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一词并非降妖伏魔的万灵咒语，请别再滥用了！
在很多古装电视剧上，经常会看到官员端坐大堂之上，盯着跪在堂下的百姓，猛拍惊堂木高喝一声：“大胆刁民”，接下来的台词，要么是“还不从实招来”，要么就是“胆敢如何如何”。于是在很多人心目中，官员骂一声“刁民”就好比降妖伏魔的道士念出了某个咒语一样，具有神奇的力量。
其实“刁民”二字并非万灵咒语。从封建官场的礼仪来说，这叫堂威。堂威就是通过语言、动作或者某种仪式，体现朝廷法度和官员身份的特殊、神圣和威严，从而起到维护公堂秩序、威慑犯罪嫌疑人的作用。拍惊堂木然后大喝的，体现的是先声夺人；而那些手握水火无情棍衙役们，在旁边齐声喊“威武”，属于声情并茂，也属于堂威的一部分。
堂威的威慑作用，并不仅仅是拍拍惊堂木、捣动木棍，呼喊几声“刁民”“威武”，因为随后而来的极有可能肉体上的疼痛。所以胆子小点的被审判者，在堂威显现之后迅速就服软了。但也有一些性子刚硬的，哪怕被喊一万声“刁民”，用水火无情棍给打烂了，也会不屈不挠。
官民对立是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就是现代政治学所说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官眼”看世界与“民眼”看世界也就同时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视角。
在官员的眼里，民可以按照喜欢程度依次分为顺民、良民、刁民、恶民、暴民；在民的眼里，官员也可以根据品德、能力等大体划分为清官、能官、昏官、庸官、贪官、虎狼之官。
也正因为官民之间的对立，所以官与民就形成了一个此长彼消、互相制衡、非常奇特的博弈关系：在虎狼之官的眼里，辖下就几乎全部是暴民；在贪官的眼里，辖下就是恶民居多；昏官、庸官这里是刁民成群。而在清官、能官这里，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所有人都是良民、顺民。
尽管被有色眼镜看成了各色各类，但实质上百姓同样是这一群百姓。千依百顺、逆来顺受的顺民当然是任何一种类型的官员最为喜欢的，懂规矩、温良驯服的良民，官员也求之不得。
称为“刁民”的，就类似人群里的刺头，一旦身上有了刺，就相对不好对付了，不听管束，奸诈狡猾，不好糊弄，也不容易被威慑，使唤起来不顺手，看着就让官员厌恶。
但厌恶归厌恶，也仅仅是厌恶而已，官员自然有对付刁民的办法。例如在《红楼梦》第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里，贾母就曾经说：“可见刁民难惹。既这样，凤丫头去料理料理。”遇到难缠人、难缠事，只需一个手段狠辣的王熙凤就足以摆平。
在官员那边的百姓分类表里，刁民也是一个转折点、分界线。因为刁民之下全是“好人”，刁民之上的恶民、暴民，就不是一般官员可以应付了。好在刁民尚且可以通过教育、安抚等手段转化为良民、顺民，但如果刁民再进一步，那就不好收拾了。
恶民会主动攻击，形成重大隐患；暴民则会揭竿而起，威胁江山社稷。例如黄巢、洪秀全之流的，就是有顺民一步步晋级为暴民的。到了这个层级，非得用大策略、大手段、大周章才可奏效，一般官员只能是怕和恨，根本没有机会去厌恶。
从官员的内心深处，当然希望所有的百姓都是良民、顺民，最坏的境地就是刁民。所以，每当遇到最坏的情况的时候，古今官员最常用的称谓就是“刁民”。在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淫，整个社会崇尚“温良恭俭让”的文化氛围里，百姓也最厌恶被人叫做“刁民”。
在林语堂先生所写的《苏东坡传》里，就曾经描写过一个非常典型的“刁民”案例。苏东坡时代的四川眉山，因为相对的物产丰裕、生活物资摄取不是太困难，所以是一个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
苏东坡出生的百余年之前，也就是公元835年前后，四川人就已经很擅长雕版印刷技术，史书上记载当地百姓“以板印历日”。当地人所擅长的印刷技术并不单是用来印刷历书，也印制了大量的文化书籍。有这项技术支撑，使得四川特别是眉山一带，成为了当时中国文化相对繁盛的区域。
因为有知识积淀和文化氛围，所以当地人都擅长争论、酷爱雄辩，特别在中等社会，人们之间闲聊起来也是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在外地人看来，四川眉山人有文化、富文采，也经常会孕育出一些如同苏东坡那样的辩才无碍、口舌便利的人才。
但在地方官眼里，这却不是什么好的特点。用苏东坡的话说，当地的居民与教育落后的人相比，不容易被地方官所欺压，也就是很多官员眼里的刁民多。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置办法律书籍，大家也不认为学习并精通朝廷法令是不好的事情。
学法就是为了用法，既用法来规范自己、保护自己，那些精通法律的人也会用法律来监督当地的官员。如此一来，地方官想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在眉山一带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在这样的官员心里，估计每每会引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言论来安慰自己，并对“愚民政策”倍加崇尚。
眉山的“刁民”一方面用熟悉的法律监督官员，乃至和不法官员斗法，给意图“顺心如意”的官员制造乱子、障碍，另一方面又相当敬服那些没有扮演“刁民”的对立面的官员。每当治下没有刁民作祟的官员任期满了离开，当地人会画了这人的画像，挂在家里上香跪拜，并叮嘱后世子孙铭记于心。
可见刁民是有两面性的，并非一“刁”到底，“刁”不可治，要么令地方官头疼万分，要么又对地方官五体投地。对于这种现象，苏东坡则解释为：“眉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可见，要让“刁民”展现出哪一面，完全取决于地方官的方式和水平。
不仅仅是面对“刁民”，其实同样一群百姓，会处在顺民、良民、刁民、恶民、暴民的任何一个状态，或者这“五民”在人群种以什么样的数量关系分布，也几乎是由他们的对立面所决定的。当一个官员频繁使用“刁民”一词，并且日夜惴惴不安，深感“总有刁民会害朕”的时候，是否也该反观一下，在百姓眼里自己又属于什么官呢？
归根结底，刁民之类的分类法是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的产物。到了新时代，早有伟人已经鞭辟入里、振聋发聩地说过：“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
但愿“刁民”这一称谓早日成为历史的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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