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著名专家——罗志田老师（中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近期史友达瓦里氏留言，希望了解1928年济南惨案王耀武抵抗史料。这让笔者发现研究盲点，要感谢达瓦里氏。我特翻查大量史料，收获颇丰。
本文将依据罗志田老师，杨天石老师，左双文老师研究成果及其他权威史料。讲述济南惨案的前后的政治角力，还有事件的巨大影响。中国抗战史应该从1928年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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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专家，国内研究蒋介石第一人——杨天石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央文史研究馆员）
一．史料来源
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75—89页
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第339页
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88-89页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１９６３年版
左双文，高文胜：《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对外方略》，2014年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央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沈亦云（黄郛夫人）《亦云回忆》，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中国台北1980年版，第20—33页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佐佐木到一笔供》，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７页。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页
万仁元、方庆秋著：《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58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常荫槐致张学良、杨宇霆》时间注1928年5月5日，5月7日；《张学良、杨宇霆致常荫槐》，时间注：1928年5月6日；“常致张、杨”，全宗3004，卷号189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卷，中国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12-13页，第29页，第108－112页，第118－119页，第151－163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伍朝枢给李锦纶的指示》时间注1927年7月29日，全宗十八，卷号996
臼井胜美《日本对中国不干涉政策的形成》，中国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7页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6月份卷，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93－96页
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第52页
《政治党务报告》，1926年8月25日，《蒋校长演讲集》，中央政治军事学校1927年印，第187—189页
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2辑（1979年），第21—32页
张国忱《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路内幕》，《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2辑（1979年），第27、31、4—11页
李国祁《北伐的政略》，载《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1988年版，第219页
《革命文献》第18卷，第3191—3194页
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革命文献拓影》，北伐时间第19册，蒋中正档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第26页，中国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佐佐木到一笔供》第20—21页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3-154页
《日本外交困境：1924-1929年日本对华政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72年版，第300页
崔士杰：《五三惨案回忆录》，戴《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75页
《熊式辉回忆录》，转引自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郁道编：《五三血》，上海自强书社1928年6月发行，第33页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册（1927—1931），第92页
1928年5月5、8、10、12—15日《晨报》
李国祁《北伐的政略》，《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第234页《蒋介石致吴忠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1页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514页，532-533页。
《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547-549页。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593－598页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31，44页
《孙中山1922年在广州对国民党同志训话》，转引自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１９４９年版，第２６页。
《蒋介石日记》时间注1926年12月22日，引自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本，第978页。
《政治党务报告》，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蒋校长演讲集》，中央政治军事学校１９２７年印，第１８７—１８９页。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６８页；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府》，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顾维钧回忆录》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８１、２９９—３０２、３２３—３２６页
《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６５—５６９页
