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近代书法史上，是最具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尊碑贬帖的书法理论，他对唐代书法极具争议的评价，以及他独特的书法风格，都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有关他的一些说法却并不尽准确，故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写就此文，以示正听。

康有为出生于书香世家，祖上多有士者，祖父康赞修是清代道光时期的举人，曾任连州训导。父亲康达初为江西补用的知县。康有为幼年时期受到祖父与父亲良好的家庭教育，康有为十岁丧父后，祖父亦对他倍加呵护，谆谆教诲，所以祖父是他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曾说：“康有为性刚毅，皆从连州公”。

康有为自幼就显示出不同于同龄人之才情，他聪颖过人，志向远大，这与长辈们的培养与期望他“期以将来大器矣”有很大的关系。康有为后来在回忆祖父对他的培养时写道：

“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

我们在文章开头介绍康有为的身世，是想说明他本不是什么叛逆少年，他的革新思想与他在书法上的那些激烈言论，都与他见识越来越广和思想上产生的进步意识有直接关联。

康有为在书法上主张习碑，但他年少时学习书法却是以帖入手的，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先祖始教以临《乐毅论》及欧、赵书。”可见，在学书早期，康有为在帖学上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从他1895年的《殿试状》中，可见他那时写的一手标准的“馆阁体”。

康有为独特的书法风格形成于他海外流亡时期，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使他远离了政治，将精力投入到碑学的研究之中，于书法理念及实践上皆收获颇丰，这个时期，康有为临习了大量的碑版，独特的“康体”风格渐渐形成。

康有为谈及由帖向碑的转变原因时，曾说：

“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己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

康有为对帖学的看低，是他认为“无论何家，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義、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他又说：

“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

由以上的言语中可见，康有为贬帖一说是出于对当时学帖存在的实际困难的考量，而并非是对帖学本身有什么偏见。

康有为推崇学碑，更多的也是出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康有为并未说帖不可学，他反倒说，有好的钩本的帖学是可以学的，比如“二王”的法帖，唐人钩本是可以师法的。但康有为也指出说，碑之佳拓数量众多，可选择范围大，价廉易得，应视为学书最好的范本。

后人们往往将康有为的书法理念简单归纳为“尊碑贬帖”。批评他在对传统精华的继承上有所偏废，而没有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学帖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所以“尊碑贬贴”的说法是不够准确客观的。

在提及康有为时，往往会提及他“卑唐”的那些言论。说康有为“卑唐”确有实证，他对唐人书多有尖锐批评，他在《广艺舟双揖》中说：

“有唐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诸、薛，笔法虽未亡尽，然浇淳散朴，古意己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实…无复古人渊永浑之意。…唐人讲解结构，自贤于宋、明；然以古为师，以魏晋绳之，则卑微己甚。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窥见古人之日。”

康有为对唐人书基本持否定的态度，甚至极端地认为“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窃见古人之日”。康有为对唐人书的评价是有失客观的。按说康有为学识广博，不应出此偏颇之语，说来好笑，他自己年少时也是对唐人书多有学习，他的说法岂不是也在否定自己？

康有为为什么对唐人书如此贬低呢？

这其实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唐代的科举制度促进了尚法楷书的发展。而欧、颜、柳亦将尚法楷书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到了清朝时期，在唐楷上发展起来的“馆阁体”，因为帝王们的偏爱，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清代的文人墨客们皆学欧、董、赵，取法范围狭小，书风单一，令书法艺术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而刻帖自宋一开风尚，之后翻刻之风越来越盛，各种版本的刻帖多如牛毛，至清代时，几经翻刻而严重失真，帖学精华已经难以从那些翻刻中得见。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在审美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对华丽工整一路的书风产生了极度厌烦的心理，对雄健大气的审美气象产生了渴望，而康有为在当时是思想进步人士，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人们在书法艺术上思变的心理，并顺应这一潮流而大胆地提出了“卑唐”的观点。

康有为还借题发挥，他将尊碑一路的雄健书风比喻为进步的风格，而恪守法度的书风则被他说成是代表了落后与保守的思想。康有为借“卑唐”来表达政治革新上的渴望，康有为作为一位积极寻求变法的进步人士，卑唐观的产生与政治上的诉求是有必然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