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唯独中国人有虚岁，日本学者直指真相：为了钱
全世界目前通用的年龄计算方法叫做周岁，即从出生之日起每满一年计做一岁。但传统的中国社会，却长久流传以“虚岁”计算人年龄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实际的周岁之外，再增加一岁作为一个人的年龄。
而且虚岁计算年龄并不是单纯只比实际年龄“多余”一岁这么简单，在民间流传的虚岁计算法里，还有“相见相，十三相”的说法，也就是每个人每经历一次本命年，年龄就要多增加一岁。例如，第一个本命年是13岁，第二个本命年就变成了26岁……，依次累加。这样一来，一个口头上六十花甲的老人，其周岁年龄可能就仅有56岁。
在现代社会，将年龄当作“高度机密”的女人们，对虚岁计算法感觉到厌恶的唯一理由就是——让自己显得老了。但论起虚岁计算法的诞生，可能更多人会感到气愤。
说起虚岁计算法，长久以来民间流传的说法是：一个人的年龄，应该从娘胎里开始计算。按照道家的说法，一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元神也会随即入驻胚胎，而一个人真实的年龄，就应该从元神进入的时间开始计算。
换个说法，传统中国社会人的年龄是从“投胎”的时刻就开始计算了。这种说法似乎合乎中国传统的生命观点，但其实有个很大的漏洞就在于，无法自圆其说地解释“相见相，十三相”的说法。
因为按照“投胎说”，每个人的虚岁只在周岁基础上增加一次即可，没有理由每过一次本命年就多累加一岁。关于这个问题，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学者西嶋定生对此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了钱。
相比于其他的典章制度，户籍制度的产生是比较晚的。在户籍制度出现之前，从天子到庶民，是很少有人记得自己的准确年龄的，人们判断一个人的年纪长幼，凭借的是体貌特征、劳动技能、服饰尺寸，而非某个具体的数值。
数字概念或者数学技能在起初的社会并非人人都懂得，而且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看来，知道自己的具体年龄也毫无必要，因为年龄没有与任何一个个人的权利、义务挂钩。一直到先秦时期，干支纪年法逐渐从仅为社会高层知识分子独享，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选用熟悉易记的十二种动物来象征十二地支，用属相来表示出生年份才逐渐在全社会推广。
秦始皇建立的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朝的前身是秦国，在战国诸雄里，秦国是一个军事集权起步最早、也是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这个军事集权化高度发展的国家，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户籍制度。到了公元前231年，秦国的户籍登记里就开始有了对年龄的记载。
秦国作为一个诸侯国成长为一统天下的帝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相对于其他诸侯国的制度优越性，肯定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秦国起初建立户籍制度，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人口，但随着赋税、兵役、徭役更多国家功能的产生和需求扩大，粗线条地记载人数、户籍已经不适应现实需要。
关于这个变化，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将其表述为“皇帝对民众实行个别人身支配”。也就是说，是收税、纳粮、服役（兵役和徭役）的国家管理职能的分化和成熟，要求政府对于人口和人力资源等必须做更加精细的登记。
但这种精细并非绝对化。从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到清朝的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之间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官府对民众的年龄登记只精确到出生年，而忽视了月份和日期。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弊端，一个年初出生的人（例如正月初一），和一个年末出生的人（例如腊月三十），在官方的文件上是同岁的。也就是说，这个年末出生的人，官方记载的年龄比实际年龄“虚”了一岁。
因为在秦之后的很多朝代，赋税的起征年龄、计税标准都与年龄密切相关，特别是朝廷征召兵役和徭役的时候，年龄也是一个重要尺度，所以这种只记录出生年份而忽略月份、日期的户籍登记制度，也给朝廷盘剥民众留下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为了早收钱、多收钱，多征集兵员和民力，朝廷既可以凭借“虚岁”，也可以宣扬“相见相，十三相”的说法，让许多原本处在年龄界限“边缘”的人，成为合理合法承受剥削的对象。
凭借“虚岁”得利的，不仅仅是朝廷，在民间也有这种情形。即便到了今天，每逢春节，家家户户张贴春联，一个非常富有传统意味的春联就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这幅对联不仅仅含有中国古典哲学的韵味，也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在人人不记得自己的具体出生月份和日期的时代，人们会把象征新年伊始的春节作为所有人共有的生日——每逢过年，大家都统统增长一岁。
因为有“集体生日”的意味，所以亲族、朋友之间串门拜年、磕头祝福的时候，长辈都要给小辈或者年岁小的孩子压岁钱。这里所谓的“压岁”，并不是给“年”供奉，而是给孩子的“虚岁生日”祝福。可见，“虚岁”不仅帮官府收钱，民间的孩子们也能借机收钱。看似皆大欢喜，但总体上毕竟还是因为“虚岁”而民众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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