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明清五百年的商业传奇——晋商家族，血脉相传的父权管理理念|乔致庸|儒家|宗族|家族|晋商

引言

从洪武年间开始一直到清末，这五百年间，晋商纵横捭阖：他们以血缘作为连接的纽带，从山西出发，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描绘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商业传奇画卷。

晋商团体虽然的确是一个完善的商业体系，但是其本质上却也是一个封建制度下的巨大家族。以血缘为纽带的商业运作体系，使得晋商家族们必然要构建一个合理的家族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这些繁复而又严谨的家族制度，才使得晋商家族绵远流长了五百年光阴岁月。

一、晋商家族的兴起，是时代潮流的推波助澜

晋商的源起最早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在《晋书》中记载："石勒，上党五乡羯人，年四十，随邑人行贩洛阳。"山西地方自古就有商业贸易的传统，但是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善，因此晋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贸易模式并不能发展壮大。

那时的封建政府大多重农抑商，统治者们认为农业是根本，而商业是枝节。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商业的发展是比较困难的，晋商家庭没有办法大规模地从事商业贸易，只能在政府的压抑下小规模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赚取数量很小的利益。他们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内，不会得到发展壮大的机会。

然而到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水平逐渐得到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历史阶段，相当多的产品贸易遍及海内外。同时，明代洪武年间的开中制、张居正主持的一条鞭法等政府条令，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机遇。这些因素，为晋商家庭发展为晋商家族，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但是不得不指出，这也只是相对有利，晋商们仍然处于"戴着镣铐起舞"的艰难处境。

当然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宗族血脉观念，也为晋商家族的形成注入了一股核心力量。在明朝，儒家典籍相比前代更加深入人心，因此在人们的心中，孝悌的观念十分要紧。《礼记》中写道："曾子日，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孝道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家庭文化传承——如果一个人被指责不孝，那么他就已经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家族是由若干小家庭组成的，男性血脉的传承性使得这样的联系相对简单；同时也具有稳定性。小家庭参与到家族的生产生活中来，他们获得利益，于是就愿意付出。家族的本质，就是家庭的家庭。这时只要有一个足够的德高望重的大家长式的人物站出来，成为大家庭的话事人，那么家族就产生了。

因此，血脉的联系促进着不同小家庭的和谐，从而使得家族的凝聚力不断提升。

二、以父权为核心的晋商家族制度，成为晋商的中兴之道

家族制度的核心部分——至高的父权

晋商家族，是一个实际上的利益共同体。虽然血缘的联系使得他们走到一起，但是想要走地稳定而又长远，一个公正而又严密的家族制度的绝对不能缺少的。

家族的制度，不仅仅包括以家法、家规等明文确定下的条款，同时也囊括了当地的一些地方习惯、约定俗成的一些惯例。就好像是罗马法中，既包括了成文法，也包括了习惯法。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那么制定家族制度的人是谁呢？正是家族中的"大家长"。这其实正反映了晋商家族制度的真相，其实就是一种另类的父权制度。

在这样的氛围中，父权是至高无上的："大家长"拥有着整个家族最集中的权力，他管理着整个家族的所有事宜，包括婚丧嫁娶、商业经营。虽然他也需要遵守家族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他本人正是家族制度的制定者。

作为最著名的山西商人，乔致庸的故事被翻拍成《乔家大院》为人们津津乐道。在历史上，这个负有盛名的晋商，死后其阴宅的修建花费了半年之久。在这半年期间，为了防止尸体腐败耗费了诸多手段。当开吊之后，整个乔家大院银装素裹，满院缟素，前来送葬的人不仅仅有乔氏的本家子弟，更有乔家庞大的亲戚网络。乔致庸死后的哀荣，正是对于封建大家长威严最真实的体现。

父权的附属制度——财产与继承制度

晋商家族的一系列家族制度，可以说都附带有异常浓厚的父权特色。在财产制度方面，大家长几乎拥有整个家族产业的支配权，当大家长在世的时候，其甚至可以征用家族中每个小家庭的财产，同时也不会有什么人持有反对意见。财产的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同时也为商业运营筹措了资金，有利于经营业务的繁荣。

和财产制度并行的继承制度，事实上也不能背离父权特征：多子分承制度是晋商遗产分割的最主要措施。"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所生，止以子数均分。"但是可以注意到，由于"子数均分"，大家族的财产会被均分到家长的每一个儿子手中，这在实际上会造成家族的分崩离析，不利于商业做大做强。因此，在分家析产之外，一部分晋商也采取了创新的措施：

山西太谷的曹氏家族，在家主曹三喜死亡之后，他的七个儿子分割了财产、自立门户。但是在商业经营上，曹三喜的儿子们仍然在一起合资经营，由一个总的管理处来进行商业上的运营，其商号覆盖的范围从莫斯科到江南，遍地开花。而管理处的负责人，虽然并不是家族财产的所有人，但将成为实际上的大家长。

可以说，这种制度的创新，是在为家族商业的发展让步：合资经营虽然让小家庭失去了对资产的控制权，但是却让小家庭的资产获得更快速的成长。这一点，在婚恋制度上显得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