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家的土泥墙被大雨冲倒之后，来我家串门的邻居明显多了。
之前常来的自然仍会来，而且每天基本是准时准点的；之前不常来的，偶尔路过我家的院落，隔着矮矮的泥墙看到里面有忙碌的身影，也会走进来打个照面。
如果要在串门的邻居中，选出一位来得最勤的，那就当属吴大爷了。
吴大爷的老院子在我们家西边，中间隔着两条窄窄的土路和几户错落的人家，差不多有三百来米的脚程。
等到他为儿子在东边起了房子后，他就和老伴住在我家东边了，从此也比我们家“更早看到太阳”。
吴大爷串门不像其他邻居，他是从来不端碗的。早些年在老院子住，每到饭点他的老婆都会扯着嗓子喊他回去喝汤；后来搬到新家后，一到饭点他都会自觉地回去，从不让儿媳妇出门寻他。
所以，吴大爷来我们家串门都是“空着手”的，饭前坐会儿，饭后再来坐会儿。
01
老实巴交的父亲在村子里说得上话的人不多，用我母亲的话讲，“你爸的知心朋友，一把手指头剁掉六根都可以数得过来”。
在为数不多的朋友中，我一直认为，吴大爷算是父亲最能聊得上来的人了。
乡下人没有太多的弯弯肠子，两个人如果交心，不会发什么山盟海誓，也不会整日客客套套的，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不拘小节”。
怎么个不拘小节法？开玩笑——不仅拿对方的绰号和陈年往事开玩笑，有时候甚至还会把对方老婆的糗事搬出来亮一亮，在一阵嬉笑怒骂之后，两人的关系不但不受影响反而会更加坚固，这就是乡下人互相交好的一种略显低俗而又真挚的情感表达。
吴大爷的名字里带有一个“刚”字，在那个年代，可能每一个在名字里带有这个字的人，都曾经被取过“缸碴子”的绰号。
我之所以会这样讲，因为我的大舅名字里恰有这个字，他的绰号也恰恰和吴大爷如出一辙。所以，当我第一次在大舅面前讲起吴大爷的绰号时，大舅满脸的尴尬之色，而一旁的舅妈早就笑红了腮帮子。
每当父亲故意大着嗓子喊出“缸碴子”时，吴大爷都是一脸的坏笑，他这人很聪明，回击的力度也杀伤力极强——只见他一边用手比划着“一刀而就”的动作，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俺……俺……..俺是……三……三大胆”。
这就把我和父亲和母亲一齐给学进去了，父亲打零工时，因为帮人家削蒜胡时贪图省事，将主家吩咐的“三刀”改成“一刀”，从此有了“王一刀”的绰号。
而母亲则因为打小就天不怕地不怕，所以有了“三大胆”的绰号，至于吴大爷嘴里模拟出来的结巴声，不用说就是在调侃母亲经常在激动时表现出来的口吃了。
看到这一幕，母亲往往会停下来手中的活，向我努一努嘴巴，“乖儿，把他的蛋壳篓子给拿下来。”
我敢拿，可我很少真正去近吴大爷的身。我知晓母亲话里的含义，把吴大爷头上的黑色鸭舌帽比作“蛋壳篓子”，弦外之音吴大爷的脑袋就是一个“蛋”。这句话骂得巧，连父亲都觉得解气。
当然，既然吴大爷敢拿我的母亲开涮，我的父亲自然不甘示弱，“大洋马骑着怎么样？”
“大洋马”不是别人，正是吴大爷的老婆，吴大娘长得高高大大，堪比鲁西南的汉子。每次见人开他老婆的玩笑，吴大爷都是边笑着边故意扬起手掌，“揍烂你的老脸”。
吴大爷的巴掌在我们家扬起了许多次，可每次都是轻轻地落在自己的膝盖上，从没有落在别人头顶或者后背上一下。
自从吴大娘从秋收的三轮车上滚落下来被压死后，我的父亲再也没有开过这种玩笑了，只是偶然在提及她的时候，不无惋惜地叹一句：“大嫂子是个外冷内热的人。”
02
吴大娘走了之后，吴大爷便自觉地搬回老屋去了。
这在农村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老伴在还好，一旦老伴走了，没有一个老公公会愿意再和儿媳住在一起。
一是因为相处起来会有各种不便宜，比如上厕所、夏天洗澡等，照面会颇为尴尬；二是因为村子里人多嘴杂，一旦公公和儿媳妇走得近一点，扒灰呀、不检点呀，各种子虚乌有的事情都会被嚼出来。
为了图个心里敞亮，吴大爷又回到了我们家西边的老院子。
虽然房子好几年没有住人已经显现出颓废的架势了，可稍微翻修下墙面，支起一个灶台，再购置了一台二手的黑白电视机后，也就重新有了家的味道。
与往日唯一不同的是，从前那个常在灶台旁忙碌的身材高大的女人，从此只能挂在墙上了，也不会有人再在饭点扯着嗓子喊他回家喝汤了。
吴大爷没有老伴之后的日子，虽然过得稍显得落寞，可和村里的其他人比，也算得上清静自在了。
在六十来岁的年纪，大部分农村人还没能从田地里解脱出来，不仅在农忙时累得不成人样，稍有空闲也不舍得浪费。
我至今都记得，我们家的地窨子里除了韩爷爷之外，最常来的就是吴大爷了。吴大爷来的时候，除了指间夹着的香烟，其他别的物件儿都没带——他不是来编草帽子的，他单纯就是来聊天解闷的。
