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和多尔衮这两代清朝最高领导人，竟然发现他们都不是命中注定的接班人。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组织程序，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问鼎最高权力宝座。但是，他们不仅问鼎了，且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在中原王朝中，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在中原汉族王朝，选择一个合格的皇室接班人，反倒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呢？除了僵化执行嫡长制之外，最致命的是缺乏一个公开、公平的选贤过程。接班人要么是由皇帝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的，要么由当权者指定，接班人贤能与否取决于他们的眼光。他们并不是总以社稷为重，常常只凭个人需要和喜好，决定皇帝接班人。

固定的嫡长继承顺序，可能带来一个不合格的君主，而君权不能顺利继承则可能带来动乱乃至战争。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君主们即把皇室的团结，王朝的稳定放在第一位。中国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就此作出概括性的总结：立储一事，最要紧的是要使臣民知晓，“太子之位不可经营而得”。

在稳定的大旗下，命中注定的庸君越聚越多。皇帝接班人问题于是成为中原历朝统治者最为头痛的一件事。如何确保接班人既是“合法继承人”,又是个“杰出人物”,几乎成为无解之题从封建体制的“合法性”来讲，“立长”是中国历朝统治者达成共识的接班人制度，但是，史实证明，这种接班人制度产生杰出政治家的概率不到一成。

譬如执行“立长继承制”最坚决、最彻底的明朝，收获的大都是苦果。那些嫡长继承人，不是暴君，就是病夫，悉数令人失望。除去在位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不提，其他十六个皇帝有八个属于草包恶棍型，其恶行世所罕见。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这八个草包恶棍的统治就占一大半的时间。

尤其糟糕的是，从明武宗朱厚照开始，连续出现六个“昏暴结合之君”,统治中国达百余年直至明亡。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嫡长制保障的是皇位所谓的“合法性”,确保的是封建统治的有序而不乱。即便是弄个稻草人或病人放在那里，也在所不惜，因为那是命里注定的。至于那位命里注定的君主是不是“婴幼病弱，低能白痴、昏聩糊涂、暴戾狂狷、神经变态”,会不会“荼毒天下，为祸至巨”,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然而，大明最高领导继承人之患，这个无解之题，却被边陲少数民族部落一度化解。

清朝出现三代杰出领导人，这要得益于他们的“旗内民主选举”。这是一种“贵族民主选举制”,由八旗贵族内部主要成员推举皇帝继承人。虽然它不是举国普选最高领导人，但比僵化的封建世袭，还是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它的优越性有二：一是当选者一般是既有实力又有才能、威望的人，能够胜任领导者的工作；二是直接产生最高领导人，略去了太子这个过程，避免了贵族内部的争斗。实践证明，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皇太极和多尔衮，堪称当时满洲乃至全国最杰出的人物。

从努尔哈赤驾崩，到皇太极暴毙，清朝的最高权力三易其主，这三次易主均由“旗内民主选举”交接。皇太极能力超群，却非国君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他不是长子，只不过是候补王储中的一个人选而已。但努尔哈赤一死，旗内一番民主选举”,皇太极即位，优胜劣汰，自然是一种“进化”的硕果。等到皇太极暴毙，皇太极虽留有长子豪格，但经过“旗内民主选举”,幼子福临(顺治)胜出。从表面看，这似乎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似乎是劣胜优汰了。但实际上，通过这场“选举”,骁勇善战的多尔衮亲王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他是“旗内民主选举”最大的赢家，所以，终归是优胜劣汰的硕果。

反观大明朝，坚持僵化的嫡长制，“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最后，弄出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崇祯皇帝，勤快地埋葬了朱家王朝。不难看出，清朝的最高权力虽三易其主，淘汰赛连连，但基本是“旗内民主选举”的正向淘汰强者胜出，执掌最高政治权柄，所以，只能愈争愈强，早期清朝焉有不兴之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才者居之，庸者止步。不是清朝三代领导人个个杰出，而是“旗内民主选举”把杰出的人才推上了皇位。衡量一国之政治水平，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最高权力能否高质量地继承。高质量，是指最高权力必须移交到一个能胜任治理国家重任的人手里。清朝一度做到了这一点，行优胜劣汰之正向淘汰法，故大起大兴。清朝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尤其连续三次选对最高领导人，那么足可以促成一个民族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