贺贵严（耀祖）：《一九二八年日军侵占济南的回忆》，载《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第４—６页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０日，《革命文献》第２１卷，第４１２７页。
“蒋介石致黄郛”，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蒋介石致陈立夫”，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４日，“张静江致李石曾”，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５日，《历史档案》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７１页；
[美]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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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与苏联代表在黄埔军校门口
二．国民党外交打英联德，争取日本中立
国民党在北伐时期首要目标是消灭各地方分裂势力，统一全国；然后再向列强挑战。但是，此时与历朝历代统一天下的格局不同，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直接左右了中国政局。
早在民国初年，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就多寻求与列强或其中之一建立超过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以确保其在内争中的有利地位。国民党亦不例外，孙中山1922年就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运用外交政策的是否有当，实有密切的关系。”而作为近邻日本和苏联尤其关键。“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此后，孙中山先生就走上联俄联共道路，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和联俄的行动。
北伐前，武汉国民党中央（左派）奉行革命外交。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反帝并非盲目排外，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及一切合法权益；二、专对英国，不牵动他国；三、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绝不用武力及暴动；四、对日联络，有所期待；五、不满外交现状与争夺外交主导权。除了将英帝国主义当作第一个打击目标外，实际并无一个完整清楚地外交战略；准确的说是受制于苏俄。许多重大外交动作，并非事先计划，而是在内部争斗影响之下的权宜之计。但是国民党人清醒的认识到列强在华势力的含义，也明白日本才是中国最危险的敌手。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也借北伐全面介入外交事务，其首先将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的最为关键考虑因素。蒋介石基本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方针，但在寻求外援外面选择性更明确。在日本威胁变得更严峻前，蒋领导下的国民党从未向任何一个条约国家寻求援助。1925年—1926年间，蒋以联俄为其外交“全局中心之著眼处”。与苏俄决裂后，蒋则向当时唯一一个与中国没有条约关系的大国德国寻求援助；这也开启了中德军事合作，这对日备战影响深远。史料来源：[美]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
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接见外国记者时，公开宣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他说，除非中国收回了各国租界，废除了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和各项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革命将永不停止。蒋在谈话中还竭力反对北京政府所主张的逐步撤废治外法权的原则，认为不平等条约应立即废止，所有外人监督管理下的海关、邮政、盐政等机关，均应交还中国主持，以完成中国革命的目标。可见北伐初期，蒋介石就决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也是他首先与非条约国德国合作的主要原因。史料来源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第52页。
蒋介石在1926年8月就在党内首次公开指出：国民革命在国外“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故此要“努力对于日本作劲敌看待”。只有打倒日本，“中国才能独立。仅仅打倒英国，仍不能算是革命成功。必须将英日两国在华的势力，完全消灭，才可算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史料来源《政治党务报告》，1926年8月25日，《蒋校长演讲集》，中央政治军事学校1927年印，第187—189页）。
为了保证北伐顺利进行，避免列强军事干预。1926年8月20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了对外宣言与对全体将士的训令，申述其对外策略：“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若有利用不平等条约，援助军阀，害我国民，致为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纵欲保其友谊，亦恐碍于正义，此则不得不于战前伸明，以求我友邦谅解者也。”
8月23日，蒋又发表《告全国民众促实现必须条件书》，较为详尽地列举了其关于内政外交改革的33条基本主张，其中涉外交7条，依次为：1、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求中国国际地位上之平等；2、撤退外国驻在中国内地之海陆军；3、撤销领事裁判权；4、收回租界；5、收回关税自主权；6、<取缔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7、严定外国非得中国政府许可，不得在中国自由设置产业，创立银行，发行纸币。这表明了蒋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基本主张，也是孙中山去世前十分坚持的内容。史料来源于《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5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蒋介石与义兄黄郛
到1927年底，宁汉分裂又合流之后，国民党已沉重打击了英国在长江沿岸的利益。同时也因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与苏联彻底决裂，在其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将不得不单独面对强大的日本。故此时日本已取代苏联成为蒋外交最大的敌人。在留日的黄郛指导下，蒋的代表往来于中日之间，力图与田中内阁达成某种协议。不过，蒋从未指望日本方面的切实援助，只是希望日本能在中国的权力争斗中持中立的政策，以避免日本出兵阻止北伐。史料来源沈亦云（黄郛夫人）《亦云回忆》，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64—282页。
