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步行往南，穿过外双溪，大概1公里外就是东吴大学。一座有着醒目红漆门的二层小楼静立在草坪上，一园花树，满屋山川。

台北钱穆故居素书楼

这就是钱穆故居，先生给这座小楼取名“素书楼”，以此来纪念母亲。钱穆17岁那年意外染上伤寒，因为用错药差点没了性命，是母亲在床前悉心照料了整整两个月，这才恢复如初。钱穆当年卧病在床的那间祖屋，就叫“素书堂”。

素书楼的书房曾是钱穆给学生们讲课的地方，卧室里除了一张双人床别无他物，卧室外面狭窄的走廊上摆着竹藤椅。钱穆先生晚年失明，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总是靠在藤椅上养神。

对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坐在藤椅上，时光就开始倒流了：窗外那条窄窄的外双溪流向基隆河，和故乡太湖上的云帆比起来，气魄终归是逊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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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祖上在无锡也算是大家族，五世同堂，挤在一间宅子里。钱穆的父亲钱承沛幼时有神童之称，16岁县试以头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却因为体弱多病放弃了功名。

有媒人替钱承沛向当地的蔡家说亲，闲言闲语就传到了蔡家公的耳朵里：瞧这一大家子，生计都成问题，繁文缛节倒是一点也不偏废，读书人哪里懂什么人间事，你女儿嫁给这小子，怕是要受苦啊！

钱穆外祖父是这么回答：“诗礼之家，不计贫富。我极愿吾女往，犹得稍知礼。”有深明大义的老爷子把关，这门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钱穆的双亲同年，完婚那年16岁。

钱穆旧居中堂

钱穆母亲蔡氏刚嫁到婆家那会儿，钱穆的祖母、曾祖父母尚在，蔡氏单凭一个本事就赢了长辈们的欢心：精于厨艺。

蔡氏在厨艺上的天赋到了什么水平？据钱穆说，假如父亲出外尝到某种新菜式，回来只把食材口味等等描述一番，母亲依样画葫芦的效果总能让父亲满意。

钱穆父亲多病，但凡胃口欠佳，母亲就用鲫鱼汤、银鱼鸡蛋、瘦肉丸、虾仁这类相对清淡的菜品轮换着来，但蔡氏最擅长的还是腌制各种酱菜。

中年以后，这个当婆婆的曾试过把手艺传给几个儿媳，结果没一个能学成。

蔡氏和丈夫相守26年，一共生过四女五男，四个女孩只有钱穆的大姐活了下来，五个男孩留了四个。

父亲钱承沛去世那年，钱穆10岁。在钱穆小时候的记忆里，这个不识字的妈妈在教育上只坚持做一件事：聊天。

用钱穆的话说，“先母凡与子女言，绝非教诲，更无斥责，只是闲话家常”，咱们做父母的可以各自比对下，是不是做到“无斥责”相对比较容易，但连教诲的话都不说就很难了。

那么蔡氏的这个“家常”都聊些什么？

不是聊孩子们的父亲，就是聊孩子们的奶奶，聊的是父亲奶奶与那些宗族乡党之间的旧事，尤其在钱承沛去世之后，蔡氏的家常还能解孩子们的思念之情。

钱穆手迹

在钱穆的记忆里，当年一家人生活虽贫苦，几个兄弟姐妹凑在母亲旁边听家里人的故事，却永远那么兴致盎然，听着听着，好像“先父之灵，如在我前，如在我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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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作为中国近现代最顶级的学者之一，其治学路向一直被认为是偏保守派，这大概与母亲蔡氏对传统的坚决恪守有些关系。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一文中郑重提到过一件往事：父亲去世那年的除夕，兄长钱挚中午就出了门，要去七房桥领些大米回家（这里可以多介绍一句，钱挚就是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的父亲，据说钱伟长这个名字是叔叔钱穆起的）。

当时钱穆的弟弟染上疟疾卧病在床，因为母亲需要寸步不离的看护，就让钱穆去大门口坐着，等着钱挚回来。转眼快到傍晚时分，邻里开始放起了鞭炮，钱穆家里还一点要过年的意思都没有。住在隔壁的一对夫妇见这家灶上没火，屋里没灯，就邀请一块儿吃顿年夜饭。

蔡氏一开始直接就拒绝了，可这对夫妇还是坚持邀请，蔡氏无奈之下这才说了理由：“非不知领君夫妇之情，亦欲待长儿归，具香烛先祭拜祖宗，乃能进食。”夫妇两人听罢深以为然，感叹蔡氏治家为人有方。

结果直到天快黑了，钱挚才背着米踉踉跄跄回到家，蔡氏又让他上街置办了些祭品。等到家里香烛焚起来，蔡氏带着几个孩子依长幼次序祭拜了祖先，这才草草开始准备年夜饭。这顿饭吃完，已经是半夜了。

规矩和人情，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在模糊这对关系，更不要说乡情可以当做信用流通的旧社会。不过钱穆一家算是那个年代的异类。

