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4日，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叶韦明副教授发起的学术讲座在ZOOM平台顺利举行，会议邀请了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家Barry Wellman进行研究工作的分享，作为NetLab Network的联合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是社区社会学，互联网，人机交互和社会结构。他的首要兴趣是从以群体为中心的关系到网络化的个人主义的范式转变。他的分享主要从三重革命——社交网络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展开，进而探讨了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的新转向以及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

三重革命的变迁

飞机让远距离沟通成为可能，数字媒体让信息传播更加广泛，整个世界变成块状的了，形成了更广泛的连接。

  • 社交网络革命提供更多机会的同时，也给个体带来了压力，人们在社交世界的关系更加多元且具有机动性，很多不是以家庭作为基础。

  • 互联网革命让个体成为传播者，个体传播正在发展，社交圈可以是远距离的，更加个人化的，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量身定制互联网体验。

  • 移动革命使得ICTs变成身体的附加物，或者就像Leopoldina所说的第三皮肤，又或者像Maria说的手的延伸，让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选择要接触的人和信息，可以对周围有无处不在的感知，对隐私和透明度产生了新的期待，很多时候不确定该信任谁。

在此基础上，他也进一步提出思考，互联网是不是一个让人们分离的社交网络呢？人们在网络上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面对面不是唯一有意义的联系方式，人们变得过度强调传播媒介。基于此，展开了网络化个人主义的探讨。

网络化个人主义

Barry Wellman提出了“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概念来描述技术变革下人们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并进一步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为当代的“新型社会操作系统”（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构建了新媒体传播时代社会研究的微观范式。它以个人为联系单位，不断调适媒介互动，形成以个人为特征的全球化本土化（GloCalization）

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秩序，既不同于基于科层官僚制下的宏大社会体系，也不同于基于家庭或邻里的紧密联结的传统社群结构，而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呈现的。个人不再嵌入群体之中，而是处于社会网络之中。 每个人都是自己多元社会网络的中心，同时又是他人社会网络的一环。社会交往不再是基于群体的交往，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网络化联系。个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个人主义更加彰显。传统邻里社区逐渐让位于基于 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介技术形成的新型社区。网络化个人主义是新型社区和社会运行的法则。

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威尔曼及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网络实验室团队进 行的社区研究工作。从社区研究的角度看，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 一，传统社区研究视角的社会网络转向；第二，网络虚拟社区也是社区，要用社会网络的方法进行研究，网络化个人主义初步形成；第三，新媒介技术大幅拓展了人们的社会网络，新型社区形成，网络化个人主义成为社会操作系统。把握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对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实验室对工作和社区结构的改变进行了研究。

因为网络变得普遍和无处不在，工作和社区的结构正在改变，人和技术的交互更加多元，研究社区结构的承受力与研究技术的承受能力一样重要，社区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因为技术不仅支持流动性，而且还支持关系持久性。

网络化个人主义只是部分的成员在多元工作网络中，没有持久的固定的连接。他们会计算从网络中的得失以及自身在网络中的角色，他们的关系是暂时的，同时他们也更容易联系之前没有联系的朋友，这意味着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个体的身份更加多元，选择也更加具有机动性，人们必须学会处理网络中频繁的变化，而且任何小组的束缚力度不会很大。这与工作方式的变化密不可分。

新旧工作方式

传统的办公室具有如下特征：所有人在同一空间一起办公，一个人可以看见另外一个人，在物理距离上可以接触，所有人都能看到一个人何时被打扰，所有人能够看到当一个人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这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秘密，任何人可以参与其中的对话并决定是否要加入；其他人靠近的时候没有警告；对邻桌有视觉和听觉的知晓；参与者的数量有限制；和同事有紧密的、频繁的、持久的关系连接；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集体团结感（如姓名，集体身份）；会受到小组的社会限制。

网络化的办公室具有如下特征：各自工作成为可能；办公室的门确保了视觉、听觉和身体的隐私；如果门是关着的，必须要敲门，门是开着的话，可以请求准入；有非常大的潜在参与者，比如可以是1500人，陌生人或者朋友的朋友都有可能参与其中。这也在形成新的网络工作方式，学者工作网络是典型的。