当时对美外交上，国民党人采取不甚注意的态度。在蒋介石和鲍罗廷的心目中，美国的重要性大约只居第二等位置。正如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所注意到的：“中国人在其对外关系中关注的是日本和英国”。当然，在1927年秋冬，国民党代表李锦纶使美，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有过频繁的接触。但此事是在宁汉合流初期，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由胡汉民派的伍朝枢控制外交部时进行的。而且伍朝枢争取美国的外交行动只是为了加强其本人和胡汉民派在以桂系控制的南京政府中的地位。随着蒋介石在1928年初的正式复出，伍即与胡派一起失势而出走欧洲。史料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伍朝枢给李锦纶的指示》时间注1927年7月29日，全宗十八，卷号996。
但蒋介石的新南京政府中出现了，以新外交部长黄郛与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代表的派系争斗。黄本人虽未加入国民党，但一向被视为“北方国民党”的核心人物。黄，宋之争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留美派和留日派在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其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故虽宋被认为亲美而黄被认为亲日，有时宋子文却会反对有黄郛参与的中美接近。这样，国民党内部斗争继续影响其外交政策。
时任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
三．蒋介石不满日本有条件合作，但拒绝联美
济案之前的几个月中，蒋介石一派尽了很大的努力与日本建立合作关系。早在1926年11月，日参议员藤村义朗和池田长康到南昌拜访蒋介石，就劝蒋派人去日本政界游说。同年12月，币原喜重郎外相派其亲信、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南下，到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地访问国民党要人，12月中，在武汉见陈友仁。经黄郛介绍在南昌会见了蒋介石，感到蒋是国民党中“最好打交道的人”。
1926年底，日本陆相宇垣一成派铃木贞一前往游说蒋介石反共，黄郛通过张群，张群安排铃木到九江与蒋介石会见，宇垣交待铃木的使命是“中国如果和共产党携起手来进行赤化，日本将陷于困境。你去游说蒋介石，让他断绝和共产党的关系，搞纯粹的国民革命。”蒋对铃木表示：“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我到南京后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
1927年1月20日，吴铁城代表蒋介石秘密赴日，交涉中日间政治问题，“向币原外相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1月25日，蒋在庐山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会晤后，江户也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并保证承认和如期偿还外国借款，及充分保护外国投资的企业。
1927年1月26、27日，蒋介石在庐山与日本海相财部彪的老相识、他留日时的老师小室敬二郎会见，据日本学者臼井胜美的书中披露，谈话中涉及许多重要问题，主要问题：1、对英，蒋介石谴责了英国以保护上海租界为由对上海的出兵，表示不会将汉口的英租界还给英国；2、对苏俄，蒋强调：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对于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提案，国民政府作自主的决定，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受苏联利用，更没有接受它的指导。这向日本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即国民党政权并无意成为苏俄的附庸；3、对租界问题，蒋表示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待底定东南后，才提出合理收回它的提议；4、中日关系，小室问蒋，中国能否与日本合作，蒋答：中国人很难了解日本的真意，不过能照币原外相的演讲实行就很好。小室问蒋对“满洲问题的看法”，蒋答：“根据我们的主义，满州也应该收回。唯对日本来讲，在政治经济上，满州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又了解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的感情问题。我们也知道孙文先生对满洲问题有特殊的了解，因此我们觉得对这个问题应当予以特别的考虑。”小室又问革命军是否在支持朝鲜的独立运动，蒋答复在革命主义上我们应该这样做，但实际上还没有给予任何援助。故臼井胜美对此的总结评论：“蒋氏对于日本认为最重要的满洲权益和朝鲜独立问题，非常慎重。”史料来源臼井胜美《日本对中国不干涉政策的形成》，中国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7页。该访谈原文载于1927年2月9日的《时事新报》。蒋介石所提币原外相演讲指1927年1月18日在日本议会发表之外交政策演讲，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领土，不干涉中国内政。演讲内容全文可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6月份卷，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93－96页。
另有记载显示，蒋介石在小室面前对中日关系作了积极得多的表示，而对苏俄则表示疏远：“我不知道俄国援助是出于对革命的理解，还是为了利用我们”，“苏俄不可能重现于中国。”“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将乐于同日本携手。”史料来源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第339页。
1927年3月10日晚，蒋在南昌宴请日本最大在野党议员、后任满铁总裁的山本条太郎。11日，与山本谈中日关系，对山本所提“中日亲善”，蒋表示，“日本如欲与中国亲善，须从根本上着手，即对高丽台湾，亦应去其羁绊。诚能扶助弱小民族，则岂特中华民国愿对日亲善而已哉。”史料来源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卷，第118－119页。这显示出蒋介石正陶醉在北伐胜利中，太操之过急。
蒋介石表面上“对日绥靖”政策，被国民党左派，中共指责为联日制俄。更在1927年3月17日，二届三中全会共召开七次会议。指控蒋介石“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谋妥协”。实际，此时蒋介石并非对日妥协；而是在北伐大局下，争取日本中立。
英美军舰炮轰南京
3月24日，发生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事件”，日本军舰未参与。蒋介石适在自安庆赴南京途中，得讯后当即派参议林石民至日本领事馆，表明处理态度并请代为转达英美当局：“刻由中国军舰利通前来报告，云在南京之英美军舰向南军开炮，其原因未详。但我军对英美两国并无敌意，蒋公拟亲赴南京，负完全责任，解决此事。故切望英美两当局，立即停止炮击。因目下通信机关断绝，无法将此意传达英美当局，请由日本官宪代办此事云。”27日，又派原南京交涉员林赤民访问日总领事森冈，对南京事件表示遗憾。
故在事件之后，“币原外相坚持其不出兵的方针。”他认为这是欲使蒋介石垮台的国民政府内部激进分子的政治阴谋，采取强硬措施“等于促进稳健派的蒋氏没落，帮助激进分子掌握政府和军队的实权，因而牵制英、美，极力拥护蒋氏立场。”这也是日本方面较为一致的意见，3月28日，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向币原外相提出应对南京事件的对策：“如果革命（指武汉国民党中央左派，中共）当局至今仍不自觉深刻反省并迅速采取公正文明的态度的话，那么帝国也不得不预告:帝国不得不放弃从来之隐忍，与列国一致进而采取自卫手段。关于南京事件的解决，基于致力于拥护蒋介石等南方派中的稳健分子而将责任归之于该派中过激分子即共产派之旨趣，在英美各国与蒋介石之间进行调停斡旋，致力于和平解决的手段……为达到上述目的，帝国政府根据非正式手段，让在中国南部各地驻在的文武官员图谋南方稳健分子的团结特别是促进与国民党右派的提携，如果有必要，可提供其所需要的援助”。4月7日，陆相宇垣对总理若槻建议，“压制并驱除长江上游及南方之共产派，主要由列国协同承担以军费及武器供给南北两派的稳健分子。”
