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把中庸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为人处世最高的原则，要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这样的分寸感拿捏起来太难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境界。

人们都想追求完美，都想达到中庸这种至善至美的境界，但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做到中庸是极其难的。难在中庸之道的理想境界与现实人生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社会实践中，由于人们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事物的复杂变化难以准确预测，许多复杂因素相交织，从而考虑不周全，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以至错误，不容易达到纯粹的中庸目标。

孔子也知道中庸很难达到，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也认为，很难找到能够完全做到中庸之道的人了，现世的人不是“狂”就是“狷”。

“狂者”是什么的人？

“狂者进取”，这是孔子给狂者的定义。狂者是指这样的一类人，志向高远，奋发向上，勇于进取，敢于创新。大家一听，这全是优点，多好呀，现在社会缺的就是这种敢做敢为的人。

这类人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太激进，往往任性而为，不计后果，行为偏激，有点任意妄为。

现实中的愤青，有点像狂者，愤世嫉俗，对社会进行无情的鞭挞。砸烂一个旧世界，却不知道如何建设一个新社会，缺乏建设性。

“狷者”又是怎样的人呢？

“狷者有所不为”，是孔子给狷者的定位。“狷者”，为人正直清高，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这类人追求道德完美，不合规矩的事不做，不与现实合作。

狷者谨守有余，缺少进取精神，做事过于谨慎小心，循规蹈矩；还很自恋，自命清高，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对于有污自己声名的事袖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狷者宁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也不会轻易地与现实妥协。古代贤者伯夷属于狷者，他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如果朝廷中有坏人，他就不去做官，羞与他们同列，看到有污点的人，他就躲得远远的。孟子称伯夷是圣人当中最清高的人。

武王伐纣，他认为是以下犯上。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就跑到首阳山上采野菜吃，也不吃周朝的米，当有人说野菜也是周天下的，他野菜也不吃了，结果就饿死了。

我们可以看到狂者与狷者个性特点都很鲜明，一个是过于激进而不计后果，一个是过于清高而不积极作为，失其中、失其正，都有它们不足的地方，都不是孔子所提倡的中庸的最佳状态，最理想的情况是把狂者与狷者的优点合而为一。

狂者与狷者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正面的，可取的地方很多。前者是有为，很有进取之志，可以开拓进取；后者是有守，有羞耻之心，懂得守规矩，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能够独善其身。

孔子说，如果实在找不到能行中庸之道的人，就退而求其次，狂者或者狷者也可以，他们起码还有可取之处，有鲜明的个性，千万不能是毫无个性的“乡原”之人。

“乡原”之人就是故意做出忠厚老实的样子以迎合别人以讨取人喜欢的人。

乡原之人有何特点？这一类人，你想挑他毛病却挑不出来，批评他又说不出他有什么错误；依照社会的流俗来做人，行为方式与世人相同，合乎众人的标准，看不出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为人看起来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方正清廉；不与人树敌，也没有与大家闹矛盾，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也觉得自己在为人处世上八面玲珑，做得很不错，自我感觉良好。

这类人看起来好像做得很中庸，其本质是与社会不良现象同流合污，没有原则和操守，善于左右逢源，与君子交往则标榜仁义道德，与小人结交则狼狈为奸，他们似是而非的表现很容易迷惑大众。

乡原之人表面老实实际上是八面玲珑的人，也是毫无原则的老好人。孔子这种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乡原，德之贼也。”乡原对道德是一种伤害，这样的人是要不得的。乡原之人对社会风气危害更大，与其要这类人，还不如要狂者或狷者。

狂者狂不可怕，最起码他们积极进取，有奋斗精神，社会需要有这一类来推进，改革就需要这样敢于创新的人，敢于冒险的人。狷者虽然有所不为，但他们有操守，不会干坏事，不会妨害他人，是遵纪守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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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论语》之《子路篇》：

【原文】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译文】孔子说：“找不到行为合乎中庸的人而和他们交往，一定只能和勇于向前及洁身自好的人交往！勇于向前的人努力进取，洁身自好的人不会去做坏事！激进的人勇于进取，耿介的人不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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