鲁西南的冬夜寒冷漫长，如果天一擦黑就睡觉，一觉醒来多半还不到午夜，再一觉睡去顶多是凌晨三四点钟。
为了给自己睡前找点事情做，贫苦的人家在地窨子里做手工赚点儿零花钱，而不差钱的呢？也会聚集过来，喝点热茶聊会闲话，等到夜里狗都安静下来了，这才踩着月明地或者积雪回家。
小时候我也常会去地窨子里玩，可一到八九点钟母亲就会把我赶回屋里睡觉，至于吴大爷是几点回家的，我是不知道准信儿的，只是从母亲那里听到过一两句稍显抱怨的话：“你吴大爷真能熬，你爸都打三四个哈哈了，他还不回家。”
吴大爷为什么不想回家，我一直不知道原因，后来还是父亲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一个人住，没有个暖脚的，怪冷清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除夕夜，父亲都会把吴大爷邀到家里来吃饭。
鲁西南乡下人的年夜饭没有多大的讲究，有的人家会简单地喝一碗饺子，有的人家会简单地聚一聚——就算有聚餐，也多是年轻人的事，至于老户住的人，送两封蜜三刀表示表示就可以了。
除夕夜，每当吴大爷和父亲在我们家案板桌上喝酒聊天时，我都陪在一旁负责倒酒。父亲酒杯里见底了，我就站起来给父亲倒；吴大爷酒杯干了，我就弓着腰给他添。
而母亲呢？
在另一张桌子上快速地擀着饺子皮，那是为第二天一大早的必备早餐做准备。
父亲和吴大爷在平日里开惯了玩笑，可在除夕的当晚，两个人顿时都正经起来，聊的话题也不再是有的没的了，有时候甚至是一些关乎家庭命运的大事，时不时地冒出来一两句金玉良言。
等到母亲第三次拨动八仙桌上点燃的红色蜡烛灯芯时，吴大爷就起身告辞了。父亲客套地留他再喝几杯，吴大爷都会挥手拒绝：
“够了，够了，天不早了，你们早点儿掩门休息。”
然后，吴大爷就又重新戴上他那黑色的鸭舌帽，紧一紧大棉袄，抹一把嘴后便消失在夜幕之中了。
“一个人过年，怪可怜的。”这是母亲常常会边包饺子边喃喃说出的话。
幼年的我，时常会被午夜十二点的鞭炮声给惊醒，可每当看到墙角那亮着红光的煤炉子，我的心都会再一次沉下去，然后再一次在“噼里啪啦”的鞭炮中安然睡去，直到第二天一大早被父亲兴冲冲的“小儿，该起了，饺子要下锅了”的声音给唤醒。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人独居的吴大爷是不是也曾被午夜的鞭炮声给吵醒过。他醒来时，墙角有暖烘烘的炉子吗？看到墙上那张永远是一副表情的黑白相片，他还能睡得着吗？
我不知道。
03
后来，吴大爷顺理成章地有了自己的孙女，小名还是他取的，唤作“阿秀”。
阿秀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不仅人长得白白胖胖的，嘴巴也甜得像抹了蜜一般。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阿秀，口袋里的零嘴儿不少都给了她，用母亲自己的话讲，“你吴大爷带的孩子就是好，一点儿都不‘神拐子’。”
确实，相比于其他同龄女孩子的那种嗲声嗲气和小肚鸡肠，阿秀俨然是一个男孩子，我的母亲就是看上了阿秀这一点！
尽管阿秀像极了男孩子，尽管吴大爷也爱极了这个乖巧可爱的孙女，他还是希望可以真正抱上一个“带把儿的”。
又等了几年，在炎热的夏季，吴大爷终于如愿以偿，当天他就从集市上称了两斤猪头肉，手舞足蹈地非要拉着父亲去他家里喝酒。
那一天，我正好收到了省城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父亲也开心坏了，拎着过年才舍得喝的白酒，急慌慌地去“赴宴”了。
两斤猪头肉，不到一斤的白酒下肚，两个大老爷儿们的脸蛋就喝得红扑扑的。
“你家孩子有出息，来，喝一个！”
“你家续了香火，喜事，走一个！”
过了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酣畅淋漓的酒局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乡下人没有诗仙李白的烂漫和洒脱，可也懂得“有好事就得有酒”的道理。
可是，新降生的孩子带给整个吴家的不单单是喜悦——刚抓了周没多久，他就被县里的大医院查出来血液里有毛病。
至于是什么毛病，父亲说不准，母亲也一个劲地摇头，“都到济南去了，肯定不轻”。
我怕极了济南那座城市——在我小时候，村里的人身体抱了恙，都是先自己硬扛着的，实在不行才会去隔壁村里的医务室打针拿药；如果医务室的大夫都摇头了，才不得不搭车去县城的大医院；等到县城里的大医院都没辙了，家底厚实的人家才可能会去省城寻活路。
吴大爷的家里还算过得去，儿子阿茂常年跑货车攒了不少钱，再加上逢年过节时阿茂经常从沿海地区倒腾一些带鱼、龙虾来镇上卖，又多了一个赚钱的门道。