但是，随着1927年4月田中内阁上台，对华转取强硬政策；并提出蒋的攻势局限在南方，而不触动日本有特殊利益的东北和欲扩大势力的北方。蒋介石为避免日军再次出兵山东，故加紧对日进行解释工作。
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1927年秋，蒋在下野之后访问日本。蒋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要确定与宋美龄的婚姻，这一点他获得了成功。但根据同行的张群回忆，蒋认为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与日本首相田中会谈。11月5日，蒋与田中会谈了两个小时，田中许诺在国民革命阵营中只支持蒋；蒋则表示了对日本在华利益的理解。田中明确表明日本不会干预中国的内争，并建议蒋集中力量巩固其在南方的权力，而让北洋军阀在北方自相残杀。表面上看，这个建议是明智的，但田中似乎在暗示所谓日本不拟介入的中国“内争”，不包括北方。
蒋则指出，他的部队只有在面对敌人时才能保持团结，因此他必须继续北伐；双方的长时间会谈未能达成一个确定的结论。日本是否会在蒋继续北伐时保持中立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并未得到澄清；双方也都避免提及敏感的“满洲问题”。继续谈判的门并未关闭，因为田中表达了再与蒋见面的愿望。但蒋感到田中“毫无诚意”，由于认为此行的结果“可于此决其失败”，蒋在几天后即返回了上海。史料来源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中国台北1980年版，第20—33页。
从币原外交到田中外交，日本对蒋介石一派的支持都是以“反赤”为标志的。1926年3月冯玉祥曾封锁大沽海口并炮击包括日舰在内的外国军舰，造成所谓大沽事件（《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不得影响京津交通出口）。日本与其他列强一样，对冯玉祥极为猜疑。东京既然不信任冯，则自然宁愿蒋入主北京。因此，蒋乐观估计日本对他继续北伐会采取比较温和克制的应对手段。
尽管如此，蒋介石在1928年准备继续北伐时；仍希望与日本达成某种协议，这是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长的主要原因。在正式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前，黄郛也努力去缓冲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以为继续北伐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黄一上任即大大降低了攻击帝国主义的调子。尽管黄仍然坚持通过谈判修订之前所有的中外条约（包括不平等条约），但他也宣布南京将承认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前订立的所有中外条约（包括不平等条约）；这是国民党首次承认中外条约的有效性。史料来源《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354—360页。
南京新外长实际上也愿意与英美达成某种协定，这样，万一中日爆发战争时或可孤立日本。在老朋友福开森（John C. Ferguson）的帮助下，黄郛意识到与英美解决南京事件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实际上，南京与英国之间就解决南京事件的谈判自1927年起已在进行。到1928年春，双方皆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许多关键问题得以解决，但黄与英国公使蓝普森（Sir Miles Lampson）达成的协议最后却为伦敦所拒绝。蓝普森不忍见其努力付之东流，乃将他以为是合理的协议及中英谈判的详情尽告美国公使，并敦请马慕瑞据此与南京谈判。马慕瑞抓住机会，很快与黄郛在上海达成了解决南京事件的协议。
中美之间的迅速达成协议一度让外界误以为是南京正向美国示好。实际只是南京政府减缓中外紧张的战术运作，达到目的后即不再发展。故马慕瑞于同年4月份访问南京并重开美国驻南京领馆一事竟因无法安排所需的军事仪仗队，而告吹。与此同时，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Admiral Mark L. Bristol）海军上将那时正逗留于沪宁地区，蒋与其参谋长何应钦都曾见过布里斯托。但布里斯托试图回访何应钦时却吃了闭门羹；这都说明当时国民党无意走华盛顿路线，其外交的真正中心仍是日本。
笔者认为单从全力推进北伐统一全国的大目标来看。蒋的外交策略是务实的、有必要的；毕竟当时，外国势力已成功左右中国内政的主要因素，而在山东，东北聚有重兵的日本；是蒋北伐入主中原最大障碍。只有稳住日本，北伐才能顺利完成。
但是在联德之时，应积极联美；因为当时作为一战战败的德国，对日本毫无威慑。只有利用美国才能制约日本。
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远不如其父）
四．张作霖与蒋秘谈，积极联美抗日
在北方，掌权的奉系与日本的关系颇类似当年的国民党与苏联。日本的援助对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作用甚大；与此同时，日本自身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也日益扩大。这就造成了，双方在东北权益上出现了竞争局面，而且均尽量利用对方而又力图不被对方所利用。但是日本已成东北权势结构重要组成部分，并威胁到奉系最高层利益；这不可避免地加剧奉日间冲突。对于日本，张作霖有其最后不逾越的底线，即避免作任何可能与日本的“二十一条”相关之事，以免被东三省人民视为卖国贼。实际上，直到张被日本人暗杀时，日本仍在试图落实十几年前已在条约上获得的许多利益。史料来源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2辑（1979年），第21—32页。
当奉系入据北京之后，在名义上掌控全国；至少整个北方。日本对华侵略就扩大到整个中国，这更将奉日矛盾推向风口浪尖。日本的方针是仍将张视为东北地方首领，只攫取东北的权益，尽量回避全国层次的谈判；以期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前解决“二十一条”以来整个东北的遗留问题。日本的方针极大伤害了张作霖的面子，因而也增强了张对日本的不满。
张氏控制北京后，增加了其与其他外国列强接触的机会。日本也从支持者转向威胁者，故在京的奉系首领们就追随袁世凯当年的策略，将日本的各种要求公诸于众；寻求国际舆论同情。与此同时，奉系也感到有必要向其他外国列强靠拢；奉军总参议杨宇霆曾一度缓和了奉俄矛盾，但俄国人在北满的势力构成对奉系权力的直接威胁，这一点致使最终未能达成联苏制日战略。奉系因而逐渐转向了美国与英国。史料来源张国忱《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路内幕》，《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2辑（1979年），第27、31、4—11页。从上述史料看，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是积极抵制了日本侵略。
早在第一次北伐，蒋介石就决定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利用张作霖与吴佩孚，孙传芳矛盾；剪除奉系对直系的支援。故1926年秋，奉系与国民党进行秘密谈判之时，奉系即建议双方“设法自行疏远”各自的“外交背景”，即奉疏远日而南方疏远俄；阎锡山也从中斡旋，劝奉方归顺国民党，共同“讨赤”；不过此时，奉方虽表示可接受三民主义，但不肯放弃原来的安国军旗帜，企图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并占据皖，苏两省；这样蒋介石就只得将奉系加以军事打击，以使其屈服。史料来源李国祁《北伐的政略》，载《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1988年版，第219页。
