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元洁 田云刚

刊 | 中国农村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决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补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短板，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深入展开和具体运用。由于马克思的产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在于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意味着乡村经济业态的一场深刻革命。因此，需要系统把握马克思产业理论所揭示的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客观规律，深刻领会马克思产业理论对于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义。

走向人与自然和解的产业演进理论要求乡村发展生态产业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其首要和基础的内容是产业演进理论。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产业的演进及其引发的社会变迁，指出大工业生产方式通过集中资本和劳动力，创造出比传统农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也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并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凡是工业劳动高度发展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有手工劳动都变成工厂劳动的地方，小资本家仅仅为了拥有必要的固定资本，把他的全部资本都投入也是不够的。大家知道，大农业的劳动，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劳动人手”。大工业通过建立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等服务业得到巨大发展，“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大工业还使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使人类摆脱蒙昧状态进入到文明状态。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把人变成了机器，制造了工人的贫困和过劳死。把自然当作人的无机的身体，破坏了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并且“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为此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方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他由此打开了社会形态进一步更替和产业生态转向的理论空间。马克思指出，机器的改良和化学的进步使废料具有了有用性，他由此表明产业的生态转向依赖科技的进步。

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中国化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指导中国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其生态化转型。新中国建立后，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曾经指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邓小平也曾指出，“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农村支持城市工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都遵循了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目的在于弥补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足，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提升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大工业造成对自然的支配和统治，这种支配和统治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例如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受到致命物质的污染，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严重，生物物种和可再生能源锐减等。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要求按照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发展中国的生态产业，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由此朝着生态化方向进行转型。

对中国农村社会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为农业提供了农机、农技、良种、化肥、农药和基础设施等。但也因土地、劳力和资金三要素的净流出以及工业“三废”向农村排放，减损了农业的发展动能，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乡村的衰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就是要回过头来救济农业，遏制乡村的衰落。按照费孝通的乡土社会理论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乡村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农业无法解决“土地报酬递减”（费孝通，2009）和“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西奥多·W·舒尔茨，2006）的问题。对于如何提高土地报酬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蒋省三、刘守英（2003）认为，农村工业化能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使农民分享非农化收益。熊雪锋、刘守英（2019）认为，农业工业化能通过多元要素重组和新旧要素替代等，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回报率。温铁军（2013）则认为，农业二产化造成了面源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的外部性问题，农业三产化可解决外部性问题并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于法稳（2018）认为，农业绿色化发展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满足消费者生态需求、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主张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和电子商务。上述观念合乎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揭示了农业可以进入第二或第三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收益率。但农村工业化的观念忽视了生态环境约束，存在丢弃农业的风险。农业生态化的观念忽视了工业绿色化改造的可能，丢弃了发展工业的机会和收益。

问题的解决还需回到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按照生态化的要求发展农村的一二三产业。首先，农业是基础产业，要按生态化要求发展农业。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农业关乎粮食安全与其他产业的发展，本身具有生态属性。因此，农村必须在杜绝农业面源污染和维护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稳定发展农林牧渔果蔬药材花卉等产业。其次，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要求，在农村发展食品加工、皮草和木材加工、纺织和服饰加工、机械制造、有机肥料、清洁能源、生物材料等产业，延伸农村产业链，使农民就近分享非农化收益并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其三，第三产业延伸和拓展了第二产业，要按照习近平讲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要求，在农村发展休闲农业、文旅康养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业，完善农村产业的价值链。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使这些产业生态化，便可提高农业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至于各个乡村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是发展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以及发展何种第二和第三产业，则要依据资源禀赋做到因地制宜。