为了把孩子从鬼门关给拽回来，阿茂和妻子带着孩子去了省城。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吴大爷却又被确诊了食道癌晚期。
食道癌在鲁西南被称作“噎死病”，不仅吃东西难以下咽，而且吃了会立马吐出来，罹患此病的人往往都是一身消瘦地离开人世的。
当得知老父亲得了这病时，阿茂连夜坐车回家把父亲接到了济南，陪同着的还有他那长几岁的大姐和小几岁的小妹。
家里有一个病人已经让人焦头烂额了，现在又多了一个至亲的人身处鬼门关，这简直就是让人活受罪！
04
那年秋天，我在村子的聊天群里看到了阿茂发起的筹款求助，我迟疑着点进去了那个以吴大爷为封面的链接。
那躺在病榻上举着自己那张脏兮兮的身份证的吴大爷，哪还有半点儿之前的模样！
之前的黑色鸭舌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头上的白头发甚是惹眼；连从来不怎么引人注意的颧骨也突然高高地鼓了起来。
我急忙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母亲沉闷了许久，“你吴大爷真是个可怜人，没想到得了这绝症。”
趁着周末，我坐着公交找到了吴大爷所在的医院，看着突然出现的我，他的脸上露出来一丝不可思议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
“小儿，你咋来了。”他努力着想坐起来，可终究还是没能坐起来。
“我来看看……”说这话时，我一直不敢注视他的眼睛，生怕让他察觉出我内心压抑着的波涛。
后来我不知道自己都讲了什么，只记得走出病房后我的眼泪顿时就落了下来。那时，济南还没有进入冬季，可周遭劈头盖脸吹来的风，让我接连打了好几个寒颤。
那一年回家过年时，我好像又看到了吴大爷的身影。当我兴奋地问母亲，是不是吴大爷没事了时，母亲停下了手中的擀面杖。
“他不舍得花孙子的救命钱，只能自己回家等……”
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围裙给盖住了，她是在擦眼泪，还是被案板上的面粉迷了眼睛？我的心中似乎有了答案。
那一年的除夕夜，父亲照例请来了吴大爷。他来时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脸色蜡黄，原先合身的衣服当时看起来空空荡荡的。
父亲给他倒酒，他摆手说喝不下去；母亲只好给他斟了一杯绿茶。
捧着绿茶的吴大爷，孤零零地坐在我家的煤炉子旁边。外面放起了耀眼的烟花，我们屋子里却安静得可怕。
“大哥，你这身体好点儿没？”父亲筷子动都没动，眼睛上下打量着坐在墙角的吴大爷。
“没救了，不知道能不能撑到开春。”吴大爷有气无力地说道。
外面的烟花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乱叫。
“别这样想，保不齐明年这灾气就走了。”父亲宽慰道。
“我看走不了，老话咋说来着，阎王叫你三更死……”
在我的眼里，那时的吴大爷像极了一只被秃鹰盯上的猎物，似乎他真的已经无处可逃了。
“如果我走了，你小子别忘了送我一程。”这似乎是一句打趣的话，可谁也笑不出来。
踏着冬雪，在家家户户耀眼的焰火中，吴大爷又回到了老屋。
05
几个月后，我在电话里听到了吴大爷“走了”的噩耗，电话那头的母亲声音一度哽咽，好像自己家痛失亲人一般。
我没能回去，幸好的是，父亲和母亲替我送了他最后一程。
那时的父亲腿脚已经不能吃力，所以不再肩负抬棺的重任，可端盘子端碗的活计还是可以应付的。
母亲则主动担起了做孝服、做孝帽子的工作，一针一线，母亲都极其用心。我不知道母亲在灵堂传来的哀乐声中落了多少热泪，但我知道，吴大爷亲戚身上的孝服，没有一件是有瑕疵的——这是父亲告诉我的。
吴大爷就这样走了，满怀着孙子可以重生的希望走了。在葬礼上，他的小孙子一直在哭，仿佛感受到了至亲之人的离去。
做小孙子的孝帽子时，母亲特意估量了尺寸，所以才得以妥帖地、方方正正地戴在了他的大脑袋上。
而小孙子哭得再凶，灵堂之上那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男人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了。吴大爷的鸭舌帽在路祭的仪式中，随着一把大火化作一堆灰烬了。从此，我家西边的那个老屋子里，再也不会有人住了，围墙依旧会坍，蛛网依旧会查封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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