当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军政府时，他邀请被日本人视为“反日派”的领袖顾维钧出任总理或任何其他职务。顾谢绝了邀请，但同意留在北京并实际参与了张政权与英美方面的联络。顾氏影响下的北京外交，在修订不平等条约方面比南京政府还激进，且在最惠国条款上持决不通融的态度，其最主要的考虑即是不让日本人侵占更多东北权益。张作霖的强硬态度既是向日本人示威，也表明他欲与美英建立更密切联系。
奉系首领，对日强硬派，张学良主要对手—杨宇霆（1929年被张学良处决）
北京政府发现，美国根据《辛丑条约》在京津所驻军队可以作为对日本权势的一种制约。1927年9月，美国人正在认真考虑撤回其驻天津部队；杨宇霆曾正式告诉美国人，北京希望其驻军留津不撤。更具深意的是，杨还曾正式向美国方面提出中美军事合作意向。
1928年2月，杨即指令海军部副部长沈鸿烈与美国使馆海军武官接触，沈直率地指出，需要美国方面以具体行动来证明其友谊。北京希望美国：首先，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与南北双方修订新约；其次，在远东显示足以与中国实际上结盟的实力；最后，协助中国发展海军，包括训练中国海军，出售军舰给中国，并为中国造舰等。如此大的计划远非美国海军武官所能处理，他只能将讨论限制在技术层面，指出由于有列强对华武器禁运的协定，美国是不能向中国出售军舰的。美国海军武官很快发现北洋海军首脑远不如杨宇霆那样急于达成这个计划，但奉天方面的意图却是清楚无疑的。
张作霖在20年代后期频繁向美国示好很快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些年轻日本军人甚至视张为美英的傀儡。的确，也是在1928年2月，差不多正是南方任命留学日本的黄郛出掌外交时，张作霖在杨宇霆推荐下任命顾维钧的朋友、留学牛津的罗文干为外交部长。南北双方的两项任命不仅透露了奉系与日本日益加剧的冲突，同时也凸显了南北双方外交取向的歧异：南方试图走东京路线而北方打算走华盛顿路线。
蒋介石与北方两强冯玉祥，阎锡山
五．控制华北蒋决意北伐，却被日本军人集团欺骗
自宁汉合流，到蒋介石再次掌权北伐（二次北伐），国民党继续迈向统一步伐。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确立逐渐进入建设阶段。也坚定了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说理’之和平自强外交”，即“不恃强大之武力与世界帝国主义者相周旋”，应该用“‘现实主义的建设’，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暴力手段”，相信“强毅之建设的努力，终必能造成中国达此目的之能力”。遂举全党之力，“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成功”，也就“实为今日不可稍缓之工作”。由此看，国民党在济案发生后，其奉行的隐忍退让、绕道北伐，不采军事对抗而由外交交涉，并决定从建设着眼指导民众反日运动，与此时已渐进于建设时期相符，实系自身发展战略正在转变所致。
南京方面在与美国等列强解决了南京事件悬案后，便继续北伐，以尽快完成统一战略。很快，蒋介石就成功地获得了冯玉祥、阎锡山的支持。但是冯，阎均为北洋军人，蒋并不愿意让这两位北方军事强人取得华北实际的控制权。他必须尽快地将“党军”开到华北，以便抢先夺取京津地区；只有占领京津地区，就能控制整个华北，国民党就完成了实质上的统一。蒋的权利及威望也将登上全国领袖地位。
而最理想的计划是蒋的“党军”沿津浦路北上，而李宗仁的部队沿京汉线北上。但是由于李对蒋的猜疑，且李又正在努力巩固对两湖地区的控制，他对继续北伐的支持是相当有限的。这就进一步增强了蒋亲率谪系部队直入北京的必要性。
蒋要快速北上，必沿津浦线用兵。这样北伐军就要进入山东，特别是津浦线枢纽济南。山东是日本在华利益的集中区，且聚有重兵。这就增加了中日正面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蒋仍未与日方就济南地区是否在中国“内争”的范围之中达成肯定的谅解；这也为济案爆发埋下祸根。
1928年3月8日，蒋在上海接见日本记者时，首先表示国民政府甚愿与日本解决南京事件的悬案，接着即强调真正的中日亲善只有在中国统一之后才能达成，而继续北伐正是统一中国的必经之途。同时，黄郛也代表蒋向日本政府表明希望能在北伐军进入山东时不要出兵干预。黄甚至说：“假如日本真的出兵，也希望日军不要阻挠北伐军的军事行动”。史料来源于《革命文献》第18卷，第3191—3194页。
但是4月19日，田中义一通过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告蒋介石：“如果在济南附近战争，日本便会出兵”。21日，日本首批部队到达济南。国民政府外交部随即提出抗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八项应付方案，认为日本此次出兵山东，目的在阻止北伐，共产党也“将会乘此时机煽乱，破坏北伐”。有鉴于此，“为完成北伐计，应以全力避免不利之行动”：国民党党员和民众在此期间要遵照中央指示，停止一切罢工、罢课，坚忍慎重、巩固后方、保持秩序、助成北伐；各民众团体可以个别开会或开代表会议发表意见，但不能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大会及游行，议论的攻击对象为田中内阁，对于日本人民“应保持向来希望两国亲善之态度”；要保护外侨生命及财产的安全；会议结果训令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领导民众，切实遵行”。这八项应付方案，实际就是保障大后方稳定，同时避免激化与日本的矛盾，对日本中立做最后之努力。史料来源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主张对日强硬的白崇禧在4月29日致电蒋介石：“日本出兵，意图妨碍北伐，我军应继续进攻，勿为所慑。若存投鼠忌器之心，则不但延残余军阀之生命，且纵邻邦之野心。”蒋介石回电称：“日本出兵，不足妨碍北伐之进展，决无因外兵中止革命之理也”。史料来源《革命文献拓影》，北伐时间第19册，蒋中正档。可见，北伐统一战略，是蒋介石不顾日本出兵坚决进入济南的主因。而且在事件发生前，蒋就决定对日军挑衅不加抵抗。其5月2日记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而乱大谋。圣贤所戒”。史料来源于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第26页，中国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
南京大屠杀，济南惨案罪魁—佐佐木到一（1955年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另外蒋介石，黄郛认为，日本军事情报人员、当时以日本使馆代理武官身份活动的佐佐木到一中佐，曾亲自向蒋介石转达田中的口信：“日本政府不阻止革命军的行动，你对北京的行动可以安心。”有此口传信息，蒋想必认为田中当时所谓不拟介入的中国“内争”，一定是包括了中国关内的全部。田中主动表态，给蒋介石，黄郛造成很大的误判；这也显示蒋介石，黄郛不了解日本政府实际情况；那就是没有与日本军人集团达成合作。史料来源《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佐佐木到一笔供》第20—21页。
即使在日军正式出兵后，蒋也获悉佐佐木的上司日军参谋本部的松井石根将军，将亲往济南会晤蒋以防止中日冲突。并且，日本驻上海领事矢田也曾向黄郛保证，到济南的日军“决不袒奉”。盖日本外部与军部有严肃约定，日政府既已对国际发表出兵仅为护侨的声明，则此事与“对欧美信用有关”，日必遵守。黄也知道日本文官集团未必就能控制住军方，故认为矢田之言“未可深信”，但其表态终究表明进入济南可行。故黄郛等预计到中日之间在济南可能有麻烦，但还相信可与东京协商解决，故派张群前往东京运作以防止冲突。同时，为了缓和日本的疑虑，南京还接受松井的建议，任命张群为青岛市长。史料来源《亦云回忆》，第360—362页；张群：《我与日本》，第37—39页。
北伐军进兵山东时，蒋介石将佐佐木带在总部随行。由于有上述的许多准备，且毫无理由不相信佐佐木所传达的田中口信，蒋在北伐军占领济南的当天就亲自进驻济南。而且蒋所在的总部与北伐军大部队恰恰是被日军驻地分割开的。当第40军长贺耀祖警告蒋说局势尚十分危险时，蒋告以佐佐木会负责协调双方以防止冲突，可不必顾虑。
