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春秋的邦国时代，秦汉时期，以及汉以后，这三个不同时期，在文化上的主流价值不同。

邦国时代，百家争鸣，到了汉代以后，则独尊儒家为正统，自此忠、孝、节、义成为了每一个知识分子所恪守的正道，这种价值认知深深印在了后世的做人做事日常生活当中。

王铎行草书《李贺诗帖》

从而在艺术史上，我们便有了“因人而论艺”的传统，一个人艺术的高低，评判的不是其艺术本身，而是要同人品联系起来，其人人品不行，那么艺品也一定不行，这便是根植于许多人心底的价值考量。

于是，在书法界，便有了“因人废字”的传统，比如大书法家赵子昂，比如王铎，比如晚清民国的一些人。

在这些人当中，王铎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其一是因为他的书法水平之高，要在赵子昂与董其昌等人之上，沙孟海先生曾评价他的书法：

（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

其二，他的书法无丝毫“妩媚”之气，通篇尽是狂野之态，且骨力雄强，不是说“字如其人”么？为啥王铎要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投降清军呢？

首先说“字如其人”的说法对不对？“人品”的优劣在不同的价值观衡量之下，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应用抗击清军镇守扬州的史可法，固然可歌可泣，但最终导致的结果乃是“扬州十日”，无数人惨遭屠戮。

而钱谦益与王铎“投降”之后，清军答应，入城之后，秋毫无犯，且恢复科举，等一系列对于读书人利好的举措。如此看来，孰是孰非呢？

我们在从书法本身的角度来看，王铎“投降”前后的书法对比，有什么变化？“投降前”的作品比如《临阁帖》《草书五言律诗四首》《赠张抱一诗卷》等等，十分突出线条的欹侧变化，以及轴线的摆动，这种变化方式，所产生的美感，让人感到时而雄深厚，时而幽怨缠绵。

而在王铎投降之后的书法并没有变得柔弱无骨，而是骨力更胜从前，这一点我们从他在1647年写下的行书长卷《李贺诗帖》当中，就能看得出来。这件《李贺诗帖》几乎可以代表了他晚年书法的最高成就了。

书写这卷《李贺诗帖》的时候，王铎56岁，已经是投诚的第五年了，这五年间，他日复一日地临帖，将自己屈辱之感，挥洒在了书法当中，此卷险劲而沉著，有锥沙印泥之妙，是真正的骨力雄强之作。

在心理学上有一种“补偿性心理”，这种“补偿”是对一种“屈辱”的移位，借此来弥补自己“投诚”的屈辱，这也是他的书法在他降清之后，变得更好的心理性因素。

后世的大书法家吴昌硕曾经评价他的这幅《李贺诗帖》：

文安健笔蟠蛟璃，有明书法推第一。王铎的书法，则是一种苍凉与成熟的禅意，他流露出的矛盾与感伤使作品达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这种境界，让后世观者倍感精到，为之击节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