父亲钱承沛在世时，钱家人去镇上买东西，都是先记账，到年终一并结清。老钱去世之后，蔡氏就把大部分上街买东西的活儿交给了钱穆。 有一日钱穆去买酱油，母亲嘱咐随身带着钱，买完当面付清。 结果铺里的掌柜坚决不肯收钱： “你们家照例记账，干嘛急着给钱？ ”

钱穆一连问了好几家，没有一家肯收现钱，最后没办法只能拎着酱油揣着钱回了家。蔡氏得知店家们都不肯收钱，直皱眉头：“此又为难矣。汝父在时，家用能求节省即可。今非昔比，万一年终有拖欠，又奈何。”

到了年末，通常是除夕当天，镇上的店铺会统一派人到乡里收账，但是顺序有讲究：信用越好的，收的时间越靠后。老钱家自然是信用最好的那一批，每年收到他们家，已经过了午夜，有时候甚至是第二天黎明才到。

然而无论人家上门时间多晚，蔡氏都会让钱挚和钱穆两兄弟轮流在家门口值守，只要还有一家没来，老钱家的大门就不会关上。就这么着，两个半大孩子有好几个除夕是在大门口守了一夜，结果收账的干脆就没有来。

“家中有钱，可勿记账在心；家中无钱，岂不令我心上老记一账。”蔡氏教给孩子的，可远不止一本经济账：人情虽在，规矩始终应该是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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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代史或是近现代史，所有父亲早逝的家庭都要面临经济上的难题。同样的，所有父亲早逝却培养出一代文化宗师的家庭，都有一个为保住孩子学业奋不顾身的母亲。

素书楼内摆放的钱穆全集

钱承沛过世之后，家族亲戚给老大钱挚介绍去苏州无锡两地的商店任职，蔡氏一一回绝：“先夫教读两儿，用心甚至。今长儿学业未成，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忍令其遽尔弃学。”

钱家这几个孩子的确也是读书的材料。转年的冬天，常州府中学堂刚刚成立，钱挚考取了师范班，钱穆考取了中学班。

1910年，15岁的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一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钱穆只能辍学在家，谁曾想自那以后，一个高中肄业生直接开启了教学生涯，第一阶段从小学教到中学，就有将近20年时间。

1930年，钱穆得到顾颉刚的推荐，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很快把母亲一道接往北平。1932年榆关事变爆发，北平风声紧急，钱穆唯有把母亲又送回南方。原本钱穆是想等事态平息之后再迎母亲北上，但蔡氏语重心长的一番话最终令钱穆放弃了这个念头：

“汝父汝兄（注：钱挚英年早逝），福命止此。幸汝兄弟三人，各自成立。长孙亦已考入清华大学，我家子孙，首有入大学者。此外我复何求。不饿死，不冻死，我愿已足，生活上不愿再求舒泰。且人命无常，我年已老，万一身殁北土，再求归葬，岂不重累于汝。”

抗战爆发之后，钱穆只身南下，先后在长沙昆明等地任教，蔡氏与其余两个儿子还住在荡口镇。1939年，钱穆携妻儿（此时已是第二任妻子张一贯）回到无锡，蔡氏见到两个孙儿甚是喜爱。

钱穆见母亲有不愿和小孙子们分开的意思，就在当地找了一处荒废的园子，将母亲和孩子们安顿在一处，自己改名换姓闭户不出，陪了母亲整整一年。

当时蔡氏已经是76岁高龄，日常仍能下厨，烹饪的绝活越发精湛，饭量倒和儿子们相仿。这一年里，蔡氏“不复谈往事，日在园中以含哺弄孙为乐”。

第二年秋天，钱穆准备动身返回大后方，蔡氏和孩子们送出数百步，钱穆见母亲气色步履如初，顾虑渐消。

不曾想这竟是母子永别。

钱穆离开后不久，蔡氏患上疟疾，结果用药意外引发了40年前的老胃病，蔡氏生命最后的几个月，家中子孙环伺，却也留下了两个遗憾：长孙钱伟长当时正在美国留学，而钱穆没能从成都赶回来。

读书时的钱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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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钱穆在素书楼写下《八十忆双亲》，此时距离母亲离世又过去了33年。蔡氏临终前被胃痛折磨，80岁的钱穆亦有相同病灶，母子二人在相仿的岁数，竟以这样的方式隔空联结。

1977年，钱穆因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老钱家从钱穆的祖父到父亲再到兄长，平均寿命不到40岁，但这“三世不寿”的家族魔咒最终还是被打破了：从此“闭目养神”的钱穆，又多活了13年。

1990年，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指控钱穆非法占用政府建筑，不堪其辱的钱穆愤然搬出素书楼，同年8月30日在杭州南路寓所逝世，享年96岁。

从太湖边的祖屋素书堂，到阳明山麓外双溪畔的素书楼，只要这名字是为母亲而设，母亲就在。

如果藤椅挪了位置，那便生无可恋了。

位于太湖西山的钱穆之墓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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