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对闻一多的高度评价。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于1946年7月11日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闻一多在悼念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

“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地杀！”

“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打倒的！”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倒在了昆明街头，为民主运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终年47岁。

闻一多的一生充满戏剧性，他是新月派诗人，埋首故纸堆的学者；最初反对鲁迅崇拜蒋介石，最后向鲁迅忏悔，与国民政府决裂怒骂蒋介石，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变成不屈不挠的民主战士。

闻一多生于1899年，湖北浠水人，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美术学院和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学习西方油画。1925年，闻一多回国后相继执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武汉大学、青岛大学。1932年秋，他执教于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闻一多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在美国遭受的种族歧视感触最深，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的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落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方所蔑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是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

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中国留学生人还组织了大江学会，倡导国家主义，认为只有国家主义才能救国。后来，闻一多厌倦了政治，决定还是钻进书斋，潜心治学，以至足不出户，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社的人是看不太起鲁迅的，因为他们都是欧美留学回来的博士硕士，在留学背景上鲁迅没法比。闻一多他曾在写给梁实秋的信中，将“非我辈接近之人物”作了排名，鲁迅是第一个。闻一多参加清华大学文学研究会为鲁迅举行的追悼会时还说：“鲁迅因为个性的关系，仇人很多，和他认识的人，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

闻一多最初的时候在政治上崇拜蒋介石，一度还想加入国民党。“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很多教授反对，闻一多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闻一多执笔写《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谴责张学良。闻一多基本立场是站在国民党一边，九一八事变是青岛大学爆发学潮，闻一多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蒋介石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闻一多，不会容忍对五四精神的背叛，蒋介石以专制挑战民主，毁灭了闻一多的自由主义。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1944年，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将青年节由5月4日改为3月29日，这引起了西南联大进步师生的强烈愤慨。闻一多更是怒不可遏，发出了“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的呐喊，积极参加了联大举行的五四纪念活动，闻一多对蒋介石是彻底失望。

闻一多痛斥蒋介石：“前几天有个刊物隐约地骂了蒋介石，于是他的党徒们嚷起来了……，骂一下都不行吗？咱们应该讲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叫闻一多，我就要骂！”闻一多屡屡抨击时政，国民党诬蔑闻一多为“闻一多夫”。

闻一多从一个自由主义的学者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一个经典性范本。闻一多的心路历程，从对鲁迅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闻一多在1944年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大会上，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忏悔之意：“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里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来自英美回国的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

闻一多的转变，对当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标本。闻一多曾经对华罗庚深有感慨地说起过：“要不是这些年颠沛流离，我们哪能了解这么多民间疾苦？哪能了解到反动派这样腐败不堪？”

毛泽东说，“要写闻一多颂”。闻一多值得歌颂，更值得学习。闻一多的牺牲是为民主为自由而牺牲的，国民政府腐败不堪民不聊生，闻一多拍案而起视死如归。知识分子面对人民的苦难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才是最大的悲剧，更不要说某些人只是权贵的御用工具，就知道阿谀奉承吹拉弹唱，“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知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