追求价值增殖的产业资本理论要求利用资本增加土地收益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产业资本理论，解决的是现代产业由谁主导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性力量，“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具有追求增殖的属性，资本除了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利外，还通过其他路径增加收益。首先，资本是集聚的力量。资本将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与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相比，能创造更大的产出和收益。其次，资本是集中的力量。个别资本结合形成更大的资本和更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更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与封建社会分散化的小生产方式相比，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再次，资本是科技的力量。科技的进步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创造出了比技术落后和生产分散的小农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又次，资本是融合的力量。资本的循环周转融合了流通、生产、售卖、消费等产业环节和产业部门，与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相比，通过劳动的社会化分工、创造新的劳动环节和部门、延伸和完善价值链等来增加收益。资本还将城市与乡村融合起来，城市的工业通过加工来自农村的原材料增加收益，农村的农业利用城市的工业提供的先进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最后，资本是市场的力量。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比，资本运用市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方式将满足自身需要之外的大量剩余产品卖给他人从而增加收益。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资本。受西方国家出现阶级对立和殖民入侵中国的影响，中国曾一度脱离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片面强调马克思对资本的剥削属性的批判，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提高生产效率的认同。排斥市场和消灭资本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束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的解放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肯定了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对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安全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既肯定了“国有资本”，又明确了其增值属性和控制能力。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活力的释放、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究其原因就在于利用了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所认同的资本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表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能以集聚、集中、科技、融合和市场的方式更好地创造高效率和高效益，服从和服务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然而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的运用主要是在工商业领域，并未深入推进到农业农村领域。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向城市集中，使城市的工商业发达起来，却使乡村和农业发展后继乏力。由于农民离开土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报酬递减，因此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在于增加土地收益。围绕如何增加土地的收益，学术界形成了资本化和反资本化两种观点。蒋省三、刘守英（2003）认为土地资本化能使农民获得土地级差增值收益和分红收益，黄延廷、吴佳熹（2018）认为农业资本化是现代农业、高投入农业和农地规模化的要求。温铁军（2012）则认为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派生出制度性贫困，造成债务危机、基尼系数提高、贫富差距拉大和生态环境危机。叶敬忠（2018）认为乡村振兴并非要振兴资本，农业资本化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分化。上述农业资本化的观点符合马克思的懒惰的农场主必然被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农业会变成大规模的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的论断。反资本化的观点合乎马克思对于资本逐利造成社会分化和对立的批判。那么是否能找到既利用资本增加土地收益又防止社会贫富分化的路径呢？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长期以来，受城市化和土地分散经营的影响，中国农业农村的投入不足，生产经营方式的科技化、市场化和集约化程度偏低，农户在农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加工储运、市场营销、品牌塑造和盈利等方面的能力有限。而根据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资本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是购买技术、设备和劳动力等的花费，用于在扩大再生产和市场流通中实现价值增殖。因此，要补足中国农业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现代化程度低的短板，就要用增殖性的资本聚集技术、设备和知识性劳动等要素，优化农业农村的生产力，运用市场手段增加土地收益。即通过购买专利技术和知识性的劳动，加大对农田基础设施、智能生产设备、加工储运设备、文旅和营销设施、生活设施设备以及人力资本等的投资与建设，提高农业农村的科技化、市场化和集约化程度，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报酬递减的问题。至于资本的来源，可以是农村的土地、资金、农机、知识性劳动等。还可以如韩长赋所言，“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是流向农业农村的回乡资本。将农村的存量资源资本化并融合回乡资本，用于振兴农村的产业，便可以增加土地收益并促进城乡正义。采用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将出资方融合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便可以防止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对立。

股份公司有规模优势的产业组织理论要求发展农业股份制企业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产业组织理论，解决的是产业资本运用何种形式组织生产经营的问题。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他由此表明，企业是资本和现代产业的组织形式，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股份公司是发育程度最高的企业，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就股份公司与资本职能的关系而言，首先，股份公司具体承担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功能。股份公司通过拥有社会资本和社会劳动的支配权扩大生产规模，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多的社会财富，它通过资本集中“转瞬之间”就完成了修建铁路这种单个资本难以完成的事情。其次，股份公司具体承担资本的科技功能。股份公司为增加利润会投资科技部门，为了赢得竞争并获取垄断利润会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再次，股份公司具体承担资本的融合功能。股份公司通过市场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融合起来，借助信用制度将所有出资人融合起来。又次，股份公司具体承担资本的市场功能。“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两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因此，马克思针对股份制度指出，“这些制度——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它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组织社会生产。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工商企业曾一度在计划体制下采用国有国营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组织形式，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促进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干多干少一个样，导致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农业领域采用的“人民公社”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也造成磨洋工和生产效率低下。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将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发展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释放出国有企业的巨大活力。然而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及其成就主要是在工商业领域，而非农业领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地制度改革，虽然落实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提高了劳动效率。然而土地碎片化经营日益暴露出不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家庭经营小块土地能够带来的收益增长出现瓶颈，要求重建中国农业的组织形式。

