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税收和三星，是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的三件事。三星帝国的缔造者李健熙，也是每个韩国人都熟知的人。

在最新发布的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三星电子名列第19位，营收达1977.04亿美元。另外，三星有近20种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居全球企业前列，并且有三间子公司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0强企业。2019年，三星的总产值约占韩国GDP的20%。

三星手机、三星电视，这些是大众所熟知的。除此之外，三星还是韩国第一大军火商、全球三大造船厂之一，连迪拜塔、台北101、吉隆坡双子塔都是它建造的。在医院、制药、传媒、影视、银行等行业，三星也都有布局，而且实力很强。

2017年，三星取代英特尔，成为全球半导体新霸主。当年，三星取代苹果，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公司。

虽然在中国市场已无存在感，但三星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同时也是全球的最大消费电子公司，在电视、存储器、显示面板等近20种产品上都是全球第一。

别看苹果手机很牛，但它却离不开三星。在国内如日中天的华为手机，也曾吃过三星断供的亏。

三星帝国有今天，绝大部分功劳都要记在李健熙头上。西方媒体曾形容，李健熙打一个喷嚏，整个韩国都会感冒。

10月25日，三星宣布会长李健熙去世，享年78岁。

其实李健熙的命运，从2014年就已经注定。那一年，五月的一天，他突发心梗，随后就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六年间，不下十次传出他的死讯，但只有这一次是真的。

作为对现代韩国影响最深远的人，李健熙这一生，有太多值得回顾的东西。

1942年，李健熙出生在朝鲜庆尚南道。对，那时还不叫韩国。当时，他的父亲李秉喆创办的“三星商会”已经成立四年。“三”在朝鲜语中，意为大、多、强，“星”则是清澈、明亮、深远、永放光芒。这个小商会最早是向中国东北和河北地区贩卖果品、干鱼、蔬菜。

在多灾多难的朝鲜，三星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不过，李秉喆有一个好父亲。李秉喆父亲李赞宇是1919年“三一运动”的重要支持者，这场运动的另一位重要组织人物，便是后来成为韩国首任总统的李承晚。李赞宇与李承晚的特殊关系，给了李秉喆巨大的帮助。可以说，三星和几乎每一任韩国总统都有撇不清的关系。

李秉喆号称韩国“创业之神”，他的故事很多很精彩，但今天的主角是他的儿子李健熙。

父亲李秉喆的努力，使三星有了世界顶级企业的雏形。子承父业的李健熙，最终使三星成为世界最顶尖的公司之一。

原本三星的权杖并不是属于李健熙的。

在严格执行长子继承制的韩国，李秉喆原先是打算让长子李孟熙接班的。但是大儿子和二儿子都让他很失望，而李健熙最后赢得了父亲的欢心。

李健熙一出生便被送给爷爷奶奶抚养，此后一直颠沛流离。小学先后五次转学，11岁就被送到日本学习。“我是一个人长大的，连1%的家庭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多年后，李健熙回忆道。

在日本期间，年少内向的李健熙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独处，忍受着乡愁的煎熬。因为孤独，他养了很多狗，每天和它们一起吃冰淇淋，一起睡觉，还给它们洗澡。

他喜欢看电影。在东京，他经常一个人在录像厅边啃三明治边看电影，三年看了1200多部。通过电影，他把日本研究得很透彻。他看电影会用心琢磨导演的意图，分析摄影师如何用镜头。

如果不是要继承庞大家业，他可能会去当个导演。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筹建梦工厂，在全球招募合伙人。

李健熙因为酷爱电影，成为斯皮尔伯格重点考察对象。李健熙带去了5亿美元支票，并逐渐加价到9亿美元，但斯皮尔伯格最终不同意和他合伙。斯皮尔伯格后来抱怨说：“整个晚宴，这家伙一直在叨叨半导体，说了不止20次！这样的人，能理解电影产业吗？”

