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磊教授敏锐地提到了与教育发展相关的一个认识角度，即咱们都推崇的龚自珍的名言" 不拘一格降人才" 。细想一下：“降人才”和“育人才”有微妙的不同，杰出人才的出现，可能是你给出一个环境以后“无心插柳柳成荫”降临的，而相反往往“有意栽花花不发”，育人未必如愿。处理这个人才成长之道，就要有包容性。如果从中国人所推崇的过去已有经验来说，我觉得可以说到大家几乎都充分肯定的蔡元培办学方针"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梅贻琦强调的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能有大师，而怎样能如此？就要涉及学术界、知识界几乎都一边倒推崇的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碑文中的关键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在现实生活中间，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的疑惑，实际上很多场景之下，这种精神、这种包容性、这种自由，虽然有我国《宪法》里所明示的" 言论自由" ，一般人却大都并不挂在嘴边了，也很少人再说起" 思想自由" ——虽然也有科斯讲的" 思想市场" 概念，但是一般人也并不会这么提起。

然而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堂堂正正讨论" 自由" 的问题，有意无意要绕开这个与包容性的“不拘一格”紧密相联的概念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明白白写着" 自由" （石磊∶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想法。" 自由" 本来是非常好的词，在马恩经典著作里面如果说"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 ，这也是其中之一。 贾康∶ 是啊，《共产党宣言》提出应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如果讲"初心"，这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但是生活中间、哪怕改革开放之后、从80年代到现在，实际氛围里面，你说"自由"，往往会有一定的风险度。"自由"再加一个"化"——“自由化”，在中国便肯定不是一个好词，是贬义的，还非常容易加上一个标签"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极其严重了。这个使自由迅速滑入贬义词和危险概念 的思维，以及相因成习的这种社会氛围，我觉得是妨碍我们在教育方面育人、出领军人才的一个现实问题。教育必须破解“钱学森之问”，怎么样才真正是“不拘一格”的环境，怎么样能够真正适应科研和教学的规律，在给出这种普遍的" 包容性" 氛围以后，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中国在这个方面，我们得承认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整个社会中如果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大家都倾向于“宁左勿右”最安全，哪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了" 自由" ，但是在更多的场景下，大家绕着它走。怎么解决真正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问题，在我们的法治建设方面也有它的难题，我们不必忌讳：比如，全面依法治国，这是一路探索下来中央确立的大政方针、基本国策，但是咱们的法律建设里面现在为什么还没有相关的《新闻法》，言论自由如没有《新闻法》，怎么样来保证呢? 这些事情我们得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制度环境，是不够成熟完善的，但是邓小平说了，希望几十年以后，我们能有比较成熟、完善的一套制度建设。我认为咱们现在中国在培养拔尖人才和一大群有作为人才过程中间，实际上就得要深刻领会这个导向，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凝聚对于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规律的认识，要理直气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所说的" 自由" ，去营造让" 不拘一格" 的人才能够" 破土而生" 这样的环境。

在我了解的中国高校这方面，一般能够接触到的，硬件都是国际一流。我刚从西安那边参加了咱们上海迁到那边（听说还有其它地方也迁过去）的这些年一直在发展的西安交通大学的活动，现在的硬件水平绝对和欧美相比毫不逊色。上海这边的高校，我觉得普遍也是这样的。咱们上海很多的老校，现在都有新区，你看新区，都是高标准的。硬件方面，中国现在可以自豪地说，在很多并不起眼的中小城市，看看那边的职业学校、看看那边的中学、那边的小学，总体来说都是相当漂亮、相当讲究的了。当然，边远山区也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办校困难的问题。总体来说，我们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在于教育的软件。今天的讨论，我是觉得其实很多讨论者思维的触角，已经涉及到这个事情了，特别是石教授敏锐地提到的这个视角。在中国已经感觉到压抑的氛围，不能让可能有的创新突破形成其成功率的时候，怎么样让" 天公重抖擞" ？——天公重抖擞就是要遵从规律，注重从制度建设、整个社会文化建设方面进一步提升，让这些都进入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方向的、我们要做的一个系统工程。从管理的视角切入，当然也要做很多工作。

在全社会凝聚共识的方面，怎么样从法治化、规范化的视角上做出更多的努力？既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己的一些不同于其它经济体、其它国家的独特之处，又要认同：毕竟人类文明共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对它加以忽视，特别是不能够" 宁左勿右" 地对极端化的做法默认，形成一种思维惯性。

前一段有些东西我是不太容易理解：有教师在课堂上讲" 四大发明" 让学生答卷、学生照抄网上答案，他认为不合格——这个事情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份? 可以讨论。但怎么把它上升到一个类似于走邪路、有过去概念里所说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 方向的问题去了，最后给了严格的处分，好像是停止教学不能担任教职了。这就是实际生活中间值得探索的如何合理创新培养人才氛围以及相关的制度环境建设问题，这个事情我觉得还要在中国做长期努力、把它优化起来。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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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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