围绕中国农业组织形式的重建，费孝通（2009）曾经提出，“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业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这种企业化方案得到胡鞍钢、吴群刚（2001）的认同，他们认为农业企业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李达球（2003）认为，农业企业化能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形成规模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是发展农村经济的突破口。贾小玫（2004）认为，农业公司化是创新和发展家庭经营组织的重要模式选择，是对分散经营的农户走向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有效反应和适应性调整。张元洁、田云刚（2019）认为，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现代组织形式发展农业产业，是五四运动以来继收复失地、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后中国农业领域的第四次革命。与此不同，温铁军（2012）认为农村是劳动池，小农村社共同体能化解外部性风险。贺雪峰、印子（2015）认为，小农经济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保证农民工在经济危机时安全退回农村。陆益龙（2017）认为，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无法达到所有村庄，村庄和小农不会走向终结。若把农业企业视为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民主体性的能力增强，把设施畅通、移民搬迁和村庄合并等作为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达到所有村庄的可行性方案。那么上述企业化与小农户之争的焦点，就集中于如何实现规模效益与化解风险的有机统一。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产业组织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产业组织演进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的进步，并通过资本的聚合力实现出来。由此反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中国农业组织的变迁，由中小资本积累推动的农机广泛使用和农业技术进步，使多数农民因雇佣农机和农技等服务转变成农业生产的组织者，部分农民进城务工脱离农业生产，小农户发生“脱胎换骨性质的历史性变化”（刘守英、王宝锦，2020），部分村庄走向消亡。由中小资本积累推动的农机广泛使用和农业技术进步，也使部分农民可以集中使用更多的土地，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应运而生，它们作为扩大的农户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与此同时，代表大中型资本和高技术的公司采取订单农业、劳务合同、入股分红等方式将农村的土地、劳力和资金等聚集起来，将村庄变成了企业或其生产基地，将农户及其成员变成企业的雇员，村庄和企业走向融合。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作为准农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家庭到企业的演进，因规模扩大和从事农业生产实现了规模效益和化解风险的统一，具有进一步向治理体系完善的市场经济主体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所推崇的并且在中国农业农村领域涌现出来的股份公司，作为“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因其公有属性适宜于作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最优组织形式，又因其股权开放、治理体系完善、市场适应能力强，能融合一二三产业、与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相互衔接、实行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因而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规模效益和化解风险的有机统一。

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要求培育新型乡村劳动者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劳动价值论，它解决的是产业资本用何种资源创造价值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商品作为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商品能够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交换的内在依据。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所决定，劳动熟练程度又取决于工人的受教育程度。“机器上面的一切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因此要提高价值量就要培训产业工人，培训产业工人是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是工业生产方式能创造出比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内在依据。而且资本有机构成越提高，就越需要培训产业工人，使之能适应日益科技化和复杂化的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马克思还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状态。“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这种支配其他劳动的资本家或企业家的劳动作为“较复杂的劳动”，发挥组织社会化生产和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双重作用。工人阶级经济上遭受严重剥削，身心受到摧残，就会出现过劳死、厌恶劳动和破坏机器。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教育培训是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状态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是如何培养中国的产业大军。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期，教育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农业的发展。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恢复高考制度和放开放活办学资格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现代化建设拥有了强大的人才基础和智力保证，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但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体系中培养的人才主要流向了工商业，来自农村的受教育者主要流向了城市，脑体差别助推了城乡差别。乡村振兴要求消除城乡差别，就需要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培养新型乡村劳动者。

围绕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西奥多·W·舒尔茨（2006）曾批评马克思关于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使农产品成本下降的原则没有逻辑基础和经验材料。舒尔茨由此忽视了农民使用农机农技呈现的素质提高，势必走向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进路；也忽视了他与马克思一样，是将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产业发展和劳动效率提高的动因。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农业农村领域的运用，程名望等（2016）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丰厚的优质劳动力具有明显的非农就业倾向或机会，只是反映了城镇化的状况，而未反映由此造成的“农村空心化”所要求的人力资本回流。适应乡村产业振兴的要求，张雅光（2018）主张需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职业农民转型。孔德议、陈佑成（2019）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需要加大投入培育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型人才。这两种观点代表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两个面向，但未能与农村的产业组织结合起来。温涛、何茜（2018）将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的产业组织结合起来，主张依托合作社的文化建设促进农业人力资本改造。但合作社并非唯一的农村产业组织形式，融合三次产业的复合型人才也非唯一和最具融合力的农村人力资本。