李健熙把德川家康的录像看了30多遍，丰臣秀吉看了十几遍，织田信长看了五六遍。

德川家康的经历最像李健熙。他当了十几年人质，又在织田信长手下忍耐二十年，还在丰臣秀吉家住了十来年，最后一统天下。

李健熙的两个哥哥就像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而李健熙就是德川家康。

韩国深受儒家传统影响，财阀在家族继承方面，秉承的是“父子传承、长幼有序”的传统，本来继承家业的不该是幼子李健熙。

李健熙，虽然不是父亲的重点培养对象，但他很懂得为自己筹谋。他不但经常给父母打电话嘘寒问暖，还会刻苦练习父亲最爱的运动高尔夫，从而给父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据李健熙的高中同学回忆：“李健熙话很少、性格内向、学习成绩也一般，但他格外擅长研究人的性格、看事物的眼光也很独到。”1966年，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李健熙进入三星旗下东洋广播电台（JTBC的前身）工作，负责宣传三星产品。

大哥李孟熙虽然是重点培养对象，但是在他刚接手公司不久，就把公司弄得一团糟。三星的股东很生气，联名上书要求李秉哲废掉“太子”李孟熙。最终，李秉喆收回了大儿子的所有管理权。

李孟熙被激怒了，竟然收集了父亲的偷税漏税记录，实名向青瓦台举报父亲。李秉喆大怒，以大儿子患有“妄想症”为名，准备将其关到精神病院。李孟熙以死相拼，才逃过这一劫，之后，李孟熙移居东京，后又定居北京。2015年，李孟熙在北京一家医院病逝，享年79岁。

但是因为儿子检举，李秉哲被政府定了罪。作为三星的掌舵人，李秉喆可不能入狱。于是，二儿子李昌熙站了出来，替父亲坐了半年牢。他以为，有这番苦劳，出狱后就可以继承父业。

可是等到李昌熙出狱，却发现三弟李健熙成了头号继承人。失望至极的李昌熙也效仿大哥，举报了父亲。最终被“流放”美国，李秉喆甚至放言：“我活着一天，你就休想踏进韩国一步。”1991年，李昌熙去世。

事实证明，李秉喆的小儿子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

虽然外号“木鸡”的李健熙，性格内向，说话不多，但是他具有独特的才能和个性。他专注执着，善于发现并抓住问题本质，对新生事物有狂热的兴趣。

这种特质，正是当时的三星所急需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星的主产业是化肥、纺织、制糖、建筑等传统产业，不过这些产业并没有很深的护城河，而且竞争激烈。

当时，全球电子产业飞速发展。李秉喆意识到，这个高附加值的行业是韩国和三星未来的希望。

不过，半导体技术被美国和日本垄断，公司大多数人都反对投资半导体。

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健熙表现出了超前的预见性和决断力。外界不知道的是，李健熙很早就是一个机械狂，拆过无数机械和电子产品。他爱看书，尤其喜欢机械电子类图书，他掌握的电子知识，不逊色于一位普通的工程师。

1974年12月，遭到父亲否定后，李健熙用自己的资金收购了原本隶属美国Kamco财团的“韩国半导体”，之后，他50多次往返于汉城与硅谷，积极学习和引进半导体技术，为三星帝国奠定了基石。

1976年，李秉喆被查出胃癌。在赴日本治病前，他在家庭会议上宣布：“以后，三星由健熙来领导。”三年后，李健熙正式担任三星物产副会长。

升任副会长之后，李健熙被安排在父亲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随时接受父亲严酷的培训。父亲出门，李健熙总会紧随其后。他还坚持每天陪伴照料父亲，聆听父亲关于商战和管理的教诲，直到父亲就寝后再回家。就任副会长的第一天，父亲就告诫他要懂得倾听，要像木鸡一样沉着冷静。后来，李健熙回忆说，父亲李秉喆和老丈人洪进基是他人生途中的两个“恩师”，一个教会通过不断实践去掌握问题，另一个则教会李健熙如何在经营过程中考量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种问题。

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也让李秉喆意识到，身处资源匮乏的韩国，三星的未来是半导体。

“一定要在我闭眼之前开始这个事业，这样三星才会安然无恙。”