因此，最后中日军事冲突爆发后；济南日军全面紧逼，甚至威胁到蒋介石自身安全，这都大大出乎了蒋介石，黄郛的预料。1931年10月22日，南京市国民党员抗日救国大会上，蒋曾追述1928年济案经历：“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身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物”。可见当时战事爆发之突然，之危险。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笔者考证到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3-154页记载。济南惨案发生前，蒋介石曾训令部下“只有忍辱负重”、“不与日军构争，保护侨民”、“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极力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蒋介石在事件前，确实下令对日军挑衅不抵抗；但是否下令“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笔者未考证到其他史料。王芸生是当时的左派报人，济案前就与中共积极合作。笔者认为该命令，很可能是他添加的。
占领济南城西门的日军
六．国军战败撤退还是不战而退？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第1集团军朱培德部进入山东省会济南。济案爆发于5月3日，国内称“五.三惨案”，日本称济案。
关于济案当天情况，两岸及美国存在两种说法。第一国民革命军战败说；即双方当天爆发了战斗，打了数天。日方死亡的军人达230名，平民16人，中国军民死亡高达3000人以上，双方负伤者更多；国民革命军力战不支，被迫撤退。1934年，日本人在济南公园内修建纪念济南惨案时丧命的157名军人的所谓"忠魂碑"；抗战胜利后，该园拆除"忠魂碑"；并另建成"中国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公园改名胜利公园。1948年更名为青年公园。史料来源《日本外交困境：1924-1929年日本对华政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72年版，第300页。笔者未看到该史料，不清楚作者及史料来源，难以判断其真伪；也未找到国军抵抗的史料。
第二就是不抵抗主动撤退说，细节又有二种说法。说法一：5月3日上午，日本驻济南武官酒井隆的诡计，他命特务在中日两军对峙中放枪，从而引起双方误会。蒋即严令中国军队离开日军所驻区域附近，并派人到日军司令部“妥商防制冲突办法，乃亦遭侮辱，得无效果”。
当天下午，日军“无视国际公例，残暴杀害战地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于交涉暑中。蔡……被割去耳鼻，而后枪杀。”驻济南的美、德、英等国领事进行调停，而“日方傲然不理，继续进行屠杀”。随后，日军以提出苛刻带侮辱性条件，强迫蒋介石在12小时内接受。史料来源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
说法二：5月3日，日军在济南滋事，屠杀中国军民。是日深夜晚，战地政务委员会派遣济南的外交处长兼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交涉署职员，悉被日军惨杀。
日本炮轰济南城
日军猖狂更甚，于5月8日至11日，以重炮轰击济南城；事件中国军民死亡三千余人，伤一千五百余人。史料来源于崔士杰：《五三惨案回忆录》，戴《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75页。崔士杰先生在济南惨案爆发时，他协助黄郛与日方交涉；事件后，他还接任遇害的蔡公时为山东省外交特派员，他是事件亲历者。
这也与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88-89页记载：1928年5月3日在济南挑起事端，先是残杀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蔡公时等人，后又炮轰济南城，中国军民共死3245人，伤1450人。与崔士杰先生的记载相佐证。蒋永敬先生是中国台湾权威史学家。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的可信度高。不过都未记载事变前蒋介石曾下达“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的命令。
综上，从目前笔者掌握的史料看。1928年济案当天，国民革命军很可能未抵抗；但蒋“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的命令，也很可能是杜撰；至于日方宣称的战死157人，有诬陷中国军队的可能。
而中国军民死亡人数应在3000人以上，伤1500人左右；不是国内网络长期传说的死亡1.7万人，伤2000人（百度词条）或伤亡万余人。
蒋介石挚友，对日军事备战主要推动者—朱培德
七．蒋介石为北伐统一，忍痛绕道济南
济案发生后，蒋介石感到“日军如此残暴威逼，……如有一毫人心，岂能忘此耻辱”，并追问自己“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但认为“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故而决定“与之周旋”。（史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央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蒋决心继续采取隐忍态度，当日即严令部队“不与抵抗”，同时命令城外的军队于1928年5月3日下午5时以前撤离济南。4日，“日军所占区附近，已无一华兵”，蒋介石将此事通知日军第六师团长（王牌中王牌，可见日军有备而来）福田彦助，请其约束部下，还应福田要求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举行谈判，但黑田“一种骄横无人性的态度，并不是真心约来会商和解”，而是“求能扩大事态”，阻碍北伐军“渡河北进”。史料来源《熊式辉回忆录》，转引自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谈判无望，当天（5月4日），蒋介石与第1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等会议，决定国民革命军大部分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表示：“为铲除主义障碍计，为缩短革命过程计，惟有一面北伐，一面静候外交当局严重交涉，以谋正当解决”，并要求“对于各友邦领事及侨民生命财产，仍应保护，举凡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讲，尤宜随时取缔，勿以一朝之忿而乱大谋”，仅在济南保留少数部队，并由正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向日本外相田中义一发出抗议，与此同时，通电国民政府表示“对此侵略，决不屈服”，准备将日军暴行“宣布中外，以促国人觉悟而博世界同情，再图对付”，并希望“后方民众，仍以持镇静态度为宜”。史料来源郁道编：《五三血》，上海自强书社1928年6月发行，第33页。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册（1927—1931），第92页。
5月9日蒋介石致电广州李济深，要他派人到香港寻求英国当局的援助，电中称自己：“含泪忍辱，节节退让，并恐小不忍而乱大谋”。10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济南。11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国危已极，身受更苦，惟多难兴邦，毫无悲观，只期共同一致，则五年之内，必雪耻奇耻也。”
5月18日，日本政府借机向中国南北双方提交了一份文字相同的最后通牒，其中强调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这揭示出日本出兵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威慑北伐军不得向东北进军。但是日军的意图不止于此，他们更想要“振兴日本军人精神，镇慑中国人，并让外国人（按指欧美人）牢记日本军队的决心”。若与事前矢田领事“决不袒奉”的表态相对照，其暗示性就特别清楚。日本文官集团所考虑的是遵循其外交声明以维护“对欧美的信用”，日本军人集团的目的则是向欧美人证明其“决心”以确保其在中国的权益。这个重大的分歧对之后日本的内政及其对华对美政策影响巨大。