问题的解决还需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通过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保证农村劳动力供给，消除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首先，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农业劳动创造出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在农村劳动力城镇化和弱质化背景下，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证农产品充分供给，既要培育农村现有的劳动力，又要培育补充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其次，教育培训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产业的劳动效率就要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要适应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和养生农业等的要求，培育农村的科技、管理、电商、文旅、康养等方面人才。再次，劳动者是有理智和情感的生命体，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既要培育农村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思想道德，使之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又要培育教育、医疗、卫生、保健、体育等方面的人才，使之服务于农村劳动者健康素质的提高。又次，现代产业的主导型组织形式是企业，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要把小农户引导到村集体和回乡资本创建的企业中来，又要逐步地引导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发展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主体。最后，现代产业组织既需要普通劳动者，也需要融合其他劳动的企业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乡村劳动大军，也要培育农村企业家这样的领军人才。结合《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关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规定来看，就是要将村支书培育成企业家这样的领军人才，中国的教育体系和组织体系要重点培育这样的领军人才。

尊重劳动和创造的收入分配理论要求提高乡村劳动者收入

马克思产业理论的关键内容是收入分配理论，解决的是产业资本如何分配收益的问题。马克思肯定了产业资本通过以下方式增进社会福祉。首先，产业结构升级和完善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更多就业岗位。其次，产业融合和产业链延伸能创造更多劳动部门，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和科技投入获取更多收益，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能实现“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而获取更多收益。再次，股份制企业能通过集约化方式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收益，能以社会资本入股和员工入股的方式参与利润分配。“资本家的实际利润，有很大一部分是‘让渡利润’”。又次，劳动者提高受教育程度可获得更多收益。最后，运用社会保障方式增加劳动者收益。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了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为了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不得不支付工人工资，“并且把救济金看做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路径促进了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工人的劳动创造了全部价值但只获得劳动力价值，难以摆脱过劳死和贫困的命运，无产阶级缺乏与社会化生产相应的购买力势必造成供给过剩的经济危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贫穷和群众消费受到限制”。工人阶级要想改变受剥削和受奴役的地位，根本路径在于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建立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按需分配、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再一重大问题是如何增进人民福祉。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发挥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激发了工人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抑制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力的进一步释放。面向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退休金等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城市和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一道造成工农、城乡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中国化一度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路线。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体现效率原则，措施是利用资本、科技、教育和市场等手段。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体现公平原则，其措施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体现正义原则，其措施是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随后江泽民提出的“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使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得到认可，土地、资金、科技、信息等要素得以参与价值分配，脑体倒挂和资源闲置的问题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也获得释放。但从工农城乡关系上来看，效率优先的现实转化是城市优先和工业优先，农业劳动的低效性和低收入性导致大批农民离开土地，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未实现。

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中国学界提出了乡村内生型、外促型和内生外促结合型等多种解决方案。蒋省三、刘守英（2003）主张的农村工业化和土地资本化，胡鞍钢、吴群刚（2001）主张的农业企业化，孔德议、陈佑成（2019）认同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贺雪峰（2019）主张的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将农民真正组织起来，都是内生型方案。高远东、张娜（2016）主张的城镇化发展可以间接缩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程名望等（2016）提出的农业补贴能激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都是外促型方案。陆益龙（2017）提出的向农村投资、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和乡村市场发展，与王立胜等（2018）主张的发挥乡村自身的动力和优势、城乡相互带动相互促进，金华旺（2019）主张的通过资本下乡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内生外促相结合的方案。应当看到，城镇化虽然能增加农民收入，但并非是提高农业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方案。农业补贴虽然也能提高农民收入，但脱离农业生产的农地承包人坐享农业补贴和土地租金，这对耕种者并不公平，也有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农业补贴的初衷。入乡资本在获取收益方面“富了老板、丢了老乡”。上述三类方案虽然提供了农民增收的路径，却未揭示农民增收的经济根源，未能结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考察农民的收入分配问题。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商品和收入源于劳动，发展乡村产业和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尊重劳动和创造。首先，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唯有劳动创造价值且使价值增殖。由于城镇化转化利用农民的剩余劳动力，企业化改善劳动的分工协作关系，市场化促进劳动的价值实现，规模化生产、农业工业化、三产融合发展等增加劳动的数量和复杂性，因此都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其次，劳动的价值由分配来补偿，分配具有正负效能。要避免脱离农业生产的农地承包人坐享农业补贴和土地租金造成的对农业生产者的不公，就要由村集体收回脱离农业生产者的土地承包权并流转给生产者，使农业补贴和财产性收入回归到促进农业生产和尊重劳动上来。再次，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需要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此需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通过获取劳动报酬和入股分红等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按市场贡献决定要素报酬。又次，提升农村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为此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遵循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财税、金融和人才等方面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建立健全工农无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和吸引乡村产业人才。