可是，直到1987年，李秉喆去世那一天，他也没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

1983年，三星建立第一个半导体工厂，正式向DRAM内存宣战。但是，这条路太难走。

当三星进军半导体市场时，日本人是当时的世界霸主。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三星让日本工程师周末到韩国传授技术。同时，到美国招募有经验的韩国人。这些爱国的韩国人，放弃自己多年的事业，返回祖国，比996还要996，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就是想干翻对面的宿敌，“真想赢日本一次”。

李健熙曾飞赴台湾，秘密约见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1983年，张忠谋从德州仪器退下来之后，心有不甘，在“蒋经国接班人”孙运璿邀请下，决定到台湾闯一闯。到台湾仅一年后，张忠谋决定做一家芯片代工制造公司，这种模式在当时也不被看好。

虽然接受了李健熙的邀请，去三星参观，也惊叹三星的产能，但张忠谋仍然拒绝离开台积电。李健熙见他态度坚决，只好放弃劝说念头。

从此，两家成为对手，展开了血腥对决。张忠谋曾公开表态说，三星是台湾IT业的敌人。

好不容易突破技术封锁，三星就遭遇当头一棒，行业开始了第一次衰退。内存价格暴跌，到1986年底，三星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

由于市场不景气，美国日本的厂商纷纷缩减投资规模。只有三星像个赌徒一样，疯狂地逆势加码。

“越是困难，就越要加大投资。”持续十多年的亏损，并没有让李健熙退却，反而让他愈挫愈勇。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埋头苦干的三星，终于在1987年迎来行业转机。DRAM价格回升之后，三星不但首次实现了盈利，还在技术上开始领先日本。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DRAM价格雪崩，众厂商哀鸿遍野。李健熙又一次力排众议，决定将三星电子上一年的利润全部用于扩大产能，故意扩大行业的亏损。

很快，DRAM价格就跌破材料成本，大多数厂商只能宣布破产。

整个DRAM行业只剩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三大玩家。其中，三星和SK海力士两大韩国巨头独占75%的份额。

到了2016年，在大数据、云计算、比特币挖矿等需求的带动下，内存价格一路飙升，三星数钱数到手软。

液晶面板上，李健熙也是靠豪赌般的砸钱干翻了对手。

李健熙明白，要想在这样的行业活下去，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做到行业第一。

和当年做内存一样，项目刚上马，就赶上行业第一次衰退。此后连亏七年，每年亏1亿美元。

这一次，还是日本工程师帮了忙。行业衰退，日本很多工程师失业，这些人很多都被三星招揽。

亚洲金融危机中，三星虽然深陷债务危机，被迫砍掉很多项目，但唯独液晶面板，不但不减少投入，还疯狂加码投入数十亿美元。日本人看不懂三星的招数，甚至讽刺三星，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

事实证明，李健熙又一次赌对了。

在塞班系统与安卓系统竞争激烈的时代，李健熙指示三星放弃塞班系统和windows系统，坚决支持安卓。最终，三星成了世界手机霸主。

这都是后话。

1987年11月，李秉喆去世，45岁的李健熙继任三星会长。几个月后，他在集团成立50周年大会上宣布：要将三星建成世界超一流企业。

但是，三星人的观念和体制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的障碍。当时的三星，产品不愁销量，没人关心品质。

李健熙很早就提出了警告，再这么下去，三星没前途。但那时没人听他的，都觉得是杞人忧天。

继任会长后，跟随父亲打江山的元老们，不甘自身利益受损，拼命阻挠变革。

1990年底，三年服丧期结束后，李健熙改组秘书室，真正掌握了实权。

为了推进三星再造，李健熙长期失眠，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饭量也锐减，半年下来，瘦了十几公斤。

早在1988年，李健熙就意识到，手机必将取代固定电话，决定将手机作为未来三星电子的主要产业部门。

但是，当时的三星质量不好。1990年，三星手机的不良率高达11.8%。

在洛杉矶的商场，李健熙发现，三星的产品被放在角落里，蒙上灰尘。许多外国人眼中的三星，基本等同于劣质产品。

1993年2月18日，洛杉矶世界广场饭店，三星集团在此举行为期四天的会议。会上，三星美洲电子的负责人汇报时称：1992年三星电子出口不振的原因，并不能全部归咎于三星美洲电子，其他分公司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话音未落，李健熙突然大呼：“立即给我出去！”