网络工作的典型

学者的工作是网络工作的典型形式，太多的工作是网络化的，个体在不同的团队中，学术报告通常来自多元的个体，非常灵活，因此学者可以称作是网络化的知识工作者，在这其中，数字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者作为自己职业的风险资本家，学者们会选择自己目标，保持灵活的联系，比如选择是否要加入某一个团队，在某种程度上，很类似零工经济（gig economy），这样要求学者的网络需要更加具备创业精神。

比如The NAVEL study of GRAND 调查了大学里34个项目中的研究者，发现很多学者是多个项目组的成员，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团队，每个项目的学者基本上都有来自三个学校以上的研究者组成，地域范围更是可以扩大到6100KM（from Halifax to Vancouver）。研究表明作网络具有更高的N派系数和聚类系数（0.381），表明紧密联系的圈子更密集，而合作网络是更加稀疏的（0.2），这意味着个人倾向于选择不同的合作者，但当涉及到合作创作的时候，通常发生在有限的合作者圈子里。具体如图所示：

Co-Authorship Network(144)

网络化工作团队的再思考

如果你想要成为某个网络中一员，仅仅靠聪明是不够的，因为团队的组织者通常会选择他们认识和尊敬的人，在这其中，滚雪球效应会发生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网络化的组织中，已经存在的网络会继续，一些还会进一步蓬勃发展，比如学多计算科学家通过会议和实验室访问知道彼此，但是这也意味着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科学家或者有更多资本支持的科学家才有机会参与到不同团队中去。这与网络团队的特征密不可分。

  • 网络成员间具有平等的特征，会有更多的研究资金、内部消息以及更多的桥梁连接，还能认识其他团队的研究者。

  • 就参与者动机而言，就像使用与满足理论一样，团队成员参与也有不同的动机，有的是想要获取知识，有的是想要获取资助，有的是想要构建网络，有的是想要拿到教职，有的是想要建立个人品牌等等。

  • 伴随时间的推移，有的网络会形成品牌，有名字、身份、logo和T恤等等。

  • 网络中的中心成员能够提供宝贵的资源，这是因为他们在团队和项目中通常会扮演桥梁的角色。这是因为学术网络中就是具有点出度和点入度的个体具有非常大的价值，而通常具有更高学术地位的学者会更加具有中心性，其他人想要具有中心性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比如创造新的联系、巩固现存关系、提供和征询建议等等。还可以通常要多种方式进行沟通，比如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面对面会议、邮件、wiki、幻灯片汇报等等。

  • 在数字世界中，接近性仍然盛行，那些在同一座城市或者同一所大学的人倾向有更多的联系，这是因为他们有更多面对面的机会。

  • 面对面的接触依然流行，尽管数字媒体在发展但是面对面的沟通是必须的，比如年会上社交活动，或者通过晚餐、喝咖啡、去酒吧建立联系，还包括参观实验室或者做主题演讲等。

  • 尽管网络组织没有明确的边界，但是拥有共同背景的群体会更容易合作。

  • 随着网络的发展，他们变得更加多样化，比如不同学科或者不同领域的人也慢慢变得可以沟通交流。

  •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热情会慢慢衰退，这是因为越来越多元的工作需求减少了联系，每个人在网络中的功能是有限的。

  • 联系紧密的网络可以有更多的成果产出，松散的网络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这是因为联系紧密的网络更加具有凝聚力，松散的网络则是多元化认知的重要来源。

  • 多样性为创造共同文化和评估生产力提出了挑战，比如人文主义着珍视书籍，社会科学工作者重视文章，计算机科学家重视论文等等。

  • 如果网络中的工作很辛苦，持久的联系就会减少。

  • 网络的动态性更加突出，每个成员都有创造或者破坏连接的能力，与组织创建的网络相比，自发形成的网络往往更加真实。

  • 网络会消失，但是联系会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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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叶韦明

整理：郭巧敏

排版：刘雯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