发现自己身上也是有闪光的，而这恰恰是倒下那座高楼所缺失的。于是，我们有了莫大的信心，开始回归本土的精神价值。从追慕西方转向了弘扬传统，我们有了自己的思考，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探索。
能够走上这样一条路，我们的确应该感谢那些认真思考西方文明弊端的人，因为他们，我们看到了风云激荡的中西碰撞，也因为他们，我们才有机会真正地发现自己的价值，发现真正的文化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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