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在位时，北元是明朝的最大威胁。因此太祖多派精兵良将驻守北方，加强边防力量，形成了“重兵之镇，惟在北方”的现状。同时又“酌周、汉，启诸王之封”，数年间先后将自己的九个儿子自西向东分封在北部沿边一线。史载“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狭，控要害”，太祖此举不仅强化了北部边防的力量，同时也寄寓着他“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黎明”的多重设想。

除此之外，太祖又在边地设置都司和行都司，在西北又设立了众多羁縻卫所。太祖时期对北部边防通过以上三种形式的构建，使明朝北境形成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边防力量得到了极大加强，有效地遏制了北元军队的南下。

成祖至仁宣时期，都采用调派功臣宿将守边和亲自去边地巡视的做法来加强北部边防的实力。但是因为成祖削藩和北部卫所的不断内迁，这一时期明朝北部边防力量整体上是下降的，因此造成了日后明朝北边各地边军联通不畅的后果。

明朝对北部边防体系构建的最大成果莫过于九边地设立。对于九边的范围，明史载“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但是九边的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明代九边诸镇的设立开始于洪武时期，中经数朝兴革更置，至万历年间才最后完成，这一过程一直延续了二百余年。有明一代，九边体系是明朝对蒙古、女真各部防御的主要屏障。明朝的北部边防体系通过不断的完善，最终在万历时期得以成型和稳定下来。

数代君王的苦心孤诣使明朝构筑了以首都北京为防御中心，以九边军镇为前沿军事防点，以沿边众多卫所为抵御网络，以明长城为重要屏障和攻守阵地的多层次严密北部防线。在九边中存在的内官镇守制度也是明朝加强北部边防的一项举措。九边边防官制分为武将、文臣和中官三部分，内官制度是其中之一。

九边内官镇守制度对明朝北部边防力量起着破坏作用，因为宦官不知兵事，又依仗皇帝权威对边疆的军事行动指手画脚，从而导致了多次御蒙战争的失败。但是以当时明朝皇帝的角度考虑，他们都对功臣宿将颇为忌惮，对其不完全信任。尤其在九边中，边军数量庞大，明朝皇帝深知如果其中某一位将领与蒙古串通，预谋反叛，就会对明朝的统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出于此种考虑，从成祖到世宗，明朝皇帝常常将自己信任的宦官派往九边诸镇中担任镇守，监视边疆的一举一动。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可能发生的反叛事件防患于未然。因此，从明朝皇帝的立场上考虑，九边中的内官镇守制度也是加强北部边防的一种重要举措。

明中期九边卫所军制的败坏是导致该阶段明朝对蒙处于被动防御状态的原因之一。九边中的部分将领不仅“不知战斗与抚恤为何事”，无法率领部众有效抵御蒙古军队的南下，反而奴隶部属，厮养卒伍，对军中的政治生态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他们中饱私囊，结交权贵，造成了“以故边愈益坏而虏患益滋”的恶劣后果，与此同时九边的军费支出却常年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公元 1470—1520 年的中国正处于寒冷期，而这一阶段及之后的十几年中，正是蒙古各部频繁侵扰明朝北境，并进而纷纷由漠北故地迁居于漠南长城近塞的时期。由于处于寒冬期，西伯利亚寒流对蒙古高原的影响更为巨大，草场质量下滑严重，牲畜普遍不如以往肥大，蒙古人民的温饱成为了突出问题，因而也就构成了蒙古各部频频南下的一大动因。

各地不断发生的天灾加大了明王朝本已入不敷出的财政压力，辽东灾伤已极，召籴甚艰，这些灾祸的频繁发生，不仅使当地的百姓无家可归，陷于困厄之中，而且增加了明王朝的财政支出，使九边的军费短缺问题更加严重，从而又严重降低了边军的战斗力。

嘉靖十八年之前，九边中存在着内官镇守制度。因此明朝皇帝经常派心腹宦官去蓟镇担任镇守，监督当地的武将。宦官仰仗着皇帝的信任，在边军中作威作福，压制打击统兵将领，克扣贪污官兵饷银。遇到蒙古军队南下，他们时而怯懦惧战，只知拥兵据守，任凭蒙古军队肆意横行；有时又轻敌冒进，胡乱指挥，造成大军经常进入蒙古军队的伏击圈，损失惨重。

因为蓟镇周边的蒙古部落众多，所以边防形势十分严峻。蓟镇周边的强敌可以分为三种势力，其不断南下是蓟镇边防衰败的军事外因。明正统之后三卫不仅没有帮助明朝守边，反而常常与蒙古两翼联合，频频从蓟镇沿线南下，所以三卫持续地威胁着蓟镇的边防安全。

以北元大汗为首的左翼蒙古诸部。他们兵强马壮，雄心勃勃，动辄拥众数万频频南下，是当时蓟镇的心腹大患。嘉靖四十二年，土蛮汗拥众数万，并且联合右翼蒙古诸部南下蓟镇墙子岭，在东至蓟州，西至昌平的广大地区无所顾忌，肆意横行，使蓟镇的孱弱边防接近崩溃。

俺答汗统率的右翼蒙古兵势强盛，数十年间屡屡南下，威胁明边，令明王朝统治者十分忧心。俺答部的侵扰掠夺目标虽多在宣府、大同等地，但是庚戌之变一直是蓟镇边军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俺答封贡”以前，蓟镇边军一直提防着蒙古右翼部落的东进，这在无形中又增加了该处的边防压力。

蓟镇中存在的大量客兵、募兵队伍加大了蓟镇的财政负担。面对蓟镇边防空虚的局面，短视的明朝统治者非但不思救偏补弊之策，重整当地武备，反而将调集山西、陕西边军协防，征募当地农民为兵等一时的应急之策固定下来。蓟镇边防两千余里，守边边军兵力因逃亡而锐减，由此造成了蓟镇不仅无力组织对蒙纵深防御，甚至连最基本的摆边也难以面面俱到，因此无法抵挡乘隙而入的蒙军。