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产业部门理论要求维护农业基础地位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产业部门理论，解决的是产业部门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就产业部门的动态调整而言，农业的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数量”。尽管在历史变迁中农业呈现出劳动和资金投入减少的趋势，但由于它提供人们生存必需的食品，仍是必不可少的产业部门。马克思讲：“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就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而言，要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两大部类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必须保持协调关系，从而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代，形成社会平均利润率。由于农业是其他产业的基础且有利可图，资本依然会进入农业部门。但资本是追求价值增殖的，会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非用于民众消费，使得生产与消费失衡从而引发危机。同时市场手段具有盲目性，价值规律在自发地发挥作用，也导致了产业部门之间结构失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的爆发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农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对立关系。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除了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还需要用计划手段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计划手段的运用不局限于企业内部，政府亦可运用计划手段保持产业部门之间的平衡，促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是如何保持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新中国建立前，马克思的产业部门理论主要发挥了运用计划手段保障战争需要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按照马克思关于计划管理的基本原则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正如毛泽东所言，“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集中有限的物力促进重点行业和部门的发展，保持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和城乡二元对立，也限制了产业部门和城乡之间的流动性，马克思揭示的流动性所具有的平衡产业部门和激发经济活力的功能无法发挥出来。邓小平为此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由思想解放带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释放了产业部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流动性，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也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性的显性特征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流向了工业和城市，生产力要素的流出导致乡村的衰落和凋敝。

围绕产业部门和城乡关系的处理，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强调政府和强调市场的多种方案。曹锦清（2000）基于小农经济无法自身走向现代化，提出中央用教育以及地方政府用财政来扶持小农走上合作之路。郑风田等（2010）基于国家粮食安全，主张在政府主导下为农村提供公共物品。李人庆（2019）基于农村劳动力过密化和过疏化并存，主张发展小微企业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强调提高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与上述强调政府作用的方案不同，上海证大研究所（2003）主张借助市场化机制和城市化空间，把中国闲置的劳动要素和滥用的资本要素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于晓华（2018）主张乡村振兴首先要尊重市场规律。林毅夫（2003）倾向于由政府培育市场，主张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改革、科技创新等方式，启动农村市场、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就业和增加收入。刘守英、王一鸽（2018）认为乡土中国已经转型为城乡中国，政府政策和市场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和平等发展需要矫正城镇化导向的公共政策。上述方案揭示了利用政府或市场手段释放流动性能够化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合乎马克思产业部门理论的理路和目标。但上述方案并未明确流动性释放的实质与核心，未能围绕这个实质与核心明确统领各个产业部门的价值目标具有体系性。

问题的解决依然要回到马克思的产业部门理论。马克思的产业部门理论是以社会总劳动和社会总产品考察部类之间和部门之间关系的，劳动是人的劳动，产品是劳动产品，因此部类之间和部门之间流动性释放的实质与核心是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由此看来，首先，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部门，必须始终维护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农村劳动力弱化流失、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生产力水平偏低的背景下，采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发展的方式，改善农业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公共物品供给和生产力，有利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其次，资本跨部门流动的手段是市场，目的是实现价值增殖和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农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收益率偏低的背景下，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实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利润率，提高农村劳动者收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再次，现代产业部门由企业构成，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小农户自组织和市场适应能力不足的背景下，以农业企业的组织形式推进农户与市场经济相衔接，有利于实现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又次，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的目的在于防范经济危机，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深化土地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使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进入农业农村，有利于促进城乡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生态危机，形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农业农村最亲近自然，在人类愈来愈注重健康和安全的背景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解为指导，在农村发展生态农业等生态产业，有利于“推动乡村资本加快增值，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

结论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揭示了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客观规律，为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提供基本遵循和理论指导。马克思关于走向人与自然和解的产业演进理论要求发展乡村生态产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追求价值增殖的产业资本理论要求利用资本增加土地收益，实现土地和资本的相互融合。股份公司有规模优势的产业组织理论要求发展农业股份制企业，实现劳动者由分散走向集中。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要求培育新型乡村劳动者，实现劳动者价值的不断增值。尊重劳动和创造的收入分配理论要求提高乡村劳动者的收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共同提高。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产业部门理论要求维护农业基础地位，实现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总体来说，马克思的产业理论要求通过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振兴乡村产业，在农村建立适应生态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工农城乡的协调发展。在马克思产业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走向了繁荣。在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时代，在马克思的产业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地以发展生态产业为方向，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农业股份制企业、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劳动者收入为着力点，振兴乡村产业，也必能实现农业农村的繁荣和发展，使中华民族全面走向复兴。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诚挚感谢：两刊编辑部潘劲主任及本文通讯作者田云刚教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