李健熙信奉中国木鸡哲学，喜欢倾听，善于忍耐。因此，会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1993年6月，李健熙召集高管到德国法兰克福。在凯宾斯基饭店，李健熙提出：“从现在开始，三星将果断放弃以数量为主的经营，而走以质量为主的路线。”停顿片刻之后，他喊出一句话：“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

会议从傍晚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清晨。

法兰克福会议后，三星上下掀起了一场新经营运动。通过这场运动，质量经营成为三星所有人的共识。

1995年3月9日，李健熙指示回收所有市面上的手机产品以及库存的15万台手机，砸碎后当场焚烧，哪怕为此损失500亿韩元也在所不惜。

在李健熙的强力领导下，三星先后进军半导体、存储、显示器、手机等领域，并击败了诺基亚、索尼、东芝、夏普等企业，在大部分领域都成为行业第一。

李健熙创造了亚洲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自己也成为一个传奇。

李健熙对韩国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三星的总产值上。李健熙在三星实行每天7点上班4点下班的新工作制，认为提前下班可以让员工充充电会会友，此举也改变了韩国的日常作息时间安排。三星在韩国率先推行的5天工作制，也成为韩国企业的作息习惯。

长期以来，中国人非常轻视韩国财阀，认为它是一种落后的企业形态。确实，韩国财阀不太符合现代企业制度，比如政商勾结、家企不分、决策不民主、盲目扩张等。但是，韩国财阀却拥有最可贵的企业家精神。他们不怕风险，勇于创新，不玩房地产，不搞虚拟经济，坚持走实业道路，这些是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的。

中国的企业现在确实很牛，不少企业已经成为世界500强，但要看到，相当多的企业是靠政府的力量，通过垄断社会资源，攫取超额利润。

为什么中国的世界500强里少有像三星这样的企业，却只有中石油中石化和一堆国有银行？除了任正非，中国还有像李健熙这样热衷实业的世界级企业领导人吗？没有，中国多的是大房地产商人。

同样是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东亚国家，韩国可以产生李健熙，但中国只能产生大量的房地产富豪，什么原因呢？

韩国的财阀都是私企，吃肉还是喝粥，都靠自己。早期，一些企业的发展要靠韩国政府的政策扶持，但是今天，政府不可能再明目张胆地庇护一个企业。

韩国作为半岛国家，人口少市场小，企业必须走出去和国际大鳄过招，才能赚到大钱。而中国有14亿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企业即使窝在国内，也可以大赚特赚。中国的大型国企，领导都是上级委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经营不好企业没关系，把上级伺候好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中国的国企不可能有改革创新的动力。即便有政府的保护，某些垄断国企还连年亏损，比如两桶油和高速公路。这也是让人无话可说。

韩国企业中，虽然等级分明，看上去对员工非常压制甚至是压榨，但是韩国企业对员工也非常负责。老板们都是要想方设法搞好企业。而在中国，老板和员工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老板往往片面要求员工忠诚，自己却像个小皇帝一样，只享受权利，却不尽义务。这样的企业，能搞好才怪。

韩国人爱面子，中国人也对此非常不屑。但是爱面子的另一面就是在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所以企业可以不断进化，直至成为世界最佳。

李健熙去世后，三星在声明中表示：他的遗产将是永恒的。

一个孤独的少年，在战乱中出生，又在特别的2020年去世，他的七十八年人生足够精彩，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是韩国人的，也是全世界的。这份遗产，对正在艰难爬坡的中国半导体企业，更有弥足珍贵的启迪作用。

当然，除了精神遗产，李健熙还给独子李在镕和他的姐妹们在内的继承人，留下了韩国创纪录的高额遗产税——10万亿韩元。

【作者简介】边城，「码头青年」主编，新闻从业十余年，坚持用新闻视角观察和思考世界。

人物：邓小平董建华台湾特朗普别人家的后浪钢铁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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