1928年7月北京香山举行北伐成功祭灵大典（很快，蒋冯阎开始中原大战）
八．济案后蒋介石放弃入主中原，中国统一加速
与日本军人集团相反，蒋介石在事发之后仍极为克制，因蒋的所有计划均建立在中日冲突可以避免或至少限制在极小范围的前提之下，他曾力图就地解决冲突。事情既然不能解决，蒋就坚心放弃奉行已久的争取日本中立的方针。
由于感到被日本人出卖了，蒋还召见佐佐木并向他宣布：国民革命军将来与日军不能提携。日本人既已不可信任，北伐中有可能再次发生中日冲突。在全面权衡利弊之后，蒋作出了重大的战略改变；他命令所有的黄埔军撤出济南地区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让其他的北伐军绕道进军北京。这标志着蒋放弃了亲自领兵攻入北京的计划，也意味着蒋决定暂时延缓对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巩固其在南方的统治。这个决定对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重大，直到败退台湾，蒋介石都没有真正完全控制北方。
对日本政府来说，济案的结果与东京的目的完全事与愿违：这迫使北洋军不战而退（奉军退回东北），引发了中国全民的仇日情绪；间接促进了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这是许多日本军人所不愿见到的；它也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同时引起北伐期间唯一有留学日本经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辞职；最后，更促成日本政府极不信任的冯玉祥在华北部分取代蒋而获得了极有权势的地位。之前，国内网络曾称黄郛替蒋介石背最多黑锅；单就济案看，蒋介石，黄郛都是背自己的黑锅，不存在黄郛替蒋介石背锅之说。
济案激起了北洋各军事集团的民族主义情感，这引发了许多地方军阀对日本侵略，内战却不止的不安。使北洋军人日本愤慨彻底爆发。就连孙传芳都表示：“日人欺我太甚，本人受良之责备，不愿意再事内争。”这大大加速了中国统一的进程，最终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军事集团。
济案发生后，奉系高层的意见有些分歧。一般而言，奉系将领都倾向于息争，但非奉系的将领，特别是直鲁联军方面，则对与南京政府妥协有保留。因其地盘正在奉宁之间，他们顾虑会成为奉宁妥协的牺牲品。当时任交通部代部长的奉系常荫槐迅速成为息争的主要鼓动者。常在5月5日即密电正在石家庄前线的张学良、杨宇霆说：“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拟请两公电大元帅主持通电，速息内争，一致对外。谅南北将领同具此心，自可明大信于天下”。常氏并明言，北方息争后，若南方仍欲进攻，则“无论军事胜负，公理具在，我虽出关亦有荣焉”。张杨次日复电，赞同常意，惟表明因统兵在外，不便谏言，请常直接向张作霖进言。张杨又就息争电的具体内容提出修改，主张只须“表同情于国人”而不必得罪日本，“万勿倡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
常荫槐于5月7日再电张杨，说大元帅已主张息内争一致对外，但内部还有一二人阻止，故尚未决。请张杨速来京“会同极谏。务期达到目的，免为后世唾骂”。张杨遂于次日返京。常的电报为密电，并非用于宣传，可见奉系将领作为中国军人的大认和荣辱，以及对后世名声的重视。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常荫槐致张学良、杨宇霆》时间注1928年5月5日，5月7日；《张学良、杨宇霆致常荫槐》，时间注：1928年5月6日；“常致张、杨”，全宗3004，卷号189。
济案也激起了全国民众，政商界不满。1928年5月6日，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指出既然南北双方同时抗议日军暴行，则对内虽尚有分歧，对外已“表示一致”。现国难已临，只有“停息内争，集合全力，以御外侮”。北平总商会当即通电响应。张作霖也很快决定息争以对付日本，他选择了5月9日，即因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而成为中国的国耻日那一天，向全国通电息兵。张并命令前线北军一律后撤，使南京得以专心对日。史料来源1928年5月5、8、10、12—15日《晨报》。
短史记杨津涛《“张作霖对日本人手黑”是吹出来的》（张作霖黑日本是真的）
从上述史料可见张作霖面对日本的侵略威胁；很有中国人的骨气。绝非短史记杨津涛所说，仅仅采取拖延、耍赖等方法。在济案前，就积极联美抗日。在济案后，更积极与南京政府就和，并将东北军调回关内，准备全面抗日。
正如矢田告诉黄郛的，奉日关系早已“极不圆满”。张作霖已在准备撤回东北以保存实力。而且保存实力主要是用来对付与日本可能的摊牌。在日本于5月18日提交最后通牒中强调要维护其在满蒙治安的责任后六天，张作霖接见了日本记者团，这是张入关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见记者。张向日本记者表示“莫大之觉悟与决心”。在提到日本公使芳泽最近向他提交了最后通牒之后，张直言：“余此时有负全责任维持东三省治安之决心，此层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这是张对日本通牒的唯一公开答复。大约一个星期后，张即被日本人暗杀于皇姑屯；奉系进入张学良时代。蒋就明确指出张作霖和平撤军到关外的目的之一即是“保东省元气，巩固东北之国防”，故“必使其全部集结于东省，以为一致对外之张本”。史料来源1928年5月25日《晨报》；另外李国祁《北伐的政略》，《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第234页《蒋介石致吴忠信》中。
5月9日，张作霖宣布停战，国内政治问题交给国民公正裁决。16日，派出使节赴南方商谈。不久，南北之间的妥协却因统一究竟是以谈判解决还是取军事投降的方式这一根本问题而搁浅。南方坚持北方应先接受国民党领导下的全国统一，然后再考虑对付日本等其他外交问题。北方则争辩说，为了全力对付日本，南北应谈判出一个和平解决内争的长久安排。换言之，即使南方从军事上征服北方，也不能解决国内的危机，遑论对外。因此北方提议应保持五色旗，以体现真正的联合统一，而不是北方投降南方。但北方既已失去争斗的力量与基础，最终在国旗等一系列问题上让步。
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很快和平接管了北京。不过，新当权的国民党确实面临着北方所说的必有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的真统一方足以御外侮这个重大难题。这一切，都随着张作霖被刺杀；张学良上台，最终接受东北易帜而告结束。
德国军事顾问团培养中国学员
德械师开赴淞沪战场
九．外交转变蒋介石积极联美联德，开启对日备战
蒋原本就对日本日益不满和怨恨，但因国内问题的困扰而一忍再忍，最终在日本无休无止的紧逼之下，忍无可忍，终于走上对日全面抵抗的道路。
济案后，攘外在中国内政发展的作用大幅提升；更开启对日备战，积极推行中德军事合作，对中国抗战影响重大。而外交也就成为新当权的国民党的当务之急。蒋介石指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外交”。蒋的真正含义，在他于济案后不久给蔡元培的一封电报中表露无疑。蒋强调了教育是救亡最重要的手段，并主张速编国民党的教科书以强迫发行之。然后，他更明确提出：“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这说明蒋氏已经意识到，外患的深重可能会压倒民族国家统一，重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后来之所以大部未被实施，原因甚多，但攘外成为首要国策是最主要原因。
济案粉碎了国民党对日中立工作的全部希望，其外交重心全面转向联美联德。国民党人也首次学起袁世凯的策略，将济案日军暴行大肆曝光。蒋指示南京政府将“事实宣告全世界”，国民党上海党部立即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以反帝为标榜的南京政府并直接诉诸帝国主义控制的国联。令人玩味的是，被国共两党共骂共反的“大汉奸”袁元凯；对付日本“二十一条”的办法，最终还是在济案后，被国共两党拿来反制日本。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召开临时紧急会议通过了《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和《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要》，并要求国民党党员“以坚忍刻苦的精神执行”。惨案应付方案七项，大致如下：1、尽最大努力彻底解决惨案和一切不平等条约，但须积极准备武力、体力、财力并唤起民众研究日本问题、了解现实形势；2、提倡增进国货生产抵制日货，不宜采用封闭商店、烧毁存货等有害无益的方式；3、进行有利宣传，指导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一致；4、劝告民众“整齐严肃，准备最后最大的奋斗，不可有无计划无组织甚至于无目的之动作”，防备共产党的破坏；5、日本的目的，“一为镇压其国内政潮，二为延长中国残余军阀之运命”，故要“力持镇静……勿中日本军阀之奸计”，并且要更加注意“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使日本军阀无可藉口”；6、日本第二次出兵时，颁布的八条方案继续有效；7、惨案事实和外交状况随时通告民众，使中央和民众“息息相通，以一致精神，共济当前之危局”；此方案要“严守秘密，禁止登载报纸”。显然，国民党要求民众和中央一致继续保持镇静，要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不要采取有害无益的方式盲目行动。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上海民众发起抵抗日货，对日经济绝交运动
至于抵制日货、经济绝交，会议也制定了15条要纲：1、指导民众团体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领导经济绝交；2、要能代表各界民众团体，不能单个系统独占多数；3、设总务、宣传、调查、纠察等科；4、目的是给日本经济以极大的打击，唤醒日本民众抵抗军阀政治；5、主要工作：拒用日本银行的钞票，提取存款、停止汇兑和买卖货物等，但所有日本工厂、洋行、日侨家庭或私人雇员和雇工等暂不罢工，以免影响工人生计；6、囤积或余存的日货，制定日货调查表，分发各店主限期填报，必要时可以秘密调查，登记统计后，按发给凭证售卖；7、已经定购的日货停运，如果已经付钱不能停止，也要按前项办法处理，制订不得继续定购办法；8、日本所产各种原料确属必不可少，得由委员会酌量通融，但须领有该会执照才能交易；9、须切实联合码头、机房工人和海员等作消极抵制和秘密侦查工作，但不可作有形式的检查和罢工；10、如与行商发生纠纷，由民众仲裁机关判定，条例另规定；11、奸商惩戒，简章另订；12、开办和维持费用，由民众团体和行商捐助或筹垫；13、罚款一律存储，备慈善事业之用；14、对日经济绝交期间，由全国抵制仇货委员会根据外交形势规定一切，各地务须一致；15、其余未宣布事宜，由各地酌量办理；“注意严守秘密”。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四），第111页。
从以上应对方案看，国民党期望通过民众运动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统一步骤紧跟外交形势，同时要求运动从建设方面着眼，不能进行有害无益的破坏活动，要尽最大力量打击日本经济，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如指导民众抵制日货。在宣传，外交上寻求国际同情，打击日本外交形象。在这当时，是中国最佳最可行的办法。
南京政府已与苏联正式决裂。如蒋所说：“绝俄之后，必有与国。”而国民党与英国的旧怨尚在，现在又与日本闹翻，这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国民党尚可进行工作的在远东有影响的大国。结果，南京政府一面开始向美国寻求道义和财政支持，同时也力图将美国拉入中日纠纷之中。
故1928年5月10日，南京政府批准伍朝枢立即由欧赴美寻求帮助的计划。接着，南京政府也直接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要求美国出面调停。不久，南北双方的许多团体或直接要求，或建议南北政府要求美国调停。日本情报人员也注意到，蒋介石本人在逐渐向美国靠拢。实际上，这也是蒋希望给外界的印象。蒋有意指示南京外交人员制造假如中日开战，南京即能获得美国援助这样一种国际认知。这种姿态与两三个月前南京对美国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
同样，南京外交政策的转移也由外交部长的更迭所体现。国民党人既已转向美国，黄郛即失去价值，很快由耶鲁大学毕业的王正廷所取代。蒋在请黄辞职的电报中说：“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亦受影响”。黄那时正与日本交涉，则“各国”者，即日本之外的列强也。可知蒋此时考虑的，正是以黄为首的留日派已不适于所谓“各国外交”了。
起初，国民党人想使中日冲突国际化和争取美国支持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不太可能正式介入中日争端。且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国民党人为争取美国的介入，很快决定减缓其在国联的努力；但美国政府不久即正式表明无意调停中日冲突。英国也私下表示只能中立，不拟介入。可是在日本5月18日的最后通牒发出后，西方列强的态度一下转为同情中国。由于日本在中国东北要求实际等于独占的“特殊利益”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的利益相矛盾，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中美利益开始变得一致了；美，英等西方列强态度有不小的改观。
说到底，济案后面的核心问题正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一战后的列强四国银行团曾将日本在满洲的利益限制在特定的一些铁路上，但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则回避了此问题。此时的局势使美国人感到不能再坐视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美国国务院曾长期奉行在中国的内争中保持中立的不介入政策，但国民党在中国取胜造成的变化和发展使美国人觉得有必要改变这一政策；以帮助国民党人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美国国务院的新方针是帮助提高南京政府的国际地位，希望会“加强其处理极其困难的国内事务的能力”，如此则南京政府就有可能演进为一个“稳定的文官政府”。
1928年7月25日，马慕瑞与宋子文签订了中美关税新约。该条约恢复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以换取南京对最惠国条款的接受。对这一条款，北方政府十年来寸步不让，曾是中外修约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同时，条约的签订意味着美国已正式承认中国新政府。这标志着美国第一次主动卷入中日在满洲的冲突。《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道义支持就是对日本的“精神打击”。该文说，中美条约的内容固然尚非完善，但其对中国人的精神支持则非言语所能形容。
反观日本政府内部对于怎样处理中国东北与关内的关系的观点也是颇不一致的，特别是军方和职业外交官之间歧异更大。一开始田中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路线。
但是在南京于1928年7月20日中日“马关条约”即将期满废除以后，日本选择了军方的强硬路线。当然日本人很清楚，如果不先说服列强，特别是美国，要在中国采取强硬行动是不明智的。但是要想让列强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确属至关重要但并非朝夕可就之事。更重要的是，在满洲日本军人集团并不赞同东京方面的审慎态度，而且一直准备独自采取行动；并最终引发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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